編者按
名物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重要領域，從《詩經》和《楚辭》開始就有名物研究的風氣。孔子說學《詩》可以“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研究名物不僅有助于通曉經典，更是對學者博聞廣見的基本要求。名物是一座架在曆史與現實之間的橋梁，名物研究使我們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曆史，觸摸曆史，從文字、器物和圖像中追尋曆史的真實。名物研究也讓我們可以探尋中國文化的脈絡，那些流傳千年的鳥獸草木意象背後，都包含着古人的真實見聞和情感寄托。本期刊發的三篇論文通過動物和植物意象探索名物的淵源、内涵和象征，指出其傳承不絕的文化意義，或者通過豐富翔實的文獻考據驅散曆史的疑雲，提出新穎的認知。（程傑）
作者：周 翔（南京師範大學詞學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白雀”最早見于《毛詩正義》。孔穎達注疏中提到：“鄭于《六藝論》極言瑞命之事。雲：‘太平嘉瑞，圖、書之出，必龜龍銜負焉。黃帝、堯、舜、周公是其正也。若禹觀河見長人，臯陶于洛見黑公，湯登堯台見黑鳥，至武王渡河白魚躍，文王赤雀止于戶，秦穆公白雀集于車，是其變也。’”（引自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之《毛詩正義》卷十六）孔氏說鄭玄所言瑞命之事提到“秦穆公白雀集于車”。鄭玄《易諱》則說：“各繇在堯《河》《洛》，穆公授白雀之書是霸……猶踟蹶，言将興之人皆有瑞應，無苟然者也。”（見漢鄭玄注《易緯·卷七·易是類謀》）秦穆公出狩有白雀集于車，此後霸業遂成。由此得知，“白雀”最早被視為政治上祥瑞的象征。《晉書·樂志》記載《白鸠篇》：“翩翩白鸠，再飛再鳴。懷我君德，來集君庭。白雀呈瑞，素羽明鮮。翔庭舞翼，以應仁幹。”（見唐房玄齡等撰《晉書·樂志十三》）更是明确表明“白雀”乃吉瑞之兆。此後曆代史書中記載“白雀”者，皆以此本之。伴随着社會生活場景的變化，“白雀”也有不同的意義。“白雀”作為古代祥瑞，最早出現在古代政治活動中。如《宋書》記載：“白雀者，王者爵祿均則至。”（見梁沈約撰《宋書·符瑞下》卷二十九）他是政治家霸業可成的隐喻。同時，還以“白雀居于庭”象征賢士能臣的美好德行。
“白雀”作為祥瑞的代表，已經與政治生活密不可分。在我國古代谶緯五行之說流行的社會現實下，福禍吉兇之兆成為政治家們預測國運走勢的一項名額。“白雀”作為祥瑞的代表，是古代社會常見的現象。它與白鳥、白兔、白鸠、白鵲、鹦鹉、赤鳥、赤雀等都是吉兆。按《宋書·符瑞志》所載：“宋時赤烏、白烏、三足烏、白雀、白鸠、白雉、白鵲、赤白鹦鹉等瑞鳥于元嘉二十四年之前凡上百見。”（見梁沈約撰《宋書·符瑞下》卷二十九）作為祥瑞之物，“白雀”入詩多表示好兆頭。一方面，“白雀”被視為貢物上呈天子。如《宋書》記載：“晉武帝鹹甯元年，白雀見梁國，梁王肜獲以獻。晉武帝太康二年六月丁卯，白雀二見河内南陽，太守阮侃獲以獻。太康二年六月，白雀二見河南，河南尹向雄獲以獻。”（見梁沈約撰《宋書·符瑞下》卷二十九）另一方面，政治家以祥瑞之象察政治得失，如後燕曾因見“白雀”而大赦天下。《十六國春秋》記載：“夏四月甲午有異雀，素身綠首，集于端門，栖翔東園二旬而去。以異雀故，大赦殊死以下，改東園為白雀園。”（見北魏崔鴻《十六國春秋》卷四十七《後燕錄五》）君主以白雀逡巡不去而減輕牢獄之罰。又權德輿曾上表皇帝說：“臣某等言：今日伏奉宣示，昭義軍節度使李元淳所進，于邢州獲白雀、白山鵲各一者。謹按孫氏《瑞應圖》曰：‘王者奉己儉約，尊事耆老，則白雀見。’又《晉中興書》曰：‘天下安甯則見。’”（見蔣寅箋，唐元校，張靜注《權德輿詩文集編年校注》）君王德政則天降祥瑞以賀，這類記載也表明了古代“天人合一”思想深入人心。
