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一萬億補貼“三家”行業：補貼誰？錢從哪裡出？具體怎麼給，給多少？
“當活力出現的時候，信心自然就會出現，當信心複活的時候，經濟景氣就回來了。”
文 / 巴九靈（微信公衆号：吳曉波頻道）
2022年年末，北大國發院院長姚洋曾在第七屆國家發展論壇中大談刺激消費的問題。當時他說：“促消費沒有别的辦法，就是發錢。”
在姚洋看來，如果消費券的規模太小，沒有意義。每個地方發放的消費券需要達到當地經濟總量的1%，老百姓才有感覺。
2021年全國GDP總量約114萬億元。掐指一算，1%即1.14萬億元。這1萬多億消費券平攤到14億人，每人可以分得814元。
昨天（6月8日），吳老師發文《吳曉波：隻有新中産才能救内需》，文中提出：刺激内需的關鍵是找到消費的關節點。而什麼是消費的關節點？家電、家居和家裝，簡稱“三家”。
這可以說是姚洋建議基礎上的疊代版本，因為它續上了姚洋建議中懸而未決的幾個問題——“這一萬億消費券”該用在何處。
“三家”行業不僅有三億以上的規模，還是以制造業為核心，能帶動金融業和銀行業，通過對它們的“精準滴灌”，擊一點而能動一片。吳老師呼籲國家能對這些行業發放1萬億的精準補貼，而從消費群體看，主要刺激的對象，是頗具消費韌性的新中産群體。
文章釋出後，評論區的讨論很熱烈，雖然有不少人持不同意見，但更多的是讨論和補充，據小巴觀察，議論的重點不外乎有這麼幾個：
1. 究竟是應該補貼企業還是補貼消費者？
2. 如果是補貼消費者，那麼新中産是否是最合适的補貼人選？
3. 是否應該“鼓勵”新中産花錢？
4. 如果發補貼，這筆錢誰來出？
5. 具體應該發多少才能真的起到激勵作用？
6. 怎麼發更合适？
……
圍繞這些問題，我們找來了一些專家學者和相關行業的企業家們，一起對這一“促内需建議”進行一些追問。
補貼企業還是消費者？
第一個問題，補貼的對象是誰？是企業，還是消費者？
許多專家表示，補貼消費者或許更有效率。
他們的依據是曆史的經驗。
比如，2008年“家電下鄉”政策落地後，就出現了兩個負面效應：一是落後産能出清的速度繼續延長，發生了“劣币驅逐良币”的情況。二是當時在高額補貼下，不少企業趁機漲價，而補貼又難以精準到消費者，導緻企業既漲價又拿到了補貼。
類似的情況在民航領域也出現過。
2022年，為刺激民航業複蘇，民航局針對高空置率的企業給予大量補貼。于是一些航空公司提高機票價格，入座率自然減少，等于是消費者不僅納稅變相給航空公司補貼，還得買漲價的機票。
此外，補貼企業還存在“規模悖論”。有研究發現，中小企業獲得補貼後，往往能獲得明顯的業績提升，然而現實中政府為了業績傾向于補貼大企業和國有企業，而他們的實際轉化效率卻不及中小企業。也就是說，如果補貼企業，極有可能出現“歧視”現象，卻無法達到整體效率最優。
而在本次建議中，被呼籲精準滴灌的“三家”行業中，也有企業家承認，直接補貼企業“沒有太大意義”。
補貼城市新中産還是其他？
如果明确優先補貼消費者。那麼問題又來了，應該補貼城市新中産，還是其他群體？
這個問題的讨論點在于：目前的中國内需，到底是百姓沒有消費能力，還是有錢但不願意花錢？
如果實質是“沒錢問題”而不是花錢問題，那麼在知名财經評論員劉曉博看來，中國仍然有大批特困人群，城市新中産并不是最需要幫助的，而國家針對企業也早已提出并落實過不少減稅、降低五險一金負擔等政策。
是以他認為政策的出發點是提高低收入者的購買力，例如通過提高“低保戶”的最低養老金，為失業人群發放“50%消費券+50%現金”形式的補貼。兩者總共每年5200億元，實行2—3年後再逐年減少。
如果落腳點在于“不願意花錢”，那麼補貼城市新中産則更為合适。
中國建築裝飾協會住宅裝飾裝修和部品産業分會秘書長胡亞南告訴小巴，目前她所觀察到的企業面臨的情況是，第一消費者減少，第二客單價降低。
“很多消費者捂緊口袋不敢消費，原來計劃花30萬裝修，如今降低預算到20萬左右。”
大自然家居董事長餘學彬也提供了同樣的資訊：“我們去店鋪看，發現一是消費者減少了，也就是消費者沒錢或沒信心消費，二是大家消費的客單價降低了。”
