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開國大典背後的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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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羅瑞卿明顯感到壓力大增。
就在6月初的一天，周恩來把羅瑞卿召到了北京，當面告訴他，中央希望他出任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長。
羅瑞卿當時的身份，是華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兼第19兵團政委、太原前線總前委第一副書記。他剛剛參與指揮完太原戰役，正準備投身到下一場戰役中去。
聽到這個委任，羅瑞卿其實是不太願意接受的——他想到前線去打仗。是以，羅瑞卿向周恩來舉薦了時任中央社會部部長的李克農。但周恩來一句話就把他頂了回去：
“李克農有李克農的安排，你就不要講價錢了。”
當天晚上，毛澤東又召見了羅瑞卿，再次提出希望他出任公安部長。羅瑞卿知道事已至此，隻能收起自己去前線打仗的心了。他當場接受任命，并向毛澤東保證：
“堅決服從中央決定！一定當好主席和中央首長的警衛員！”
但毛澤東擺手否定了他這個表态：
“你是要當好新生國家的警衛員！”
羅瑞卿知道毛澤東這句話的分量，尤其是那“新生國家”四個字，頓時讓他覺得責任重大——他知道眼下就有一個最最重要的任務：
保障開國大典的安全。
也就是在1949年6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務會議做出決定：将于10月1日舉行開國大典，同時進行閱兵式和群衆遊行。
周恩來為此下達了“死指令”：一定要保證開國大典的全方位安全。
而作為未來的公安部長，羅瑞卿是第一責任人。
羅瑞卿，四川南充人，開國大将。先後擔任公安部長、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秘書長、解放軍總參謀長、中央書記處書記、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等職。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對待。1978年8月3日病逝，終年7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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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之是以要如此強調，确實是有道理的。
1949年1月31日，傅作義率領的25萬國民黨守軍按協定撤出北平，人民解放軍進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軍進入北平
但撤出城的，隻是國民黨的正規軍。
作為國民黨政府統治華北的中心，北平曆來是風雲際會之城，也是暗流湧動之地。根據當時掌握的材料，國民黨留在北京的各種敵特總數，接近2萬人。
而這兩萬“潛伏”的敵特，接到的首要任務就是：
不惜一切代價，破壞開國大典。
為此，中共中央當時特地将南下的第四野戰軍一部分部隊和中央警衛團、北平糾察大隊抽調出來，組建了一支公安部隊，保衛北平安全，尤其是保證開國大典安全。
由于我明敵暗，感到重任在肩的羅瑞卿随即又組建了一支人數在600人的“便衣警察大隊”，散布到北平城各個角落，力求将敵人的破壞行動扼殺在萌芽之中。
在公安部隊各方面的努力下，國民黨地下特務組織的一批蓄謀已久的破壞行動開始慢慢浮出水面。
看到那些被破獲的未遂案例，羅瑞卿既感到欣慰，又感到後怕：
9月14日，負責接待參加開國大典各方代表的北平亞洲飯店（現前門建國飯店）抓住一個前來送菜的菜農。當時已經放行，但因為一名哨兵發現這位菜農擡手擦汗時露出的胳膊很白嫩，心生疑心，經審問後，這個菜農為國民黨潛伏在北平的特務吳瑞金，當時身上攜帶定時炸彈，準備炸毀亞洲飯店；
9月下旬，公安一師二團排長劉栓虎在便衣巡邏時發現地上有一個“飛馬”牌香煙煙頭，由于這個煙不是當時随便誰都能抽的，劉栓虎蹲守五天後，抓住一個當時正在畫地圖的人，經審查為國民黨潛伏特務王以才，他繪制地圖的目的是準備在10月1日當天爆炸毛澤東車隊；
9月30日當天，毛澤東警衛員安科文帶着幾個警衛在天安門城樓上例行巡查，聞到一股嗆人火藥味後趕緊順着氣味搜查，發現隐藏在城樓上的一個炸藥包，數十米的導火索順着城牆放到了城根下，引線當時已經被點燃。
類似的案件還破獲了多起。在國慶前幾個月，羅瑞卿率領的公安隊伍對北平城區每一條街道和胡同進行拉網式清理，先後捕獲各類國民黨潛伏特務3000多名，繳獲大量槍支彈藥。
盡管預防工作已經竭盡全力，但羅瑞卿的心裡還是很不踏實：
“暗箭”都能清理，但如果國民黨放“明槍”，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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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大典前的一個月，聶榮臻幾乎每天晚上覺都睡不好。
