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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25日,季米特洛夫訓示中共中共選派可靠人員,交由蘇聯情報機構差遣,用以執行對華北地區日軍調動軍情的偵察任務。
7月3日,聯共(布)中央通過決議,決定通過共産國際向中共中央提供100萬美元的援助。7月9日,季米特洛夫将繼續提供财政援助的聯共決議電告毛澤東,要求中共中央堅定立場,稱“唯一正确的标準”乃是否有利于摧毀德國法西斯戰争機器并保證蘇軍的勝利,凡是對此有利的都是正确的,都是好的,相反,凡是妨礙這一目标實作的一切行動都是錯誤的,都是有害的。
9月初,蘇軍統帥部還通過派駐延安的蘇聯情報人員,建議中共中央在蘇日戰争爆發後“派遣部分正規軍和遊擊隊到南滿開展作戰行動”。
1、要不要派軍“保衛蘇聯”?
在配合蘇軍作戰問題上,毛澤東表示“完全同意”,但與莫斯科訓示的不同之處在于,毛澤東設想的主要還是戰略上的配合,這一點最初在黨内也有不同意見。7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通告,指出一旦蘇日戰争爆發,中共将配合蘇聯對日作戰。
中共中央部分上司同志如劉少奇等進一步提出,戰争爆發後,中共必須“獨力反攻,以牽制日本”。對此,毛澤東一再強調,中共所能進行的配合隻能是戰略層面的配合、是長期的配合,而不是戰役的配合與一時的配合。
他在7月15日給周恩來的電報指出,中共将會盡最大的可能幫助蘇軍作戰,但會采取持久戰,同日本侵略者進行長期鬥争,而不是孤注一擲,他18日給劉少奇的電報也強調不進行大規模動作,稱“大動必傷元氣,于我于蘇均不利”。這顯然是将中共與中國革命的利益而非“保衛蘇聯”置于優先位置。
針對7月9日季米特洛夫關于“保衛蘇聯”的訓示,毛澤東在7月18日的複電中,一面表達配合蘇軍的決心,稱中共早在戰争爆發伊始就加強了對日軍的偵察,并着手破襲華北的交通線以牽制日軍,表示将盡一切可能配合蘇軍作戰;另一面,毛澤東強調了現實困難,稱配合作戰的實際意義不大。
他提到,日軍占領華北已經四年,期間在大城市、鐵路線、礦區等地修築了大量工事,裝備了優越的軍事設施,與此相比,中共軍隊的人力、物力和彈藥都相形見绌。他稱如若蘇日戰争爆發,中共軍隊可以進行配合作戰、也會不惜代價,但不僅不會産生太大的現實意義,反而可能得不償失:不僅自己會被擊潰,那些敵後根據地也可能喪失殆盡。他提出的政策是鞏固敵後根據地,進行廣泛的遊擊戰,并将堅持持久戰的原則,他為此還請求蘇方提供武器彈藥。
收到蘇軍統帥部9月初要求中共派軍到南滿的電報後,中共中央于9月8日複電,首先原則上表示同意,但接着提出一系列現實困難:正遭受日軍空前猛烈的進攻以至無暇抽調兵力;路途遙遠,最靠近東北的根據地距離沈陽也上千千米,途中日軍堡壘密布,隻有在日軍抽調全部的沿途兵力進攻蘇聯的情形下,中共軍隊才可能迅速抵達南滿,否則“隻能以很慢的速度潛入”。
最後,毛澤東表明了中共中央的立場,即在蘇日戰争爆發的第一階段,中共軍隊的主要任務是以現有根據地為依托開展遊擊戰争。事實上,毛澤東提出的各種困難盡管是客觀存在,但并非他拒絕派兵的全部理由,根本原因在于,毛澤東是将中共、中國革命與中國抗戰事業的利益置于“保衛蘇聯”的無産階級國際主義義務之上。
結合上述這一時期莫斯科與中共中央的互動,蘇聯遠東方面軍之是以拒絕周保中的請求,拒絕“直接上司直接指令”東北抗聯,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莫斯科正在推動中共中央派兵到東北采取“大規模動作”。
畢竟,一旦爆發蘇日戰争,僅僅不足千人的東北抗聯部隊是很難起到重大的、戰略性的作用的;而且,中共中央若同意派兵到東北作戰,也勢必将同東北黨組織恢複關系。屆時,如果東北抗聯處于蘇軍“直接上司直接指令”之下,或将對中蘇兩黨關系造成不必要的困擾。
2、要求派幹部到東北
事實上,1941年8月21日,季米特洛夫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就曾建議中共中央挑選兩至三名可靠的幹部派到東北,目的是加強與東北黨的聯絡,“在那裡建立鞏固的黨的上司和保證滿洲組織和你們之間的經常聯系”,以“加強和更好地組織政治工作和滿洲的遊擊運動”。
中共中央最初似乎并不清楚季米特洛夫的真實意圖。毛澤東在1941年9月8日發出的複電提到,中共中央已經着手選派100名優秀戰士和部分幹部,正組織他們學習爆破技術,以便日後将他們派到外蒙地區,交由蘇軍調遣到中國東北地區做軍事工作。
季米特洛夫并不滿意這個答複,他在9月20日的電報中追問中共中央能否承擔東北抗日遊擊運動的上司工作,以及中共中央打算如何實作這種上司?
