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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被迫外包,中企在印度遭遇了什麼?

業務被迫外包,中企在印度遭遇了什麼?

【環球時報報道 記者 苑基榮 陳子帥】“在中國企業拒絕将其供應鍊和生産活動開放給印度公司後,中國公司最終決定将制造業務外包給印度公司。”《印度時報》21日報道稱,這是印度政府持續推動的結果,被看作本地制造商的“巨大勝利”。那麼,将制造業務外包是中企的自願選擇嗎?印度政府在其中扮演了怎樣角色?中企目前在印度的經營狀況又如何?《環球時報》記者就此采訪了一些在印中國公司。

自主選擇還是迫于壓力?

《印度時報》稱,印度大部分智能手機制造商在獲得“生産挂鈎激勵計劃”(PLI)的獎勵後迫切需要制造合同。PLI是莫迪政府為實作工業化、擴大出口和就業推出的政策,對手機、醫藥等特定行業的制造商提供财政激勵。

消息人士稱,印度本土電子産品制造商迪克森科技和卡邦公司是從中國公司獲得新業務的領先者。迪克森已從中國手機企業OPPO獲得一大筆手機制造訂單。OPPO的一個“原始設計制造商”(ODM)每月與迪克森合作的手機訂單規模約為50萬-60萬台。迪克森還從小米手中赢得了一大筆制造智能手機的訂單。另一家印度電子制造商Optiemus還與小米公司簽訂了獨家合作協定,生産音頻産品。

報道稱,印度政府在發現中國公司還沒有準備好向印度企業開放供應鍊後介入此事,這些中國公司在印度智能手機市場占據較大份額。三星和蘋果占據了印度智能手機市場約25%的份額,其他大部分市場被中國品牌占據。“由于三星進入印度市場較早,并通過自有工廠生産營運。對于有進取心的印度公司來說,隻能通過與中國品牌合作。我們希望有更多中國公司為印度企業提供技術和生産機會。”一名政府官員稱。

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中國南亞問題專家龍興春表示,如果這是企業自主選擇的商業模式,那沒有問題。但目前來看這顯然出自印度政府的背後幹涉和施壓,缺乏正當性,而這也是印度政府的一貫做法。

“一些在印中國大型手機廠如今一個中國員工都沒有”

台灣《電子時報》20日報道稱,近年,随着印度政府不斷加強對中國大陸實體和公民的審查,中企在印投資大幅下降。分析人士稱,中企迫于印度政府壓力不得不與已申請PLI的印企合作。

2020年加勒萬河谷沖突發生後,印度對在印中企采取一系列不友好政策,2023年以來更是變本加厲,企圖直接插手中國企業的經營,強迫中國企業将制造業務外包給印度公司。

印度《經濟時報》去年6月曾報道稱,印度電子和資訊技術部與多家在印度經營的中國手機企業召開了會議,包括小米、OPPO、vivo等公司,要求這些公司任命印度籍人士擔任印度分公司或者合資企業的首席執行官、首席營運官、首席财務官和首席技術官等職位。     印度政府還給中企設定了嚴苛規定,包括印度資本必須持股超51%;CEO、CFO等重要職務必須由印度人擔任;供應商必須是指定的印度企業;分銷商也必須是印度本地企業。有分析稱,這些規定使中企在印度市場的處境變得更加困難,甚至可以用“竹籃打水一場空”來形容中企的遭遇。

業務被迫外包,中企在印度遭遇了什麼?

當地時間2020年7月31日,印度孟買,一個市場裡,一名行人走過一家封閉商店,百葉窗上畫着中國手機制造商VIVO的廣告。(圖源 視覺中國)

印度《商業旗幟報》此前披露,莫迪政府去年曾要求業界提供一份名單,内容涉及願意将産能轉移至印度并願意與印企建立合資企業的中國供應商。一名在印中國企業的負責人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他親眼看到過這份名單的電子版。

這名負責人還表示,印度政府早就要求中企把制造業務外包給本土公司,他們想要深度嵌入中國手機産業鍊,在印度政府的打壓下,一些在印中國大型手機廠如今一個中國員工都沒有,包括管理層在内的員工全部是印度人。有些企業的中國員工不敢參與生産,害怕受到審查。“一些企業被迫停工一兩年,還有的徹底破産。原來在北方邦諾伊達工業區有很多中國手機工廠,現在越來越多企業做不下去了。”他還估計,中資面闆企業被罰款的金額達數億元人民币。《環球時報》記者還聯系了OPPO和小米印度公司相關負責人,不過由于擔心話題敏感,他們未接受采訪。

龍興春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小米在印度的手機很多都是交給印度工廠代工的,以輕資産的方式降低風險。雇用和管理衆多印度勞工太麻煩、風險太大。“企業身在屋檐下,有時不得不低頭,隻能通過提高品質要求和壓低價格做技術性抵抗。”

中企的遭遇不是孤例

22日,複旦大學南亞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謝超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印度這種做法兼具貿易保護主義和打壓中國企業與投資的目的。印度政府此前招商引資會加入技術轉讓條款,但遭到外資企業的抵制。如今印政府改變做法,先通過PLI計劃吸引外資,這些外資一旦進入印度市場就喪失談判能力,印度政府往往通過行政手段強行推動企業将生産工藝和技術引入印度。此時這些企業就陷入“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境地,如不配合印度政府,不僅将已經培育的市場拱手讓人,前期的投入也将化為烏有。一些企業的例子還表明,即使配合印度政府,賺取的利潤也無法彙回國内,難以用于國際投資。

中國企業的遭遇不是孤例。謝超提醒說,印度政府這種“殺豬盤”的操作,對其他跨國公司來說也值得警惕。其他與印度關系密切的國家,一旦在特定領域沒有配合印度政府,其在印度的企業也随時可能成為受打壓的對象。

一名中資包裝企業的負責人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他的企業也經受了印方各種刁難,但由于規模較小,受關注度較小,目前基本能維持正常經營,不過現在企業營運都是由印度人負責。他表示,“印度自我保護意識太強,應該用開放的眼光看中國,不應該用政治手段幹預市場,應該讓擁有近30億人口的兩個市場互相支援,自由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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