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庸先生所著的《天龍八部》中，智光大師為了點化複仇心切的喬峰，留下經典的“32字箴言”後便坐化圓寂了。這短短的四句箴言，打頭便是“萬物一般，衆生平等”。但很多時候，相比偉岸智慧的人類，渺小卑微的蟲兒多少有些不值一提，甚至還成為了人類“指桑罵槐”的對象，比如目光短淺有如夏蟲，因為“夏蟲不可語冰”；比如自不量力有如蚍蜉和螳螂，因為“蚍蜉撼樹”“螳臂當車”；又比如自取滅亡有如春蠶，因為“作繭自縛”。而朱赢椿、半夏、龐餘亮、楊小峰等作家，則決意跳出這樣的人類思維定勢，轉而和蟲子打起交道，并和它們結成益友。
人眼和蟲眼的對視
神奇的造物主賦予了人類和昆蟲諸多不同，最為典型的或許就是“人類球形單眼”和“昆蟲複眼”的千差萬别。在童年時代，幾乎每個人都有過凝視昆蟲的經曆；而當我們穿梭于街道、廣場和公園時，是否也經常會接受各種昆蟲的檢視？
《與蟲在野》
半 夏 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生物學專業出身的半夏，在她一系列關于昆蟲的書籍中，經常會提到“對視”這個概念，這不禁讓人聯想到達爾文對法布爾的那句“無與倫比的觀察者”的贊譽。在《迷蟲記》的扉頁，半夏就寫道：“我人類的單眼與蟲蟲的複眼對上了，我開始四處看蟲蟲。”在另一本《與蟲在野》中，她不僅将首篇文章命名為“與一隻綠頭蒼蠅對上眼”，而且全書一半左右的篇幅都被歸類在了“人蟲對眼錄”中，記叙着她與昆蟲之間相視相随的故事。
與半夏置身曠野的“人蟲對視”不同，朱赢椿《蟲子旁》裡的“對視坐标”，則是他執教大學裡的一片固定區域。那些群居于朱赢椿工作室前前後後的大小昆蟲，都被他認定為是天地之間毫無差别的“左鄰右舍”。無獨有偶，楊小峰的《追随昆蟲》也辟出專門章節，并命名為“與蟲為鄰”和“同處一室”，前者講述那些在生活中擦肩而過的“偶遇者”，後者則介紹同一片屋檐下朝夕相處的“隐居者”。對于楊小峰來說，這些昆蟲有不少堪稱“鄰居”，但還有一些已俨然成為“室友”。人類俯視昆蟲、昆蟲仰視人類，似乎是無需贅言的“自然法則”，但朱赢椿們則都不約而同地拉平了這些高斜率的非對等視角，在他們看來，天地萬物誰又不是那個普普通通的生靈？
《蟲子旁》
朱赢椿 著
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
朱赢椿的《蟲子旁》就很好地呈現了這種“無差别的對視”。比如面對一旁觀戰的“我”，以弱勝強的椿象，轉身就擺出“一副得勝者的姿态”，仿佛也把“我”當成炫耀戰績的同伴；又比如面對澆向菜園的幾桶大水，被驚擾了清夢的蠼螋“高舉雙铗一張一合，向我抗議示威”，就好比是在向某個搗蛋的夥伴表示不滿。與此同時，那些生發于人類之間的情感，也被朱赢椿傾注或者說是賦予在了各式各樣的昆蟲之上，比如作者替一隻捕食蜈蚣的小螞蟻“捏了把汗”，因為兩隻争得你死我活的昆蟲“陷入兩難”；又比如他臆想着一隻回到地面的螞蟻充滿着“沮喪”，兩隻依偎在一起的西瓜蟲“好像一輩子都不會分開”。這些普适的情感，自然而然地流淌于萬物生靈之間，讓他們通過互相的注視和彼此的了解，完成了跨越生命體征的貫通和交融。
人語和蟲語的溝通
人類講究的是語言，而昆蟲隻會啾啾，似乎根本不存在溝通交流的可能。不過，如同二郎神的“第三眼”可以洞見他人之所未見一樣，朱赢椿似乎也有一套足以和昆蟲流利對話的神奇招數。
《蟲子書》
繼《蟲子旁》之後，朱赢椿又相繼出版了《蟲子書》《便行鳥》等一系列足以讓人驚掉下巴的“天書”。稱之為“天書”，看似無稽之談，其實毫不過分。比如翻遍《蟲子書》的每個角落，除了版記，竟難以尋覓任何一個通用文字，朱赢椿記錄下了蜘蛛、蝸牛、蚯蚓等昆蟲的爬行痕迹，然後将其拼湊組合，就“堂而皇之”地以“詩”名之。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朱赢椿竟然還煞有介事地模仿着“蟲語”，朗誦起這些“莫須有”的詩作，讓人直呼真假難辨。朱赢椿将昆蟲視為“造物的神奇”，也将那些爬行的痕迹看作“生命的偈語”，對他而言，每隻渺小的昆蟲，都蘊含着“隐秘的偉大”，語言的壁壘并非人蟲交流的絕對障礙，人類應該放下傲慢，重新認識它們。
