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晨：一個女演員的“自救”
在戛納的那幾天，姚晨在微網誌上記錄着自己的日常，逛早市，看電影，為在海邊停留的一隻鴿子拍照。
這次去往戛納，姚晨的身份是電影《臍帶》的監制，這部電影作為中國電影基金會—吳天明青年電影專項基金主辦的“中國青年電影推廣計劃”入選影片，在戛納國際電影節期間進行展映。
毒眸第一次在戛納見到姚晨，是在中國青年電影之夜。此次戛納之行對姚晨來說是珍貴的，作為青年導演電影作品的推介人，她珍惜每一次代表中國影人在戛納發言的機會。直到抵達會場前，姚晨仍然在路上完善着她的發言稿，斟酌自己想要表達的内容。
在第二天的“女性電影人更多可能性”論壇結束後，我們坐在戛納國際館的中國館裡聊天。場館是臨時搭建的，隔音算不上理想，時不時地會傳來人流和車流的聲音，整場談話的内容也不在預料之内——比起尋找一些答案，更像是一次漫談，一次計劃之外的靈魂碰撞。
姚晨向我們分享了她作為女演員的困惑與掙紮，在成為兩個孩子的母親之後，帶着新的目标和期待重新出發的過程，以及在監制這個新的身份中所産生的新的感悟。
聊天結束後，姚晨馬不停蹄地出發，趕往她的下一個行程。路過海邊的廣場時，她停了下來，和廣場上的鴿子們玩耍。戛納的風是自由的，在戛納的姚晨同樣是。
以下是對談實錄：
從台前到幕後
毒眸：從演員到監制，這種轉變是在什麼契機下發生的？
姚晨：每次被人問到這個問題，我都會很老實地回答，就是來自于一個女演員的“自救”。因為當時我剛生完第二個孩子，你能感受到所謂的職業邊緣化。
雖然我會有很多劇本可以選擇，但是因為我的生命階段發生了變化，思考的東西也發生了變化。當我覺得自己終于來到了這個生命節點，終于可以有能力去诠釋一些更有深度的、更有趣的人物，可以做更加深入的探索時，才發現其實根本就沒有。市面上太缺乏給我這個年齡段的女性書寫的劇本。
《三貴情史》
其實我現在看青年男性導演的劇本，他們倒是會經常寫到成年女性的角色，可能來自于他們對于母親的感受。很有意思的是，他們劇本裡的母親形象都是比較痛苦、苦澀和偏執的。我覺得其中充滿了不了解，甚至是不了解。是以他們寫的女性形象都相對比較單一，這讓我還挺迷茫的。
抱怨也沒有用，在合适的場合表達我的感受當然是應該做的，但更重要的是怎麼去做。在那個時候我想，行業是很難改變的，但我得先把我自己救活，是以就成立了“壞兔子”。當然，我也不是沒戲拍，但還是想為自己找一些和我自己内心相對同頻的角色。
我監制的第一部片子是《送我上青雲》，那個項目是當時我們制片人頓河拿到我面前來的，很快就定下來了。對我和頓河來說都是第一次嘗試參與到制作當中，兩眼一抹黑地在做，有很多經驗上的不足，但都拼盡全力了。直到現在，我們每次機會的時候都還是會聊到《青雲》，大家像戰友一樣一起戰鬥，是很刻骨銘心的創作過程。
《送我上青雲》
毒眸：對觀衆來說也是很重要、很難忘的體驗，特别是對于女性觀衆。
姚晨：《青雲》的整個制作過程也讓我更加深刻地意識到，創作是一個整體完成作品的過程，這個整體不僅僅隻是停留在“作”的部分，從前期的決策、編劇工作，到後期的剪輯、調色、特效，再到宣傳和發行，它都應該是一個整體。
甚至我覺得電影還有一塊留白，是留給觀衆的。當它在電影院放映後，觀衆的反應是電影的最後一塊拼圖，這個時候一部電影才真正完成了，這是《青雲》這部作品帶給我特别神奇的感受。
我以前也會說“一個作品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但直到《青雲》後，我才意識到這個“集體”是多麼大。
毒眸：是以生完二胎的生命體驗，和第一次做母親相比有很大不同嗎？
姚晨：我有時候不是很願意把小孩跟我的職業完全挂鈎，如果我的職業開始遇到一些瓶頸，我就認為是生孩子的原因，那對他們來講是不公平的，因為他們也給了我很多新的生命體驗，這個是不可否認的。
但生育對女性的生理造成的“破壞”也的确是真實存在的。生一胎的時候其實倒還好，那時候精力體力各方面還能顧得過來。但當我很快地有了第二個孩子之後，生理和心理上的雙重壓力都變大了。
我記得我生完二胎以後，我工作室的員工，除了我的經紀人都走了。當然我們到現在還會在朋友圈互動，偶爾見到我還是覺得很親切。我是完全了解他們的，他們都是年輕人，也需要成長，發展自己的事業，需要去體驗職業給他們帶來的幸福感，但是可能在一個“老在生小孩的女藝人”這裡，就算再有感情，也難免産生搖擺。