對此,毛澤東的答複是,中共中央盡快将派出“滿洲中央局工作組”前往上司。季米特洛夫仍不滿意,繼續追問中共中央打算采取的具體措施,并要求中共向共産國際派出一個熟悉東北形勢的十人小組,要求包括兩至三名北韓人,目的是“為滿洲和北韓教育訓練聯絡工作者和黨的工作者”。
這個過程中,季米特洛夫隐瞞了已經同中共東北黨組織建立聯絡的事實。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争爆發。
日軍北上進攻蘇聯的可能大幅降低,其對蘇政策确定為“大體維持現狀,……盡量避免發生戰争”。日方還主動宣示遵守日蘇中立條約的決心。不過,莫斯科對戰争的擔憂并未降低,尤其是在遠東邊境地帶與日軍的摩擦仍層出不窮。
内務人民委員部下轄遠東邊防軍總局在一份同時送出内務人民委員部與總參謀部的報告中提到,東北日軍正在積極備戰,“情報顯示,在白衛軍和日本軍官們看來,日本内閣的更疊意味着對蘇戰争将迅速爆發。……戰争的日期取決于前線的局勢”。
遠東邊防軍總局每天都向莫斯科報告各類邊境沖突事件,并提到日軍情報機構頻繁活動的問題。一些報告還提到經常有假扮的日軍間諜主動投降并僞造越境經曆,通過審查後會在蘇聯境内收集情報,偵察包括機場位置、武器彈藥倉庫位置、部隊數量及裝備、鐵路線運作狀況等情報。除了邊防軍總局,包括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内務局等機構,也經常向莫斯科彙報日軍情報機構正在向蘇聯派出大批間諜的事情。
遠東戰争形勢以及日軍情報機構的活動引起莫斯科的警惕。在太平洋戰争爆發當天,莫斯科指令遠東方面軍進入臨戰狀态,并訓示加強對中國東北的戰略偵察。此後,遠東内務人民委員部局還明令禁止一切非必要的越境行為。
1942年初,莫斯科下令将外貝加爾軍區改組為方面軍,使之成為與遠東方面軍同一級的作戰軍團,至當年夏天,遠東方面軍和外貝爾方面軍建立了航空軍,并且在勘察加半島部署一個空軍師。
就是1941年底1942年初,季米特洛夫多次敦促中共中央加緊推進東北工作。
在1942年1月13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他要求毛澤東向莫斯科派出專門負責雙方聯絡工作的常駐代表,并派人到莫斯科學習聯絡技術等。他還接受了毛澤東關于開辟雙方經外蒙古地區的國際通道,并要求加快建立一條與大青山平行的同外蒙古的聯絡路線,經定邊、甯夏到查幹托洛蓋,以及經多倫的聯絡路線。關于東北問題,季米特洛夫要求中共中央加快派出中央局工作組,并要求了解這項工作的進度,他還敦促毛澤東向莫斯科派出熟悉東北情況的十人小組。
3、中共對東北工作的重視
太平洋戰争爆發後,中共中央認為蘇日戰争的危險基本解除,而自身處境也将好轉,一面,日軍将抽調華北與華中兵力南下,已“無大舉增兵之可能了”,對敵後根據地的掃蕩也将大幅降低;另一面,親美英的國民黨政府将陷入既不能降、又不能“剿共”的境地。
在1941年12月28日給全黨的訓示中,毛澤東将1942年的基本目标設定為“積蓄力量,恢複元氣,鞏固内部,鞏固黨政民軍。對敵僞以政治攻勢為主,以遊擊戰争為輔”。
