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皖南事變前夕，葉挺給好友拍了一封電報，電報的部分内容如下：
“新四軍遲遲不開始行動，再繼續拖下去，中央可能會覺得是我故意違抗上面的指令，其實我很想落實中央的訓示，但實在無能為力……”
從這封電報部分内容來看，透露出兩個關鍵資訊：一、葉挺完全贊成中央北上訓示，二、葉挺在新四軍内沒有任何實權。
作為堂堂新四軍一軍之長，葉挺明明是新四軍的“一把手”，為何卻指揮不動整個新四軍的具體軍事作戰行動？
這一切的緣由，還得從當時那個特殊的年代講起。
1927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大革命的本質實際上是國共合作架構之下，國民黨人完全依靠蘇聯背書掀起的一場針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暴力鬥争。
鬥争的最終目的當然是要把西方帝國列強及其代理人幹淨、徹底地清掃出中國的國門，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強盛國家。
剛開始，這種偉大的理想和抱負，在孫中山先生的堅持下，尚能在正确的軌道上前進下去。
可孫中山先生病逝後，一切就突然變味兒了。
由于孫中山先生在病逝前夕沒有明确指定“接班人”，是以，國民黨内部起初是汪、蔣共治。汪精衛管黨政，蔣介石管軍隊，雙方之間一度對外還表現得親密無間。
然而，伴随着最高權力争奪的白熱化，蔣、汪二人分道揚镳，蔣介石在這場權力角逐的大戲中，除了以黃埔軍校為依托，鞏固自己的陣營，還果斷抛棄蘇聯，搖身投入到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列強門下。
此時，疾風驟雨的大革命早已讓西方帝國列強以及它的代理人們心驚膽戰。他們害怕紅色蘇聯支援下的國民革命運動，會摧毀他們多年在華積攢下的豐厚利益。
而這個時候，蔣介石突然遞來的“拜山帖”，正中西方列強的下懷。是以，在他們的要求當中，鏟除一切紅色革命力量，從根源上杜絕第二個紅色蘇聯的出現，便成為西方帝國主義列強支援蔣介石的主要條件之一。
在這種情況之下，蔣介石為盡早穩固其在國民黨内的權勢，索性也毫不含糊地答應了帝國主義列強的這個條件。
很快，“四一二”、“七一五”等針對中國紅色革命的事變爆發，廣大共産黨人在蔣介石的瘋狂白色恐怖之下，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
自此，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與蘇聯徹底分道揚镳，完全淪為了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及其在華代理人的統治代言人。
而在這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之下，共産黨人之是以不能有效反擊國民黨的嚣張氣焰，除了内部判斷、決策出現嚴重偏差，最主要是因為此時的共産黨人，在軍事上沒有一支絕對武裝力量做後盾，更沒有一支完全“黨指揮槍”的部隊給共産黨人撐腰打氣。（當然，這是單純從軍事層面而言的。至于其它方面也有很多因素，在此限于篇幅，姑且不表）。
是以，後來的共産黨人制定了一條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則，即隻允許“黨指揮槍，而絕不允許槍指揮黨”。後來的曆次革命實踐證明，這無疑是極為正确的舉措。
而葉挺後來出任新四軍軍長，卻無權調動新四軍，與之也有一定的關系。
葉挺出生于廣東的一個農民家庭，雖出生時的條件并不優渥，但好在少年時代的葉挺學習出類拔萃，在家人竭盡所能地支援下，他考入了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并參加了孫中山先生上司的粵軍。
自葉挺明事理以來，他就希望能夠靠軍事力量挽救中華民族于危難之中。可随着閱曆的增長，葉挺逐漸意識到，光靠軍事手段挽救中國是遠遠不夠的，中國革命要想取得勝利，就必須要廣大各階層的群眾積極參與。