後來我們就租了一個兩層的小樓，決定大幹一場。那天我印象很深刻，陽光燦爛的，外面還有綠植，陽光透過綠植照進那間小屋子，我們幾個站在空蕩蕩的小樓裡——萬事俱備，隻欠人工。
毒眸：一定是為了讓你有新的體驗，是以才要改變眼下舒适的環境。
姚晨：現在我很怕有人問，這個劇本裡的這個人物怎麼沒有成長？我每次都會跟他們講，不是每一個人都需要成長的。人物是需要變化的，但不代表每個人都非要成長。成長就意味着某一種強制性的、所謂的變好，到底什麼是好呢？到底誰來定義？
現在我在藝術創作上會更加誠實，更體恤我自己。是以以前的那一套動不動就要人物成長的标準，也都被我摒棄了。
表演藝術的信徒
毒眸：你好像很善于用某一天的環境、天氣和場景，去标記一個重要的事件。當時在《十三邀》上，你也是這麼跟許知遠描述你去難民營的經曆的，這好像是你标記事件的一個方式。
姚晨：可能也跟我從事這個職業有關系，腦子裡會記錄這些畫面。我這兩年在想，活着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活着的意義就是感覺啊，感覺這一切，好的不好的，痛苦的歡樂的，悲傷的困惑的，都需要去感覺。當我們離開這個世界的那一刻，腦子裡閃過的隻會是一些生命中的畫面，其實什麼都帶不走了。是以這些畫面都像電影畫面一樣印在我的腦海裡。
毒眸：剛才在女性論壇上你有提到，很多男人其實不關心女人的精神世界，隻是關心她肉體上的變化。
姚晨：我沒有性别歧視的意思，也很尊重非常優秀的男性。但是又不得不承認，單就我身處的這個行業來講，确實有很多男女影視從業者不夠平等的情況出現。這種不夠平等，就是會時常讓你的心理上有失衡的時刻。
女性論壇現場
改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非常漫長的過程。現在我們所有的表達，都是為了在我們後面的人，不用再去經曆這一切，她們可以去解決新的問題。其實我們也隻是墊上一塊磚，每個人都墊上一塊，這條路就可以一直往前鋪下去。
毒眸：你在當下這個節點，找到的“墊那塊磚”的方式是什麼？
姚晨：這個問題也是我自己在想的，每次我都會回到我自己内心的那個原點。這也是我跟許知遠聊到過的，我在去北京電影學院的第一天，到了宿舍之後，同學們都在說自己的夢想是什麼。我很輕聲地說，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個偉大的演員。
我記得我當時說這個的時候也遭到了許知遠的嘲笑，他發出很輕蔑的笑容。後來他解釋了他的原因，我也了解了，我就在這兒解釋我的原因。
其實在演員這個職業領域，我無數次想過要放棄。一開始考進電影學院的時候，我是喜歡這個職業，而且我發現那個時候很容易把熱愛兩個字挂在嘴邊，“我熱愛我的職業，我熱愛表演。”
《武林外傳》
但你發現那個時候其實根本不會熱愛，因為你很容易就想放棄。做演員确實會遭受到很多很孤獨、很痛苦的時刻，那種痛苦是别人看不到的，那些時刻會逼着你自我懷疑。
我懷疑過自己可能沒有天分，可能又選錯行了……隔一段時間就會來一次，不斷地自我懷疑和掙紮。但是又會有一些小的肯定出現，支援我再往前走一段，就在這樣反反複複的過程中，發現自己不知不覺地走了二十多年。
我今年43歲。當我發現我已經用了二十多年去研究表演這一件事情的時候，我已經有資格說一句，我是真的熱愛這個職業，我願意為它花幾十年的時間。
我也依然會有很多脆弱和恐懼的時刻，但我還是想在這條路上往前走。我甚至到現在還會跟我身邊的朋友去争執，說“表演是一門藝術，表演不是你們想的那樣”，因為表演這個職業是最容易被讨論的，是以很多人也覺得它是最沒有技術含量的。
“表演是一門藝術，表演的門檻遠遠比你們想象的要高，不是一個大家以為的會哭一哭，會笑一笑，長得漂亮一點，會把詞說清楚，就叫表演了。”——我現在還會這樣去跟人據理力争，就像一個表演藝術的信徒一樣，還是對表演很虔誠。
毒眸：在反複陷入自我懷疑的過程中，是怎樣重建立立對表演的信念感的？
姚晨：我拍戲其實不多。從業20年，主演的電視劇隻有8部，電影也不多，可能對很多人來說8年20部才是正常的。我可以給你們數，《武林外傳》《潛伏》《都挺好》《搖滾狂花》，就這些。
毒眸：總覺得你拍了很多。
姚晨：因為這些戲你都知道。也有人說覺得我很會選戲，其實就是因為我拍得少，我都是根據自己這段時間的變化，去選擇我的下一個角色。