優居總裁蔡钺說：“消費者不換用舊了的産品，是因為缺乏動力，給消費券就是提供動力。”為此他還呼籲，應該幫助更多人描繪消費更新後的場景，進而激發對家居的消費欲望。
《吳曉波：隻有新中産才能救内需》文中投票三分之一的人認為有補貼就願意考慮
胡亞南則提供了一個資料：在2019年，一個家庭進行房屋裝修和家電購置，全國平均單為19.15萬元，一二線城市的數字可能超過30萬，刺激“三家”行業，對上下遊40多個行業都具有拉動作用。
是以，如果用補貼的形式推一把正好有需求的新中産，或許能起到驚喜的效果。
不過補貼“城市新中産”之前，也需要做好“摸底工作”。
按照國家統計局2019年釋出的《2018年全國時間利用調查公報》估算，大陸中等收入群體約有1.4億個家庭，大約4億人，占總人口的比例約為30%。
财經觀察家秦朔老師認為，這個規模應該說非常大，但水準并不高。如果發生失業、投資失敗等問題，這一群體有一定脆弱性，抗風險能力并不強。
胡亞南提醒小巴，對新中産的一個誤區也需要糾正。
2021年他們調查發現，這一年三線和四線以下大的鄉鎮的家裝消費占比總和達到了29%，首次超過一線城市，而全國的資料是21%。與此同時，華東、華南一些發達地區的一些企業也表示，當下的增量主要是來源于下沉市場。
是以，她認為，當提到新中産時，不應該局限在一線、二線城市。下沉市場聚集着超前消費的小鎮青年、為愛衣錦還鄉的成功人士，還有返鄉置業的大學生，他們都有需求待被激發。
從這個次元看，補貼農村消費者也是選項之一，自2017年以來，城鎮居民消費傾向在55%到74%之間，農村居民保持則在72%到91%。若消費品補貼用在農村消費者身上，或能釋放更大的消費潛力。
怎麼補貼？
那麼如何補貼？是發錢補貼、發消費券，還是其他方式？
我們先看下這些方式的異同。
▶▷第一種方法：全民發錢。前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就曾在2008年金融海嘯中提出“直升機撒錢”的方案，效果立竿見影。從行為經濟學來看，一次性偶發的收入所帶來的消費傾向和消費體量，遠高于正常收入用于消費的效果。
是以不少學者認為，中國也應該嘗試這樣的實驗。不過有一組資料顯示，直接發錢就好比“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發得越多，邊際效益反而下降。
2020年6月美國第一次向全民發放每人2000美元現金，36%用于儲蓄，35%用于還債，29%用于消費。然而到了2021年1月第二次全民發錢時，儲蓄和還債的比例各上升到37%，而消費占比下降到26%。等到第三次撒錢時，就隻有25%的現金用于消費了，而儲蓄占比卻暴增到42%。
也就是說，每一輪發錢後，消費傾向降低，儲蓄傾向卻增加了。熱衷消費的美國人尚且如此，對于酷愛存錢的中國人，事與願違的效果可想而知。
▶▷第二種方法：發消費券。發消費券和現金補貼的原理異曲同工，皆為實作“乘數效應”。2020年從3月開始的第一波複工複産中，全國超過170個城市發放了數字消費券，累計發放190多億。當時浙江省委政研室做了調查，發現消費券對經濟拉動的作用，是直接發放現金的2倍。
西京研究院創始院長趙建認為，目前CPI的籃子裡，70%的商品在下跌。是以，針對價格下跌、庫存高的耐用品，比如家電，可以定向結合消費券，以幫助企業從利潤下降、通縮壓力和高庫存的壓力中走出來。“直接在消費彈性最高、市場化收益率最高的經濟活動裡投入”。
但是消費補貼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消費者和商家聯合起來套現。新京報曾調研，當時既有人用“代付”方式向真正消費的顧客折價出售搶到的消費券，也有商家收購自家消費券合作套現，還有的商家與消費券賣家虛假交易。
是以趙建提出，補貼落地可以通過“數字貨币+電商”的形式。通過數字貨币的技術加碼，保證每一筆錢都能追溯，以此解決套利的問題。與此同時，讓補貼指向固定家電、家裝平台，和商家協商如何發放，最好和三大電商平台的促銷活動結合起來，起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
