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湯滅夏，是中國古代曆史上的一段重要篇章。自西周時期起，這一曆史事件便在各種文獻記載中占據了突出的位置，成為一樁不可争議的曆史事實。早在西周建立之初，周公便在他的诰令中提及商湯滅夏的壯麗事迹，以此來警示當時的貴族階層，強調了國家興衰與君主的智慧和治理能力息息相關。
随後，曆代文獻，如《呂氏春秋》、《史記》等，以及戰國時期各家學派的學術著作，都詳細而系統地叙述了商湯滅夏的細節過程。這一事件在當時被視為驚天動地的大事，留下了深刻的曆史印記，以至于春秋戰國時期的史學家們仍然将其銘記在心。
然而，要尋找關于商湯滅夏的更為直接的文字證據卻變得異常困難。商朝雖然有專門的史書典籍，但這些文獻據今已經難以尋覓。《尚書》中提到的“惟殷先人有冊有典”表明商朝曾經存在着專門的曆史記載，但随着時間的推移，這些史書典籍的儲存變得異常艱難。
然而，雖然商朝本朝的記載難尋，我們仍然可以依靠豐富多彩的文獻和考古資料，以及後來的研究成果，來深入了解商湯滅夏這一曆史事件。
商朝是中國曆史上的第一個真正的王朝，其統治時間長達數百年。要有效地管理如此廣袤的疆域和衆多的臣民，商朝必然需要一個成熟的文書系統來傳遞政令、記錄曆史事件以及管理官員。這種文字系統至少包括兩套，一套用于與活人互動，包括傳達政令、編寫典籍以及記錄功績等，這就是布帛文、竹簡文和金文的用途。另一套則用于祭祀和與鬼神溝通，這就是甲骨文的用途。
甲骨文的發現是一項重大的考古發現。雖然它直到司馬遷的時代才被人們發現，但與《史記》中記載的商王世系互相吻合，這表明商朝确實有史書流傳下來，并留存至今。這些甲骨文以其獨特的文字形式，解鎖了古代中國曆史的一扇大門，幫助我們更深入地了解商朝的曆史和文化。
然而，盡管甲骨文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曆史資訊，但與商湯滅夏這一具體曆史事件有關的文字記載卻相當有限。目前所能查閱到的關于商湯滅夏的記載最早隻能追溯到西周以後，而這些記載在很大程度上都屬于後世的追記，其中不可避免地夾雜着編撰者主觀的篩選和篡改，其可信度受到一定質疑。
這一情況引發了一個問題：商朝距今已經過去了數千年，為什麼其文獻資料如此有限，以至于關于商湯滅夏這一重要曆史事件的記載如此稀缺？這主要是因為古代文書材料的儲存非常困難。布帛和竹簡這兩種主要的文書載體在經過數千年的時間後，幾乎不可能完好儲存下來，更不用說成功解讀了。這也是解釋商朝未能留下直接文字資料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幸運的是，商朝的文字系統還有兩個出色的儲存載體，分别是金文和甲骨文。金文刻在青銅器上，而甲骨文則刻在龜甲上。這兩種材料的堅固性使它們在經曆數千年後仍然儲存完好，這為我們提供了獨特的曆史線索。
甲骨文主要用于占蔔和祭祀，其目的是與神明交流以擷取神谕或祝福。這種文體的主要關注點在于祭品、祭祀對象的地位和祭祀規格，而不是曆史事件的較長的描述。是以，在甲骨文中找到與商湯滅夏相關的曆史資訊确實是一項困難的任務。甲骨文是有限字數的碎片性記錄，難以提供關于曆史事件的連貫性叙述。
商湯在甲骨文中被稱為"成"、"唐"、"大乙"或"天乙"等名字，表明他在當時的殷商社會中具有一定地位。然而，這些稱謂并沒有提供有關他的具體行動和功績的資訊。同樣，其他殷商的先君和先王，雖然受到隆重的祭祀，但甲骨文中也未提供有關他們具體事迹的資訊。
這一限制主要是由甲骨文的文體特點所緻，它們通常隻包含少量文字，難以詳細記錄曆史事件。相比之下，後世王朝的曆史記錄更加詳盡，因為它們使用了更為成熟的文書系統來編寫史書和紀錄曆史。
根據《禮記·表記》的記載，商朝的禮儀制度強調尊神，率民以事神，首先是祭祀鬼神，然後才是進行正式的禮儀。