自我懷疑的時刻就會在我等待和變化的過程中出現。你拍了一部戲，成功了，所有人都會希望你趕緊接下一部，你應該趕緊開始，不要老等着。我到現在還是會聽到這樣的話。即便你的這一部戲已經讓别人看到了你的另一種可能性，但大家還是會希望你不要等待，不能閑着啊。
但是現在這種聲音已經不太能影響到我了。現在更多的質疑是，我還将發生什麼樣的變化？我還會變化嗎？未知常常是讓人興奮的，至少讓我興奮，但我也還是會有恐懼。這種狀态一直沖突地存在在我的生命中。
我也知道要不停地創作，但是又覺得适合的角色好像也不是時時刻刻都能夠出現在我身邊的，我至今都沒有辦法一部接一部、一部接一部地去拍戲。
毒眸：一部戲成功之後，很多人都會催着你迅速進入到下一部。好像如果沒有很快的話，就是一種躺平的狀态。在面對周遭的這些聲音的時候，怎麼才能保持内心的穩定呢？
《搖滾狂花》
姚晨：我覺得就是聽從自己内心，這個話很俗氣，但确實是這樣，你要聽到你自己内心的那個聲音，那個很重要。所有違背直覺而做的事情，最終都會讓自己後悔。
我們從小就被教育說要做誠實的小孩兒，當我做演員以後，我發現誠實真的是無比重要的，甚至是最關鍵的。因為人是動物界裡最善于自欺的一種動物，為什麼有人要去看心理醫生？人老覺得肩膀疼，頸椎疼，有時候可能是情緒出問題了。
現代人的最經常出的問題就是我們過度用腦，卻不用心。聰明人真的滿地都是，但其實誰比誰更聰明呢？無非就是誰反應快一點，誰慢一點而已。但是用心做事的人卻很少，大家已經不習慣用心了。
戛納的雨聲
毒眸：從産業媒體的角度來看，吳天明基金會這次做的中國青年影人推廣的活動是非常有意義的，那麼從你的角度來說，在青年影人走向國際的過程中，你希望自己做什麼？
姚晨：我覺得基金會做的這件事情确實是對電影的一個善舉。因為疫情這三年，大家都太久沒有走出來了，雖然我們還是能通過網際網路去了解世界，但是我們沒有真正地坐下來，和其他國家的電影從業者一起，面對面地交流。這種交流是很珍貴的，因為它有情感的流動，也有情緒上的碰撞。
這次帶着幾部不同風格的電影來到這裡，也是希望能讓大家更了解中國的青年影人。因為不了解的時候，大家一定會互相猜想，但其實我們也一直在變化，在往前走。這是一個能夠加深彼此了解的過程，有了解才會有了解。
毒眸：《臍帶》在戛納展映，也收獲了不錯的回報。這次來到戛納的感受如何？
姚晨：其實我們最早決定拍攝《臍帶》這部電影的時候，還沒有意識到疫情會對我們的生活造成這麼大的影響。後來疫情把我們分隔在不同的地方，出現了很多讓人看不到未來的變化。當時其實很恐懼，也很迷茫，甚至中間也有過放棄這個項目的打算，不知道做這個有什麼意義。
再後來我們看到，在疫情期間，周遭的很多人都有類似的感受，那個時候突然意識到，這部電影有拍攝的價值，或許它能夠撫慰更多心靈，是以我們就還是繼續推動這個項目。
拍攝的時候，我們站在大草原上，那裡的風，那裡的雲，那裡的月亮，那裡的湖水……大自然給了我們力量。當時我們幾乎是要什麼天氣有什麼天氣，如有神助。我們沒有一個特效鏡頭，全是真實拍攝的場面，這些力量又會反過來讓我意識到生命的渺小。
後來我們也看到很多觀衆看過電影的回報，很質樸。在電影院大哭一場，但出來之後心裡是溫暖的，很治愈，也釋放了壓抑許久的情緒；同樣，我們也在用創作來抵禦現實的一些不可抗力，我們也想讓我們的心不要被痛苦和麻木毀掉，不要就此沉淪下去。
這些東西都涵蓋在《臍帶》這部電影裡。這次來到戛納的很多影片也是這樣，都承載着這些年輕的創作者們在這幾年對這個世界的感覺和想象，是以我們必須得走出來，到這個電影的聖地上來，跟這些能夠同頻的人交流。
《臍帶》
毒眸：如果很久之後再回憶，這次的戛納之旅給你留下的一個場景會是什麼？
姚晨：我第一天到了之後，昏睡了七個小時，醒來是這裡的淩晨兩點多，其他人都還在睡，我一個人醒了。我坐在我們租的小較高價的電梯大廈的沙發上，我們住的是閣樓，屋頂是斜角的，雨噼裡啪啦地打在屋頂上，打在窗戶上。
我很久沒有聽過這麼綿密的雨聲了，覺得好美妙啊。那一刻我希望他們都不要醒來，就讓我一個人好好享受這一刻吧。那種幸福感太值得珍藏了，因為我很久沒有體驗到這麼安甯的時刻了。小時候福建經常會有這麼綿延的雨，不停地打在窗戶上，在北方很難會聽得到那種雨聲。
其實我覺得那個時刻很像我們走進電影院。當你走進一個你喜歡的夢境裡的那一刻，你是有安全感的，那個感受很私密，是任何人都無法共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