在《蟲子旁》的尾篇，朱赢椿寫道：“我的童年是在鄉下度過的，那時候沒有什麼玩具，也沒有什麼圖書，隻能對身邊的花草和地上的蟲子感興趣。”而在另一篇訪談中，朱赢椿又補充道：“當時覺得自己的童年挺灰暗的，等到中年創作的時候，一回首，才發現童年是彩色的。”朱赢椿的這兩段話，定會讓有着同樣經曆和感覺的龐餘亮大呼“知己”。和朱赢椿一樣，龐餘亮的《小蟲子》也創作于人生的中年，追憶着年少時和蟲子們朝夕相伴的“彩色時光”，作家藉此完成了一段跨越時空的“人蟲對話”。
《小蟲子》
龐餘亮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成名于詩歌，後又寫作小說和童話，并因散文榮獲“魯迅文學獎”，龐餘亮多元的創作經曆，也讓他的《小蟲子》相比其他“昆蟲随筆”，多了幾分詩性，增添了不少引人入勝的童趣和故事性。在龐餘亮筆下，人與蟲的溝通已不再限于外在的表達，而是更多地延展到了對心靈的見證和慰藉上，作家看似是在寫蟲，實則更是以第三人稱的全知視角，旁觀着那些與昆蟲息息相關的童年生活。比如龐餘亮寫棉鈴蟲的“鑽心”，實則是寫父母間的打鬥；寫麗綠刺蛾幼蟲的“刺毛”，又是在寫父親的讷言和粗暴；至于寫天牛的“大力”，則是還原了自己童年的天真和淘氣。随着時間的流轉，關于貧窮童年和疼痛親情的記憶都已褪去，但那些潛伏在大自然之中、随時會探出身來的昆蟲，則有如洞察一切的神靈，不經意間總會“扯出我在人間的苦根”，如同波蘭作家奧爾加·托卡爾丘克所說：“自然就是一種更高形式的‘自我’，我們是它不可分割的部分。沒有大自然，我們根本就無法完整地存在。”
人生和蟲生的交融
在2000多年前的儒家經典《大戴禮記》中，天下之蟲被分為羽蟲、毛蟲、甲蟲、鱗蟲、倮蟲等五個類别，人類也位列其中，與青蛙、蚯蚓等同屬“倮蟲”，并且還自诩了個“倮蟲裡的尊者”的頭銜。人與蟲被如此自然地相提并論，這至少可以說明，我們的老祖先從未把自己和那些令人眼花缭亂的蟲類分出泾渭。
半夏的《與蟲在野》在不同章節摘引了古人對于各種蟲類的記叙文字。在早至戰國時期的《爾雅》裡，就有一段關于金龜子的描述頗為有趣：“今甲蟲綠色者，金碧熒然，江南有之，婦人用為首飾。”可見2500年前，聰明細膩的江南人就對金龜子漂亮的甲殼産生了興趣，并将其和金銀玉犀一道，作為婦人梳妝打扮的飾物，隻不過相比後者，前者可能更為日常，也更接地氣。對于金龜子，古人是“因愛而取之用之”；對于螞蚱，古人則是“因恨而捕之滅之”。在《螞蚱這厮這肉》中，半夏摘引了《詩經》裡關于火燒蝗蟲的描述、白居易筆下關于蝗蟲漫天的詩句，也講述了雲南等地捉蝗蟲、食蝗蟲的民間習俗。與蝗蟲的戰争幾乎覆寫了整個華夏大地，貫穿了整個農業史，可以說，蝗蟲衰則農業興、農業興方能百姓安，“蟲命”關乎着世世代代的“人命”。
《追随昆蟲》
楊小峰 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既然人蟲之間相愛相殺的曆史如此之久，那麼，人類從蟲類身上悟出點生命道理、得到些智慧啟迪，當然也是合乎情理、意料之中的事情。半夏的《蟲語者》多次提及蜂類，比如寫到科學家從雌樹峰的鑿孔本領得到啟示，發明了“更有效率的外科手術探針”；又比如引用一條被訛傳為“愛因斯坦說”的論斷，寫到“如果蜜蜂從地球上消失，人類将隻能再存活四年”，由此證明，包含昆蟲在内的生物體系對人類生存重要性的不言而喻。相比較半夏的“具象”，楊小峰則顯得有些“抽象”，或者說是更為發散。在《追随昆蟲》中，當作家看見一對在樹上纏綿的馬陸，則立馬勾起腦海中對于羅丹雕塑《吻》的記憶，甚至于馬陸“每一個角度的變換”都能讓他聯想到“雕塑的對應角度”；而當瞧見樹木被蛀蟲侵蝕過的“旋渦般扭轉的輪回”，又立馬想起梵高的名畫《星空》，仿佛有異曲同工之妙。現如今，人們早已無法得知那些舉世聞名的藝術作品究竟啟智于何處，但顯然也難以否認，羅丹、梵高們的藝術靈感，和自然界裡那些随處可見的“昆蟲導師們”有某種微妙的關聯。
《蟲語者》
半 夏 著
晨光出版社出版
享譽世界的偉大小說家納博科夫，同時還是一位偉大的昆蟲學家。這位在自傳《說吧，記憶》中自稱“我一生都在捕捉蝴蝶”的鱗翅類昆蟲狂熱愛好者，用有如蝴蝶般絢爛美麗的文字和令人如癡如醉的生動細節描寫，建構起了獨一無二的虛構世界。想必任何評論家都無法否認納博科夫“小說家”身份和“昆蟲學家”身份的合二為一，或許我們更應該這樣認為，正是因為有了無數次與昆蟲的對視對話，“作家納博科夫”才得以從“昆蟲學家納博科夫”的影響下逐漸浮現出來。
作者：思 好
編輯：周怡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