“白雀”同時象征品格高尚的人。如《十六國春秋·後涼錄》記載，侯瑾“能解鳥語”，曾出門見白雀與黑雀列行，慨歎“君子與小人相共居焉”，“遂去，不知所之”（見北魏崔鴻《十六國春秋》卷八十四《後涼錄四》）。據此可知，侯瑾以“白雀”“黑雀”比喻君子與小人。“白雀”本就是祥瑞美好的象征，君子不外乎品格高尚或具有美好德行的人，是以以“白雀”喻君子再恰當不過。史書中亦有賢臣逸士與白雀相關聯的記載，士有德行，則白雀巢庭。如晉朝羅含以文章名，德行無虧。在官舍時“有一白雀栖集堂宇”，“及緻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為德行之感焉”（見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列傳第六十二》）。又《梁書》載甄恬為父守喪至孝時“有白雀栖宿其廬”，州郡上書表其孝行，上即召并加授爵位。（見唐姚思廉撰《梁書·列傳第四十一》）又司馬申為秣陵令“以清能見紀，有白雀巢于縣庭”（見唐姚思廉撰《梁書·列傳第二十三》）。以上皆是品行高尚之人，白雀居其庭代表他們德以配位。要指出的是，三國時周不疑有《白雀賦》，今已不存，而唐人王顔的《白雀賦》則将白雀“皓然自居”的高尚象征與君臣德行祥瑞兩者合一，清人楊芳燦的《白雀賦》則又将白雀僅固定為“王者爵位均”的祥瑞。
“白雀”在詩詞創作中主要指向以下三方面的文化意義。第一，“白雀”在文學作品中多是以神鳥的面目現身，成為文人應制詩詞中的常用意象。如前蜀貫休《上盧使君》：“嘉樹白雀來，祥煙甘露墜。”（見前蜀貫休著《禅月集》卷五）皆是此意。另外，曆代文臣史官多以祥瑞進呈天子，“白雀”自然成為應制詩詞的常用選項，唐代令狐楚有詩：“青編書白雀，黃紙降蒼龍。”且有注言：“其日敕，鄜州奏白雀。宜付史館。”（見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三百三十四）再如唐代張永進《白雀歌并進表》即以“白雀”上表稱聖德。他在序中說道：“承白雀之端，膺周文之德。”其詩有“白雀飛來過白亭，鼓翅翻身入帝城”句（見陳尚君校輯《全唐詩補編》續十卷三十六）。張氏以“白雀降瑞”為詩，揚譽歌頌帝王功績，末句尤能見應制之特色。
第二，明清文人以“白雀”為典入詩詞，已不大取其祥瑞之意。現存明代含“白雀”意象的詩詞多以張堅護白雀與劉天翁的故事為主，或是敷衍其故事原貌，或是借典言志，與“白雀”為神明、祥瑞之本意相去已遠。段成式《酉陽雜俎》記載，劉天翁下凡欲除張堅，張堅因護白雀反被其捷足登天，張為天帝後“封白雀為上卿侯”。明代張泰《遊仙詞》其十六“白雀主人成白龍，老劉翻領太山封。天翁亦自讓捷足，莫怪凡夫争長雄”（見明張泰撰《滄洲詩集》卷二）即專述此事。明清之際王夫之《風流子·自笑》：“大笑天翁白雀，輸我偷騎。”（見王夫之《姜齋詞集》）以此典自嘲複國無望之無奈。清黃人《短歌行》：“白雀置酒迷天翁，下方小兒偷六龍。”（見清黃人《石陶梨煙閣詩》）此中除用張堅護白雀之典外還涉及《遁甲》“赤雀不來，國則無賢；白雀不降，國則無嗣”說。赤雀指代國有賢士，白雀則指代國有嗣承。然而，這一用法于古代詩文中并不常見。
第三，因為“白雀”的美好意象，諸多以“白雀”命名的現象、名勝遂誕生，賦予其廣泛的社會文化意義。比如後秦君主姚苌就以“白雀”為年号。（見唐房玄齡等撰《晉書·載記第十六》）古代詩詞中，常見“白雀洞”“白雀寺”“白雀城”等，亦取“白雀”祥瑞之意，可知“白雀”作為吉兆已經被廣泛運用到社會生活中。如“白雀洞”當為桂林隐山六洞之一，此洞因郡人獻白雀而得名，唐代韋宗卿《隐山六洞記》記之。宋代呂願中有詩：“洞中石燕可長生，白雀何因得浪名。無限好山難買得，世間奚用孔方兄。”（見明姚希孟撰《循滄集》卷一）當時孫抗亦詠《白雀洞》：“禽貴羽毛潔，地憐岩壑幽。”（見清陸心源撰《宋詩紀事補遺》卷八）另外，曆史上不止一處有白雀寺出現。如始建于南朝的常熟虞山白雀寺、甯波柘林寺後改名白雀寺、山西華陰市白雀寺等。其中名氣最大、文人留墨最多的當屬虞山白雀寺。明代王世貞曾撰《重修白雀寺記》并有詩記錄白雀寺的時代變遷。明代王寵探訪白雀寺前後留下七首詩篇，然詩旨并未多涉白雀。以上兩例展現“白雀”的祥瑞之意由初始的政教化向社會生活化過渡，其文化内涵經曆了自上而下的傳播。
要之，就現存“白雀”詩詞來看，它是吉兆、祥瑞的代表，成為古代文人歌詠的主要對象。白雀或被神明化，以示吉兆；或被賦予高潔的人格，以喻君子德行。與“鳳凰”“鶴”“喜鵲”等意象一樣，也是中國古代文學、文化中重要的祥瑞。然而，随着社會變遷，除祥瑞之意外，“白雀”的其他社會文化内涵已逐漸退出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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