關于配合蘇軍的問題,他指出,“如敵人不攻蘇聯,我們即取此政策以待敵軍之敝。如敵攻蘇聯或蘇聯攻敵,我們即有充分精力配合蘇軍作戰”。根據蘇日戰争危險已解除的判斷,中共中央實際上并未将東北問題視為極其緊迫的問題,隻是要求做好心理準備,并未進行任何有針對性的軍事部署或安排,也不再提在戰争爆發後如何配合蘇軍。
面對莫斯科接連催促東北工作進展的電報,毛澤東仍在繼續強調各種現實困難。2月15日,毛澤東給季米特洛夫的電報隻籠統地提出,已經針對可能爆發的蘇日戰争作了部署,包括加強了在東北地區的力量。
他接着再次強調現實困難,包括很難聯絡中共東北黨組織與東北抗聯,稱“在滿洲日本人有更鞏固的基地,是以很難同遊擊隊取得聯系,而以前遊擊組織的基地早就被摧毀了。對此我們注意不夠,是以至今我們在那裡的力量很少”。他請季米特洛夫幫助尋找與聯絡中共東北黨組織和東北抗聯。在電報的末尾,毛澤東還請求蘇方協助中共軍隊進行爆破訓練,表示希望能在蘇日戰争爆發的情形下做好這一方面的工作,請蘇方提供教官與訓練所用的炸藥物資。
毛澤東關于正在加強東北工作的表述并非虛言。
早在1930年代末王明、康生回國後,中共中央就設立專門的東北工作委員會,一是研究日僞統治下東北各方面的狀況,二是争取恢複與東北黨組織的聯絡。
委員會由王明擔任主任委員,成員包括楊松、劉瀾波、鐘子雲、孫三等,後來增補了李延祿、李範五和韓光。
1939年1月26日,在中共中央決定組建東北工作委員會的會議上,毛澤東訓示派交通員和電台到東北,設法與東北抗聯建立聯系。6月2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還在給共産國際的信中提到,在計劃于當年10月舉行的中共七大上,将有中共東北黨的代表參加。隻是,受日僞嚴密封鎖的影響,東北工作的進展并不大,東北工作委員會也未能派出大批幹部。
唯一重要的一次,是1939年6月10日派出原東北抗聯第七軍人員王鵬(彭申年)前往饒河一帶。王鵬于1940年夏抵達饒河,也順利見到了第二路軍第二支隊官兵,隻是因丢失了身份證明檔案而接受了長時間的審查,最終被周保中确認是“中共中央交通員”。蘇方獲悉消息後,很快就以派到莫斯科執行任務為由将王鵬帶走。周保中後來多次詢問,王鵬再無音訊。
接到季米特洛夫關于向東北派遣東北中央局工作組,以及熟悉東北情形的十人小組的訓示後,中共中央在1941年底訓示由韓光主持建立“中共東北工作委員會”(下文簡稱“東委”)。“東委”由晉察冀中央分局代管上司,時任晉察冀中央分局代理書記程子華擔任“東委”上司小組組長兼“東委”書記,韓光與時任晉察冀中央分局組織部長劉仁擔任副組長兼副書記。
中共中央訓示“東委”的主要任務為秘密抽調、訓練與派遣得力幹部到東北地區潛伏、活動與組織建黨,以及尋找東北抗聯。根據莫斯科的訓示,中共中央還從延安各機關機關抽調熟悉東北情勢的14名幹部,接受專門的訓練。韓光主持這批幹部在延安舉辦了為期三個月的訓練班,主要研究僞滿情況與中共中央對敵占區的政策、工作方法和任務,并且掌握到東北做地下工作應具備的條件與需要注意的問題。