夏朝作為商朝推翻的前政權，在商朝時期被視為鬼神存在。商朝人可能擔心夏朝君主或夏後對商王進行禍害，是以進行祭祀夏朝君主或夏後成為一種可能的防範措施。這種信仰觀念在甲骨文中有所反映，而一些曆史學者，如台灣的蔡哲茂和大陸的王甯，将重點放在甲骨文中是否出現了已知的夏後上。
然而，盡管甲骨文中出現了與"夏"相關的字詞，但這些字詞通常表示烈日下的含義，而并不代表夏朝這個政權的名稱。是以，在甲骨文中找到明确的夏朝政權名字并不容易。
有趣的是，雖然甲骨文中未提到"夏"，但卻頻繁出現了一個名詞"西邑"。這個名詞可能代表了某個地理或政治實體，但其具體含義和關聯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來解釋。
在甲骨蔔辭中，我們常常遇到東土、西土、北土等地理概念，但卻沒有出現過"東邑"、"北邑"、"南邑"等詞彙。是以，"西邑"的出現确實顯得突兀，尤其在商朝的史書中也沒有提到"西邑"這個地理機關。
"邑"在夏商周時期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國都，二是代指王朝。例如，"洛邑"、"大邑商"就是這種用法。然而，甲骨文由于文體和字數的限制，沒有透露太多細節資訊。我們隻能從"貞于西邑"、"西邑害"、"侑于黃尹，貞：侑于西邑"等片段來判斷，"西邑"似乎是一個與黃尹相關的實體，如果不定時進行燎祭，可能會對商王造成危害。是以，"西邑"很可能不僅僅是一個地理名詞，更像是一個政治實體或某個特殊群體的概稱。
清華大學對戰國楚簡《清華簡》進行的釋讀提供了一些線索。在其中發現了"惟尹既及湯鹹有一德，尹念天之敗西邑夏"、"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等内容。盡管《清華簡》也是周代的産物，但由于未經秦漢以來的史官篡改，其中包含了許多罕見而甲骨蔔辭中常見的特殊虛詞用語。這說明在編纂《清華簡》時，可能使用了原始的資料來源，其中很可能包括了商朝傳下來的直接或間接文書資料，是以具有較高的可信度。
既然商朝的文書和出土的甲骨文都提到了"西邑"，這似乎表明商朝人将他們推翻的政權稱為"西邑"。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我們在甲骨文中很難找到關于夏朝的記載，更不用說關于商湯滅夏的事件了。
然而，這一解釋也引發了新的疑問：夏朝人是否會将自己的政權稱為"西邑"或"西邑夏"？從商周兩個王朝分别自稱"大邑商"和"大邑周"的情況來看，夏朝的"西邑夏"似乎符合當時的習慣用法。然而，"西"這個詞并不符合正統王朝的自稱原則。
對于一個自認為是天下之主的政權而言，即使它的都城不在中原地區，也不會自稱為"西方之國"（張獻忠的"大西"政權是個特例）。例如，商朝的人有時會稱呼自己為"中商"，而周武王在滅商之後宣布"餘其宅茲中或（國）"，強調了自己居天下之中的政治地位。
在早于夏朝的堯都陶寺遺址，考古學家發現了用于測量地中的圭尺，這顯然表明自認為自己是天下之中的概念在堯舜時代就已經存在。是以，如果夏朝的統治者自稱為"西邑夏"，似乎在邏輯上不太合理，更合理的應該是"大邑夏"。
考古發現為我們提供了有關古代曆史和文化的寶貴資訊，然而，有時候這些發現也會引發新的問題和争議。在研究夏商之間的曆史時，夏商斷代工程的研究結論以及與二裡頭遺址相關的考古發現引發了人們對夏商興替的時間點産生巨大争議。
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河南偃師二裡頭遺址被認為是夏朝晚期都邑斟鄩。結合《清華簡》中的記載，商湯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是以，二裡頭似乎可以與"西邑"劃上等号。這似乎合理地解釋了為什麼商朝的文書和甲骨文中提到了"西邑"，并将其視為夏朝。