在1949年6月之前，聶榮臻的身份，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華北軍區兼平津衛戍區司令員。但6月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務會議之後，他又多了一個讓他感到壓力最大的頭銜：
開國大典閱兵式總指揮。
這個任命，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一緻拍闆的。他們認為，這個職位非聶榮臻莫屬。
為什麼？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聶榮臻從自己做起，一直就很注重部隊的軍容軍紀。他麾下的部隊官兵，哪怕軍裝再舊，但也都是永遠幹淨整潔。
聶榮臻，重慶江津人。開國元帥。曆任中央軍委秘書長兼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科委主任、國防科委主任等職務。
但讓聶榮臻感到壓力最大的，并不是閱兵式的軍容軍姿操練。
當然，作為建國的第一次閱兵，中國人民解放軍要在全國乃至全世界的目光注視下展現軍容軍姿，這其中的壓力不可謂不大。聶榮臻自己就提出過：
“萬一戰馬摔了怎麼辦？萬一裝甲車開不動了怎麼辦？整個閱兵式不都亂套了嗎？”
但是，這些畢竟是能通過各種預演和措施，将可能性降到最低的。
讓聶榮臻感到壓力最大的，是一些看上去不可控的事。
1949年9月2日，在離開國大典隻有一個月的時候，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央上司人才最終決定：将閱兵地點定在天安門廣場。
在此之前，還有另一個候選方案：西苑機場。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機關和解放軍總部從西柏坡出發移駐北平。3月25日，在北平西苑機場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式。
這兩個候選地點各有利弊：
西苑機場之前已經成功舉行過閱兵式，但地處郊區，參觀閱兵式的群衆交通不便，且閱兵條件相對簡陋。
天安門廣場地處北平市中心，交通四通八達，設施齊全，但長安街比較狹窄，可同時展開的閱兵部隊人數有限。
最關鍵的是一點是：天安門地處繁華商業區，屆時數十萬群衆又聚集在一起，如果國民黨派飛機來轟炸，疏散起來有相當困難。而西苑機場疏散就相對友善很多。
國民黨空軍要在開國大典轟炸天安門廣場？
這件看上去匪夷所思的事，卻因為各路确鑿情報的報告，被證明幾乎是一件闆上釘釘的事。
據說更是拿到了蔣介石的原話：
“一定要在10月1日那天，在天安門廣場聽到爆炸聲。”
這是聶榮臻感到壓力最大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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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榮臻的擔憂，當然也是有理由的。
1949年5月4日午後，6架國民黨空軍B-24轟炸機從青島起飛，突襲北平南苑機場上空，共扔下30枚重磅炸彈，造成解放軍損失飛機4架，死傷24人，炸毀房屋196間。
這次空襲，也證明了當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還在起步階段，北平的防空體系也不完善，很難預警和防範國民黨空軍的空襲。
如果開國大典遭遇國民黨空軍轟炸，怎麼辦？
為此，聶榮臻和相關部門絞盡腦汁，盡可能地先想了兩個辦法。
首先，把開國大典的時間放到下午3點開始。
一般來說，各國的典禮和閱兵式都是放在上午舉行的，但聶榮臻提議放到下午，也是出于無奈：
國民黨空軍用于空襲的轟炸機是美制B-24轟炸機，時速488公裡，最大航程是3380公裡。國民黨空軍當時位于浙江舟山群島的機場起距離北京1230公裡，B-24大概需要3個小時左右飛到北平上空。
但是，B-24有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夜盲”。一旦天色變暗，B-24的飛行和起降都有重大安全隐患。
是以，如果開國大典放到下午3點舉行，即便國民黨空軍的B-24轟炸機群屆時飛臨北平上空，但返航時會面臨重大安全隐患，這會讓國民黨空軍有所忌憚。
但是，這隻能說是做到了“預防”中的一個環節，一旦國民黨空軍真的飛臨北平上空，怎麼辦？
1949年10月1日的開國大典閱兵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年曆屆閱兵式中，唯一放在下午舉行的一次。
于是，又有了第二個措施：讓參與閱兵式的人民解放軍戰機“帶彈”接受檢閱。
在世界各國的閱兵式曆史上，空軍“帶彈”上陣是聞所未聞的事，但為了預防國民黨空軍空襲，這也是一件無奈之舉。
按照部署，屆時在閱兵式飛過天安門廣場上空的17架飛機中，有4架将會帶實彈：兩架是美國的P51“野馬式”戰鬥機，兩架是英國的“蚊”式轟炸機。這四架戰機将各自配備數挺12.7毫米口徑機關槍，各攜1800發機槍子彈。
萬一在閱兵式當天遭遇國民黨空軍，參與檢閱的這四架戰機将直接在空中投入阻截戰鬥。
值得一提的是，駕駛P-51“野馬式”戰鬥機的閻磊和趙大海，以及駕駛“蚊”式轟炸機的飛行員鄧仲卿和王玉珂，這四人都是從國民黨空軍那裡過來的——不是被發展的地下共産黨員，就是起義人員。