中共中央對東北工作的關注并非僅僅受莫斯科的影響,背後也有中共中央關于未來國共關系的研判。
中共中央認為,未來抗戰勝利後的一個時期内,國共仍将合作,國内“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統一戰線的民主共和國的局面”,但國共合作的前提是中共對東北地區的占領。毛澤東在1941年7月9日給劉少奇的電報中,就要求預估未來内戰爆發的可能而有計劃地将軍隊集中到東北。
他指出,“須估計日本從中國戰敗後撤退時,新四軍及黃河以南的部隊集中到華北去,甚或整個八路軍、新四軍須集中到東三省去,方能取得國共合作的條件(此點目前不須對任何人說)”。
他為此訓示劉少奇直接負責控制山東半島,為将來由海路進軍東北創造條件,因為“山東實為轉移的樞紐”。了解這一點,就可從根本上了解毛澤東在此後多個場合屢次強調東北地區重要性的原因。
1942年春,中共中央根據掌握的情報資料,判斷蘇日戰争極有可能爆發,開始認真考慮派軍配合蘇軍作戰的問題。根據毛澤東的判斷,蘇日戰争有可能在1942年5-8月爆發。他為此訓示聶榮臻、左權等人評估戰争爆發後,中共派主力部隊待東北對日作戰的可能性,稱“蘇聯國防部要求我軍于日蘇發生戰争時派正規軍一部及遊擊隊一部開赴南滿策應他們作戰等情,請你們考慮是否有可能如何派法派多少并估計各種條件電告為妥“。
4、蘇聯的刻意隐瞞
在此期間,毛澤東決定加快“東委”的工作,并向蘇方做了通報。與此同時,他還請求蘇方幫助聯絡東北抗聯。
1942年2月18日,毛澤東緻電季米特洛夫如下:
現将我們在滿洲的工作報告如下:
(1)已給晉察冀邊區中央局發出訓示:補派從業人員到滿洲組織我們的工作。
(2)在延安集中了以韓光為首的14名滿洲籍從業人員(韓光的生平資料上次已轉發給您),他們到達晉察冀地區後将成立在中央局上司下的滿洲工作委員會,然後逐漸潛入滿洲。現在這些人在做準備,3月份可能從延安出發。
(3)我們已經找到了滿洲的黨組織。同滿洲黨組織負責人共同讨論了我們工作的問題,之後後者于今年1月被派回滿洲。
(4)我們三次派人去吉東,但還是未能在那裡找到遊擊隊。如果你們同他們有什麼聯系,請轉告他們,讓他們派人到晉察冀邊區中央局來,這樣我們就可以在我們和他們之間建立聯系。
毛澤東在電報中提到已經找到東北黨組織,并接觸到東北黨組織負責人。然而,當時東北黨上司人中隻有金策在東北,而他并未見過中共中央的代表。那麼,毛澤東電報中提到的“滿洲的黨組織”與“滿洲黨組織負責人”究竟是誰呢?
至于毛澤東請求蘇方協助聯絡東北抗聯的問題,季米特洛夫在4月3日複電中,斷然否認與東北抗聯有過聯系,拒絕透露東北抗聯的下落。這顯然是在隐瞞實情。
不過,季米特洛夫還是提醒中共中央不要貿然接觸抗聯隊伍,并告以東北抗聯已經被日軍情報機構滲透的消息,建議“認真審查他們将開始與其一起工作的人員之後,争取同地方黨組織建立聯系”。既然否認掌握抗聯的下落,為何又了解抗聯已經被日本情報機構滲透呢,以及提醒中共中央防範日本間諜呢?