某建材行業頭部企業測算，如果政府真金白銀發1000萬的定向的消費券，同時給特定的産品補貼，從兩端下手，就會事半功倍。
除此之外，胡亞南建議，可以通過在銀行裝修貸款審批政策上和貼息上給予更大的支援，來進行“補貼”，例如打開綠色通道，加快貸款審批的速度，降低貸款門檻和利率，這樣可以讓消費者留住手頭的現金流，通過分批還款，使得預算不至于降到很低，如此也能激發出一部分消費需求。
誰出這筆錢？
緊接着前面的靈魂拷問：如果要補貼，從哪裡擠出這1萬億？
一般而言，補貼來源主要有國有資本的營運收入、人民銀行上繳的利潤，以及稅收（從個人所得稅和消費稅、補貼相關行業年度稅收收入中扣轉）。而眼下殘酷的事實是，從中央到各省再到縣市，今年的财政非常吃緊。
這也是上述胡亞南提出從銀行貸款端入手的原因。2022年，胡亞南所在的協會向政府提案“家裝下鄉（指鄉鎮，非鄉村）”。她告訴我們：“今年5月，主要就是卡在（财政）這兒了，但是并沒有停下腳步。”
針對這個難題，一些專家和企業家的想法不謀而合：國家需要發行一筆特别國債。
而如果是針對“三家”消費的特别國債，那麼它對産業的刺激就更加精準，在我們看來就屬于“精準滴灌”，打到了消費的關節點上。
然而一般而言，國債到期要還本支付息，消費補貼發放太多可能導緻政府背上過重的債務，财政政策将沒什麼可回旋的餘地。根據财政部資料，2023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安排為27.5萬億，收入為21.7萬億，有5.8萬的缺口需要靠國債填補。如果一下子發行超過1萬億的債券，缺口将接近7萬億。
關于這個問題，财經評論家馬紅漫表示，如果從财政周期平衡角度來講，中央财政擁有更多的财政借貸的權利，這是最正确的融資途徑或補貼資金的來源。地方财政在過去三年中，因各種原因整體消耗比較大，目前部分地方的财政還本付息的壓力較大，再去通過地方政府借債的方式去融資，難度限制非常高。
但是這筆資金的償還可以根據地方的受益程度，以及資金發放補貼的程度，未來由地方政府來承擔一部分，可以由中央财政募資，最終中央和地方共同協調，配合償還。
補貼多少？
在《吳曉波：隻有新中産才能救内需》的開頭，吳老師引用了一個他在日本親眼看到的案例：日本政府規定，凡是入住酒店的消費者，可退返20%的房費和最高5000日元的交通費用。政策一出，遊客量迅速增加，東京酒店價格比疫情前還漲了17%。
這就引發了一個問題，補貼率在多少比較合适？是按往常商品價格的5%左右，還是至少像日本酒店業直接20%以上的補貼？
一位在建材行業某頭部企業董事長根據行業現狀估算了一下，告訴我們：“比如說我們建材産品，政府能夠補貼價格的20%—30%之間，銷量就能有明顯改善。”
我們再來看一下之前的兩個項目。一是“家電下鄉”，補貼力度那是相當高。當時針對彩色電視、冰箱、行動電話與洗衣機等四類産品，農民可以按産品價格的13%給予補貼。
而在之後的“汽車下鄉”中，農民購買汽車，獲得車價10%的政府補貼，補貼資金由中央财政和省級财政分别承擔80%和20%。
也就是說根據經驗，5%還不夠，至少10%以上才有效果。如果裝修房子需要20萬，10%的補貼就是2萬，而2萬幾乎能配置一大半的家電了，具有一定吸引力。
而根據胡亞南的調研和計算，175萬戶四線以下城鎮和鄉村戶有裝修需求，如果每戶補貼2萬元，總共隻需要350億的補貼就能撬動整個家裝行業。
結語
中國人往往具有防備意識，情況越糟越想着後路，而解決的辦法不僅僅是解決焦慮，更需要去描述美好的、充滿信心的未來。
吳老師曾做過一個比喻：今天的中國産業經濟就好比沉悶的村子，村子裡的每一個人并不是沒飯吃、沒活幹，而是不開心。每個人都低沉的臉，有的得了厭食症，有的得了抑郁症。
這個時候就需要有人到廣場上敲鑼打鼓，把漂亮的姑娘趕出來跳舞，拿出珍藏多年的美酒喝一個痛快。當活力出現的時候，信心自然就會出現，當信心複活的時候，經濟景氣就回來了。
無論是救樓市，還是刺激“三家”消費，其實都為了一個目的：讓老百姓消費的心動起來，讓錢包活起來。
本篇作者 | 徐濤 | 當值編輯 | 唐詩語
主編 | 何夢飛 | 圖源 | V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