而在加入國民黨後，當他目睹到國民黨内各種頑疾和陋習，尤其是大革命開始後，伴随着與共産黨人的逐漸接觸，他漸漸意識到，國民黨已無法承擔起拯救國家危亡和帶領民族走向複興的曆史重任。
是以，後來的他的政治取向逐漸倒向共産主義，并在加入中國共産黨之際，面對旁人的不解，葉挺說：
在入黨之後，他率領的“葉挺獨立團”在北伐之中，一路長驅直入，連戰皆捷，屢建奇功，打得吳佩孚、孫傳芳潰不成軍。葉挺也是以獲得了一代“北伐名将”的稱号。特别是在汀泗橋與賀勝橋戰役中，“葉挺獨立團”以2000餘人的部隊，一舉打得吳佩孚3萬精銳抱頭鼠竄之後，“葉挺獨立團”更是赢得了當之無愧的“鐵軍”稱号。
葉挺作戰善于以少勝多、以弱勝強，并且還能很好地把黨建和軍政結合到一起，充分調動廣大群眾參與進來，是以，白色恐怖那段特殊時期，在中國革命整體轉入低潮的情況之下，葉挺硬是将一個團，壯大成為八個團，成為南昌起義中的急先鋒。
可問題是，此時的中國紅色革命奉行的依然是“城市暴動論”，而反動勢力的力量也主要集中在城市，這就使得南昌起義迎來了令人唏噓的結果。
而相比較此時的南昌起義，後來的廣州起義就更顯得令人不可思議了。廣州起義之際，紅色革命力量不過才幾千人，國民黨軍卻将近有十萬大軍，以幾千人的力量與近乎十萬大軍血拼到底，無異于是以卵擊石。
作為久經沙場的一代名将葉挺，對此自然看得無比清楚。他與葉劍英等人極力建議主動撤出廣州城，奈何遭到共産國際顧問的反對，起義終因力量懸殊而告于失敗。
起義失敗後，葉挺遭到了共産國際的不公正對待，盡管葉挺親自前往莫斯科解釋，但架不住連廣州起義都沒參加過的王明所謂的《廣州起義紀實》的煽動，氣憤之下的葉挺隻得遠走他鄉，從此開啟了多年的脫黨生涯。
但葉挺并沒有是以放棄拯救國家和民族的希望。
1937年國共再次合作，南方八省紅色革命力量被整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也就是曆史上人們熟知的“新四軍”。
由于新四軍長期活躍于南方八省地區，而南方地區又是蔣介石集團統治力較強的勢力範圍，是以，新四軍軍長的人選便是頭等之重。
葉挺早年是國民黨人，後來雖然加入共産黨，但期間有數年脫黨的經曆，使得他這位“黨員”變成了“黨外人士”，這樣一來，與國共雙方都有交集，且政治可靠的葉挺便無疑成為最佳人選。
軍長的人選敲定了，副軍長的人選毫無懸念的落在了項英的頭上。項英早年出身勞工階層，曾與林育南、施洋等著名勞工運動領袖主持、參加過京漢鐵路大罷工等勞工運動。
而中央之是以沒讓葉挺以共産黨人的身份上司新四軍，而暫時讓葉挺以“黨外人士”的身份出任新四軍軍長，主要從維護和鞏固國共合作的長遠大局出發所作出的考慮。
這樣一來的結局就是，作為“黨外人士”的葉挺不能出席黨的會議，而中央的一些訓示，又都是項英轉達給葉挺的，那麼實際上葉挺隻剩下執行的權力了。
更糟糕的是，葉、項二人在生活風格迥異，又給後來隐患埋下了伏筆。
葉挺曾出任過國民黨的高官，又在國外生活過多年，在生活上自然還是有些講究的。在部隊視察時，他喜歡以馬代步，還有副官、衛士等多人随行。
在吃喝上，葉挺有自己的廚師，基本都是單獨吃小竈。空閑時候，葉挺還會請自己的廚師做幾道家鄉菜，邀請随他來新四軍的老戰友們小聚暢談一番。
而項英呢？吃苦慣了。他本就是窮苦人家的子弟，小小年紀早早就進入工廠做工，社會百态、人間辛酸他都嘗了個遍。是以，他過慣了艱苦樸素的生活，看不慣這種生活作風。
事實上，二人最大的見解不同主要在于新四軍未來的發展、生存之路。
當時對于新四軍的明确訓示是北上，作為職業軍人的葉挺也十分支援這個決定，并主張集中力量殺出一條血路，突圍出去！可項英卻想留在皖南繼續打遊擊。盡管葉挺費盡唇舌做工作，奈何項英最終做出了一條嚴重誤判的決策：後退，從西南突進。
不僅如此，項英提出要“精兵主義”，即所謂削減自己軍隊，以避免過度刺激國民黨軍，而葉挺則主張，應該放手發動群衆，壯大紅色革命力量，這樣，倘若國民黨軍發起突襲，己方也有足夠的力量來從容應對。
無論從哪方面來看，葉挺的洞察力無疑都是極為睿智、英明的，可惜這一切都沒能被項英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