在開國大典這樣的重要場合，将四架帶彈的戰機交給四名原國民黨空軍飛行員駕駛，也需要足夠的魄力和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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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上午10點，北京（9月27日後由“北平”改成“北京”）新華廣播電台向全世界播發了一則消息：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儀式，将于今日下午三點，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
中央人民政府隻提前5小時發出正式公告，也是出于安全保護的需要。
下午3點，在天安門城樓上，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林伯渠宣布典禮開始，随後毛澤東向全世界莊嚴宣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在《義勇軍進行曲》的旋律聲中，毛澤東按動電鈕，新中國第一面五星紅旗冉冉升起。全場肅立，向國旗行注目禮。廣場上，五十四門禮炮齊鳴二十八響。
開國大典上毛澤東在發言
當廣場上群情激動的時候，羅瑞卿的壓力也大到了頂點——這是檢閱數月以來安保工作成果的最關鍵時刻。任何有準備的和預料外的插曲，都不能發生。
而就在典禮進行的過程中，羅瑞卿接到了安保人員的一個電話：有一名女子要強行從直通天安門觀禮台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入口闖入，但她沒有任何證件，隻是說“我是中南海辦公室主任，我要到主席那裡去！”
羅瑞卿在了解了那名女子身份後，還是堅決回答了四個字：
“照章辦事！”
那名最後依舊被擋在門外的女子，名叫江青。
朱德是開國大典閱兵式的檢閱總司令
而此時此刻，壓力一點也不比羅瑞卿小的，是閱兵式總指揮聶榮臻。
在開國大典進行的同時，聶榮臻時刻關注着自浙江到北京沿途的防空警報站的報告，所得到的報告都是：
沒有發現敵機蹤迹。
下午4點35分，開國大典閱兵式的空中分列式開始了。
當時人民解放軍空軍幾乎全部的家當——17架各類飛機排着整齊的隊形依次飛越了天安門廣場上空，廣場上的30萬各界群衆歡呼沸騰。
其中2架P51“野馬”式戰機和兩架“蚊”式戰機通過天安門之後（其中P51“野馬”式通過了兩次），立刻上升到了3500米以上的高空，在北京東南的通縣、大興、良鄉外圍地區上空盤旋警戒。而北京周邊的高炮陣地也嚴陣以待。
當時因為人民解放軍的空軍一共隻能拼湊出17架飛機參加閱兵（已經包括了運輸機和教練機），是以最終周恩來隻能無奈想出一個點子：9架P51“野馬”式戰鬥機在飛完第一次後，“調頭”跟着後面的隊列再飛一次。是以當時很多人以為當天飛越天安門廣場的有26架戰機。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
北京上空天氣晴朗，至始至終沒有出現過國民黨空軍的影子。
難道，蔣介石放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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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中午，廣州東山梅花村32号，陳濟棠公館。
自國民黨軍隊敗退到廣州後，這裡就成了蔣介石的居所。
這一天，蔣介石在公館裡來回踱步，坐立不安。
每隔一段時間，房間内的電話就會響起。那是國民黨空軍司令周至柔打來的：
“校長，再不下令起飛，我們的飛機就不能按時到達了！”
周至柔在電話裡不斷地催促蔣介石，但蔣介石卻始終無法下定決心。
在開國大典那天派空軍轟炸天安門廣場，是蔣介石自己出的主意，也是他親自布置給周至柔的。為此，周至柔也做了周密的安排和籌劃。
但到了最後一刻，蔣介石自己卻猶豫了。
客觀事實其實是擺在眼前的，蔣介石自己心裡也清楚：
轟炸天安門，除了出一口惡氣之外，自己能得到什麼？
難道就能奪回天下了？緊連着天安門的故宮也被炸毀怎麼辦？美國人會怎麼看待這一次行動？最關鍵的是，中國的億萬老百姓從此以後将怎樣看待你蔣介石？
周至柔最後一次催促電話鈴聲響起。
蔣介石拿起了話筒，說了四個字：
“任務取消。”
電話那頭的周至柔不敢相信：
“校長！請您再考慮一下！我們準備得很充分！肯定能完成任務！”
“任務取消！”
蔣介石又重複了一次，挂上了電話。
窗外，廣州正午的陽光耀眼，一天才剛剛過去一半。
但蔣介石自己知道，一個舊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敗退到台灣後到蔣介石
本文主要參考來源：
1、《開國大典幕後的秘密警衛行動——訪北京軍區原顧問吳烈》（孫國，《黨史博采（紀實）》，2005年01期）
2、《開國大典的秘密警衛》（姚遠，《傳承》，2009年19期）
3、《保衛開國大典》（穆玉敏，《檔案春秋》，2009年10期）
4、《雛鷹展翅——解密開國大典受閱飛行背後的故事》（張子影，《安徽文學》2017年10期）
5、《蔣介石緣何放棄空襲天安門開國大典》（胡達，《文史博覽》，2004年10期）
6、《開國大典背後的細節，你知道嗎？》（微信公号“共青團中央”，2019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