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為古都西安一重要地标。許多人都知道這裡曾經是明代秦王府和清代滿城所在，民國曆史上一度還曾叫過“紅城”，而“新城”也是民國年間由“紅城”改名而來的，但卻并不清楚“紅城”何以改名“新城”，當時還發生過怎樣的争議。
史料記載，“紅城”是西安解圍後，在首次國共合作的背景下，1927年1月由于右任先生主政的陝政當局命名的，四一二政變後，國共合作破裂，以馮部石敬亭任代主席的陝西省政府由著名的“北院”遷此辦公，遂複改“紅城”為“新城”。
據民國十六年（1927）11月石敬亭起草、宋伯魯書丹的《陝西新城記》講，其改名是“處維新之世，為革新之舉”；據《禮記·大學》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表述，其名稱寓“革故鼎新”之意，而其宗旨乃在與中共劃清界限。但具體到所改的名稱，當時有些名紳大老則頗不以為然，甚至直視其為顢顸之舉。如毛昌傑先生《君子館日記》1927年11月20日即說：
新城者即舊皇城明藩故址，故相沿有此稱。今于右任執政，深惡“皇”字，易為“紅城”。近人又易“新”字，不知“新城”乃舊時滿城名。近執政者所不知也，即至細事，無不可笑，荊公、呂慧卿所為，不至如此也。
言下這純粹是懵懂胡鬧。因為在毛老先生看來，舊時滿城就曾叫做“新城”，民國既是推翻滿清以後所建，此時再以“新城”呼之，則難保不有些複辟清室出賣民國的嫌疑。查史志文獻，迄無滿城曾稱“新城”的明确說法，但是清乾隆《西安府志》卷九《建置志》已有滿城“門五……西北曰‘新城’”的記載，清嘉慶《鹹甯縣志》卷一《城圖》和《縣治北路圖》，也均有稱滿城西華門以北之後宰門曾稱“新城門”（有文稱“新西門”，非是）的記載，其卷十《地理志》又有“自順治二年分城内東北隅地，自鐘樓東至長樂門，北至安遠門東，因明秦王府舊基築八旗駐防。城門四：西南曰鐘樓，鐘樓北曰西華，又北曰新城，鐘樓東曰端履”的記載，甚至《城圖》上鐘樓與端履二門之間，還有“新城小坊”的字樣，《地理志》“城内南路”下，也明白地寫着“新城小坊”。
《日記》所謂“不知‘新城’乃舊滿城名”，即使和幾處的門稱“新城”無所關涉（以“新城門”三字僅隻表示城門之晚開新開，跟城之新舊并無關系），怕也不能就說與兩處的“新城小坊”了無淵源。故而此說盡管眼下尚無直接的史料支援，卻斷斷不能指其的屬壁構、絕無道理。否則，至少《鹹甯縣志》兩處“新城小坊”的記載，便實在是不好解釋。
是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毛先生的這個批評，的确稱得上誅心之論，而從其居然将其與宋王安石、呂慧卿“變亂祖宗家法”的“熙甯變法”相比況，指斥“執政者”及其身邊出謀定計的人都是些糊塗蛋觀之，足見此舉在先生眼中，當是何等的愚妄與可笑。
毛昌傑先生字俊臣，陝籍江蘇人，清季舉人，曆任湖北知縣和南京法治院參事，“城圍”期間任關中道尹，當時身為陝西省政府顧問，于右任、茹卓亭、李約之、李子彜、劉定五等皆出其門下，胡景翼将軍囚處省垣時，亦曾親承其教誨。其日記所記頗多此期政府之内幕，以其所具之人望和影響，遙想彼時贊成或附和其觀點者，當不乏其人，其間與執政者的往返交鋒，想必也一定相當激烈。可惜绌于史料的囿限，我等現在已經很難看到這方面的原始記載，并藉以還原當時雙方争論的實況矣。
這則日記寫于1927年11月20日，即石敬亭交卸代省主席的翌日，估計當是先生聞知石氏卸任有感而發的追記，而事實正如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和看到的，譏刺歸譏刺，反對歸反對，以石氏為首的陝政當局并未因為先生等人的譏刺和反對而稍改其志，收回其易名“新城”之定見。
盡管現在有學者說“（紅城改新城）這不僅不是革新，而且是最大的倒退”（武複興《漢唐長安風采》語），但彼時的當軸者還真的就這樣做了，曆史也真的就這樣走完了民國，走進了新中國，一直走到了現在，居然沒人再提這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