然而，考古學家發現，二裡頭遺址并沒有顯示出政權的改變或迹象。根據碳14測定，二裡頭遺址的絕對年代在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20年之間，而在這個時間範圍内，宮殿建築和宮廷禮制逐漸發展壯大，人口不斷增加，貴族群體和手工業作坊依然存在。這與商朝已經建立統治并滅亡夏朝的曆史事實不符。
此外，與偃師商城相比，二裡頭遺址在相同時期仍在大興土木，沒有顯示出政權更替的迹象，更沒有發現與《墨子》所提到的攻城戰相關的證據，因為二裡頭根本沒有外城牆。
從考古學的角度來看，二裡頭遺址的喪失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并不符合商湯通過暴力手段攻滅夏朝的曆史情景。二裡頭并沒有發現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人骨，是以也不可能是夏朝滅亡之地，也就不具備被商朝燎祭的條件。
這些考古發現引發了關于夏商興替時間點的争議，有的人認為興替發生在二裡頭文化的早期，有的人則認為發生在四期晚段。此外，鄭州商城的建設也表明夏商興替的時間點存在較大争議。二裡頭文化和二裡崗文化在中原地區的交替也經曆了漫長的過程，直到二裡頭城邑被改造成具有商文化特色的城邑後，二裡頭遺址才徹底失去了在中原地區的主導地位。
從考古學的角度來看，二裡頭文化和二裡崗文化在鄭州商城成為中原地區主導的過程中存在相當長的時間段内的區域重合。直到新鄭望京樓、荥陽大師姑等二裡頭城邑随着鄭州商城的興建而被改造成具有商文化特色的城邑，二裡頭遺址才逐漸失去了在中原地區的主導地位。
這一過程的漫長性意味着，如果将公元前1600年作為夏商分界點，那麼夏商興替的過程至少持續了50年以上。這與商湯通過暴力手段迅速滅亡夏朝的曆史情景不符。與此相對照的是，二裡頭遺址并沒有發現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人骨，是以不可能是夏朝的滅亡之地，也不具備被商朝燎祭的條件。
是以，甲骨文中提到的“西邑”和《清華簡》中的“西邑夏”群體，并不可能與二裡頭遺址相關。實際上，《左傳》中曾記載了夏朝滅亡的細節，提到夏桀攻克有缗導緻天下諸侯離心，最終失去了諸侯的支援而滅亡。這段記載指出夏桀在攻打有缗時，其都城被攻克，這一情況類似于纣王調集主力攻打東夷，導緻國都空虛被周武王攻克。
然而，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都表明夏朝滅亡時夏桀上司的統治族群并不位于伊洛平原的二裡頭地區。有關這一點，北大曆史教授孫慶偉曾提出猜測，認為在夏朝時期很可能存在着“兩都制”甚至“多都制”，夏朝一方面維持了在豫西地區的陽翟、陽城、斟尋等都邑，同時在其他關鍵地區建立了新的據點。
結語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夏桀因主持有仍之會（今山東濟甯南）而設都于西邑，同時，他也因攻打有缗（今山東金鄉）而率兵向魯西進發。結果，西邑最終被商湯攻克，夏桀被迫逃亡至南巢（今安徽一帶）。
至于故都斟鄩（二裡頭遺址）和晉南故地（東下馮遺址），商湯及其後繼者采取了懷柔政策，通過建設偃師商城、鄭州商城、東下馮商城等大量據點，最終完成了對夏朝原控制區域的全面取代。這一曆史過程的詳細揭示為我們提供了更清晰的夏商興替背景，盡管古代曆史的研究充滿複雜性，但考古學和文獻研究的互相印證使我們更接近了解古代中國政治、文化和社會的真相。曆史之謎可能仍然存在，但通過不斷的研究和探索，我們可以更好地還原古代曆史的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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