有一個可能是,季米特洛夫非常清楚,毛澤東不可能聯系到當時滞留蘇聯的東北抗聯,才提出相關的建議。
毛澤東直到1942年7月才就季米特洛夫4月3日電報發出複電,他沒有再談東北問題,隻是請求蘇方協助撤退在新疆的中共人員,稱可以在爆發蘇日戰争時将他們派到遠東地區。收到電報的當天,季米特洛夫即複電追問東北工作進展,詢問中共中央此前通報的關于在1942年3月向東北派出工作組的計劃的實施狀況。
根據當時在延安的共産國際聯絡員孫平(俄文名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觀察,1942年7月毛澤東用“令人氣憤的話”講過,一旦日本進攻蘇聯,中共隻能在儲存自身實力的前提下進行配合作戰,不會進行大部隊作戰,在戰争過程中,也将依據形勢行事。孫平根據毛澤東的一系列講話得出,“我們如果和日本打起來,休想得到中共軍隊的援助”。
1943年3月16日,季米特洛夫給毛澤東發出一份極為簡短的電報,隻有一句話:“我們與滿洲的組織沒有聯系”。這或許是給毛澤東某次詢問的答複。
5、中共在東北的地下工作
但事實上,滞留蘇聯的東北抗聯官兵正在共産國際與蘇軍主導下,在1942年7月正式編入蘇軍序列,正在位于伯力市郊的北野營秘密整訓。季米特洛夫顯然再次向中共中央刻意隐瞞了事實。
基于雙方的互動程序,一種可能的邏輯是,季米特洛夫與莫斯科一度希望中共中央重視東北問題并加強東北工作,包括主動放棄名正言順歸并東北抗聯的機會,一再敦促中共中央派幹部到東北擔負黨組織和遊擊運動的上司工作。隻是鑒于中共中央的立場,最終決定放棄這一立場,不再敦促中共中央出兵東北,同時,拒絕透露東北黨和東北抗聯的下落。就是在1942年7月,突然提出并迅速完成了對滞留蘇聯的東北抗聯的歸編工作。
不過,盡管斯大林、季米特洛夫都未再敦促中共加強東北工作或配合蘇軍作戰,中共中央的東北工作始終沒有中斷。
1944年9月1日,中共中央還設立了以彭真為主任的中央城市工作委員會和城市工作部(彭為部長),其任務之一就是“開展滿洲工作”。9月4日,中共中央分别發出給晉察冀分局和山東分局關于開展東北工作的訓示,提出這項工作不但刻不容緩,還關系到未來中國之局面至巨。
中共中央還責成晉察冀分局、冀中區黨委、冀熱遼區黨委,以及山東分局、膠東區分局分别組織東北工作委員會并提供指導和幫助;新成立的五個委員會分頭開展東北工作,并直接接受中央城市工作部上司并向其彙報工作。訓示還要求,不必等待組織機構健全,可以先開始工作。
韓光在1942年2月主持“東委”訓練的14名幹部,經三個月的訓練,在5月結訓,此後即開始派遣。
此後至1945年夏,“東委”向東北地區的派遣工作一直在進行。
隻不過,與莫斯科的訓示有所不同的是,“東委”派出的人員主要前往哈爾濱、長春、沈陽、撫順、營口、阜新、盤山、鶴崗等大中城市和重要礦區,主要進行地下工作,而不是上司或發動抗日遊擊運動,或尋求與東北抗聯的聯絡。
根據中共中央訓示,所有派出的幹部都由“東委”單獨訓練、秘密派遣、單線聯系,派出人員之間也規定不得橫向聯絡。除了“東委”,中共中央社會部也在開展東北工作。抗戰勝利後,至1945年9月底,到沈陽與東北局接上關系的就有20多人,這批幹部大多被任命為活動城市的負責人。
韓光在新中國成立後接受訪談時講述了“東委”的工作情形:
1942年開始向東北單線派遣地勞工員,約計200餘名,散諸東北各重要城市。在日本帝國主義嚴密的特務統治下,存在和活動很成問題。我們要求派出人員第一是站住腳,第二是交朋友,然後相機做些工作,隐蔽埋藏,等待時機。
派出人員争取每一、二年回一次家(一般家在關内),由北京交通站送至晉察冀我們那裡,彙報工作;或者是寫封平安家信,這樣我們就知道他已安全落腳。有的人一次也沒回家或寫信來。作用一般很小。我們入沈陽時,好多同志來講了些小情況;也有起大作用的,如王光時(東北軍區軍械部長)和僞滿軍中的中級軍官有來往,做些工作,“九三”後搞過一個團來。派出人員中有黨員、團員,也有進步群衆,解放之後,人員散落各地,一直沒有清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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