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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0年2月16日，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報道了2019年中國簽發出入境證件1.34億的消息，引起了廣泛關注，當下中國出入境需求之大可見一斑，而與此有關的違法犯罪行為也相應增加。
安排他人先擷取第三國旅遊簽證
2018年至2019年間，林某與王某等三人通過安排他人先擷取第三國（即中轉國）旅遊簽證，利用第三國與M國免簽關系。
或以到M國務工為由騙取M國領事館簽發的勞工簽證的方式，組織偷渡者前往M國。
2018年4月，林某請托吳某某幫助自己訂購偷渡者的機票，吳某某在明知林某是在給偷渡者訂購機票的情況下。
仍先後兩次幫助其訂購了7名偷渡客的機票（第一次訂購了2名偷渡者的機票，第二次訂購了5名偷渡者的機票）。
随後，林某親自幫助2名偷渡者擷取了第三國的旅遊簽證，安排二人于2018年4月乘坐同一航班出境，并通知第三國的負責人接應二人。
同年5月林某又安排王某等人教育訓練5名偷渡者助其騙取了M國的勞工簽證，并安排5名偷渡者分别于5月、6月、7月乘坐不同的航班出境。
劉某與薛某等四人通過僞造Y國簽證、安排行程的方式組織他人偷渡前往Y國，并教授偷渡人員在Y國入境被查獲時采取虛構在中國被迫害、申請政治避難的方式。
幫助偷渡者達到擷取Y國居住權的目的。2019年8月，劉某請托吳某某訂購2名偷渡者機票，吳某某在明知劉某是“蛇頭”的情況下仍幫助劉某訂購了機票，之後劉某通過上述方式安排該2人分别成功出境。
被告人以偷越國（邊）境罪判處
吳某某、舒某某、楊某某、向某某自願認罪認罰，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的規定，可以從寬處理。
建議以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罪判處被告人吳某某有期徒刑十個月，并處罰金；
以偷越國（邊）境罪判處被告人舒某某、楊某某、向某某有期徒刑六個月，并處罰金。
偷渡又是一個相對複雜的過程，涉及聯絡、教育訓練、制造出入證件、運送等多個環節，且如果是組織多人偷越國（邊）境，現實中僅依靠單個人的行為很難完成。
蔡某某幫助偷渡者聯絡可以幫助辦理出入境手續的中介人，中介人再聯系其他人幫助偷渡者辦理護照、簽證、機票。法院認為無論是蔡某某、中介人及辦理護照、簽證、機票的人，都成立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罪的共同犯罪。
而在“淩某某組織他人偷越（邊）境、韋某某等人運送他人偷越（邊）境案”3中，法院卻認為明知他人從事組織偷渡者偷渡的活動，卻參與幫助購買出行票證、聯系或者安排可以出境的交通工具。
為準備偷渡的人員訓示路線，将其送至友善出境的地點，教育訓練偷渡者幫助其應付通關檢查的，安排食宿以及将虛假證件、機票等傳遞于偷渡者的行為，都屬于為組織偷渡活動提供幫助。
無論是客觀行為還是主觀目的皆不具備組織性，是以，不宜認定為組織他人偷越（邊）境罪的共同犯罪。
被告人吳某某主觀上沒有組織他人偷渡及幫助組織偷渡的目的，與其餘被告人在主觀上不存在犯意聯絡，客觀上其訂購機票的行為也并非屬于本罪的實行行為或者幫助行為。
是以，吳某某既不與林某等人也不與劉某等人成立共同犯罪，不成立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罪；而訂購機票的行為也不符合通常所了解的“運送”。
是以，将訂購機票的行為評價為運送他人偷越國（邊）境罪也是不符合常識、常理、常情的，不宜動用《刑法》對其進行評價，可對其行為按照《治安管理處罰法》第61條的規定處罰。
最後，吳某某獨自幫助偷渡者何某某訂購了機票，并親自拿走何某某的護照幫助他辦理出國手續的行為，主觀上既不具備組織的目的，行為客觀上也不足以使何某某的偷渡活動成系統，屬于在何某某的請托下實施的幫助偷渡者偷渡的行為，是何某某偷越國（邊）境罪的幫助犯。
林某等人針對兩批偷渡者，設計了兩個偷渡方案，屬于兩次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的行為。
劉某與薛某等四人通過僞造2兩偷渡者Y國簽證、安排行程、組織他人偷渡前往Y國，并教授偷渡人員在Y國入境被查獲時虛構在中國被迫害，申請政治避難的方式，幫助偷渡者達到擷取Y國居住權的目的。雖然二人在不同的時間乘坐不同的航班出境，但這并不能切斷上述組織行為的整體性、連貫性，劉某等人的行為仍然是一次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的行為。
另外，兩個團夥分别組織了7名偷渡者和2名偷渡者，也不符合“人數衆多”的标準，是以，都不屬于本罪的“特别嚴重情節”。
隻要國家、地區之間存在經濟發展差距，國與國之間各種形式的人口流動就必然如江水般流動不會停止，如果社會上存在這種需求，那麼僅僅采用司法方式嚴控的作用是有限的。是以，國家邊境管理的政策，也應當如同大禹治水般，宜疏不宜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