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趙淑荷
3月以來，一本《我在北京送快遞》登上各大網站的新書排行。
這本書的作者胡安焉，曾經在廣東和北京做過快遞員，在出版自己的第一本書之前，他發在豆瓣的一篇文章《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曾被熱轉。
胡安焉作為寫作者逐漸為人所知，而大家感興趣的，是他底層打工經曆與作家身份的反差。
4月底，胡安焉和範雨素受邀在北京門頭溝的檀谷·慢閃公園，開展了一場名為“沉默的交響，當一個勞動者提筆寫作”的對談。
胡安焉與範雨素常常被視為同一類型的寫作者：他們從事或者從事過體力勞動，沒有接受過傳統的文學科班教育。
有人稱他們為“底層寫作者”，又或者是“業餘作家”。
活動當天，胡安焉穿了一件明亮色的外套，跟仲春的北京很搭調。
主持人說他有一種少年感，他确實看起來不像一個中年人，不僅僅因為穿着，還因為他的羞澀和拘謹——這在青年人身上更為常見。
活動開始前，他甚至專門找了一個沒人的角落背朝觀衆，或坐或站。
與他一同來參加活動的編輯普照解釋說，在這種場合，他需要一點心理建設。
如果一定要以“貼标簽”的方式來認識一個人（有些時候，這是最友善快速的一個辦法），那麼在胡安焉的身上，最顯著的第一個标簽就是社恐。
胡安焉在自己的文章當中曾經反複書寫、反思自己的這種性格：他害怕令人失望，經常對人感到愧疚（有時候是沒必要的），不擅長口頭表達。
與範雨素的開朗健談相比，他簡潔，而安靜。多數時間裡，他輕輕踮着自己的腳，似乎試圖在緊張與平靜之間尋找一種平衡。
當主持人把問題抛給範雨素時，他顯然比較放松，等問題來到他這裡，他的腳又會在緊張當中輕輕踮了起來。
就旁聽記者的觀察來看，胡安焉的口頭表達其實沒有他自我評價那樣“孱弱”。
實際上，在他的談話當中，我們已經能夠看到一個與文字當中有六七成相似的胡安焉：機敏、嚴謹、客觀、溫和、邏輯清晰、有幽默感。
更多的人是在文字當中與這樣的胡安焉相遇的。
胡安焉至今寫過的三部非虛構作品（一部已經出版，另外兩部在“黑藍”公衆号連載）均以自己及自身經曆為對象。我們從這些文字當中，可以拼湊出一個不斷求索、在寫作中塑造自我的胡安焉。
01
走上寫作之路
胡安焉1979年生于廣州，從學校畢業之後，他在廣州、北京、上海、南甯、大理等地輾轉生活，期間做過酒店實習生、加油站員工、漫畫社學徒、便利店店員、自行車店銷售、女裝店店主、網店店主、烘焙店學徒、快遞員等職業，直到2019年底他從快遞員職位上辭職，二十年間，他大約總共做過19份工作。
2009年，胡安焉開始進行脫産寫作的嘗試。
他為自己起了一個筆名，胡安焉，這三個字在文言當中都是“為什麼”的意思，他以此筆名來表達一種自己對世界無知的狀态。
胡安焉
那段時間，他在網上的“黑藍論壇”找到了一塊陣地，在那裡他結識了很多朋友，互相評判對方的作品，交流文學理念和寫作技巧，借此平台，他斷斷續續地進行小說寫作至今。
直到2020年，胡安焉的寫作和閱讀都集中在小說方向，他出過一本電子版的小說集，但是讀者不多，直到寫非虛構，才得到了相對廣泛的閱聽人。
胡安焉把影響自己開始寫作的幾件事寫成文章《為了逃避而寫作》，在裡面他記述了四件對自己寫作有推動作用的事。
第一件，是他在北京與朋友進行漫畫創作時，其中一個朋友有天沒頭沒尾地跟他說，其實你更适合寫作。
胡安焉和朋友們在北京
第二件事，是他有次去燕郊看病，在醫院附近的路上遇到了兩位病屬，其中一位農村婦女問他要了一張餅，那時他有兩張餅，其中一張是完好的。他把那張餅給了她們，她們将那張餅一分為二，轉身離去，共同享用，沒有道謝。
第三件事，是他在南甯開女裝店的時候，有一個為附近店家所熟悉的女性精神障礙者來到他的店裡，在衆人嘲諷嬉笑的眼光當中一連往自己身上套了三條牛仔短褲，他無法忍受這個場景，出手制止了她的行為，這時她擡起頭來，胡安焉在文章中稱，那一刻在她身上他看到了自己：“驚慌、恐懼、孤獨、委屈”。
那時他突然發現，在“在深灰與淺灰之間”，其實他距離這個女人比其他大多數人更近。
第四件事，是他傳回廣州之後，有一次在馬路上與别人起了争執，他暴躁而易怒，這時他意識到過去的生活已經傷害了他，他并不想繼續融入這樣的生活當中。他需要找到一個可以投入其中，又能離開眼前一切的事情，來抵抗生活帶來的無意義感，于是他選擇了去寫作。
從他記述的這四件事當中，我們會發現，胡安焉的寫作具有強烈的自我感召和濃重的人文底色。
日後，我們能夠從胡安焉已成風格的寫作當中發現這一點，他的寫作即使是記錄個人經曆，也不會有窺探生活的獵奇，更不迎合公衆對某一群體的想象，而是立足内心，思考人與命運本身。
胡安焉進行寫作訓練的第一個方法是大量閱讀。他先買了一個書櫃，又買了一些書，把書櫃填滿。
胡安焉成都家裡的書桌
塞林格是他最初喜歡的作家，也是他剛開始寫作時模仿的對象。胡安焉回憶，當年萌生寫作的欲望，部分原因就是他讀到了《麥田裡的守望者》。“今天我不會說《麥田裡的守望者》是多麼出色的小說，但它在我某個生命節點給過我溫暖和勇氣，這種影響是特殊的，不僅是作品本身，也關乎我當時的狀态。”
胡安焉的寫作師法衆多作家，其中他最喜歡的作家是契诃夫。
等他後來寫作非虛構題材時，其實已經具備一定的寫作能力。
“大概這就是‘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吧。假如我從最初就以非虛構寫作為目标，那麼結果可能就是‘取法乎中，僅得其下’了。”
胡安焉脫産寫作的時間并沒有持續很久，寫作帶來的收入并不能完全支援他的生活。後來他還是離家外出，做了其他一些工作，比如自行車店員，網店店主，快遞員。
胡安焉在送快遞途中
2020年年初，他在朋友的建議下，将自己在廣州做快遞員的經曆寫成文章《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這篇文章在豆瓣被熱轉，也引起了外界對胡安焉的注意。
這篇文章改變了胡安焉的生活。
02
出版第一本書
文章在豆瓣走紅之後不久，“副本制作”的編輯彭劍斌邀請他把自己發在豆瓣的文章擴寫，作為非虛構作品刊發——在此之前，胡安焉并沒有寫作“非虛構”的自覺意識。
這篇文章被編成一本小冊子《派件》。同一時間，藝術團體“刺紙”的幾位藝術家以胡安焉的寫作為底本制作了藝術裝置作品。
這個小冊子很多出版編輯讀到之後，胡安焉收到了更多邀約，他們鼓勵他将文章擴寫、多寫至一本書的篇幅。
這個過程中，浦睿文化的編輯普照一直在豆瓣默默關注胡安焉，2021年，普照給胡安焉發了豆郵。今年年初，他的非虛構作品集《我在北京送快遞》由浦睿文化出版，他的書寫與他本人得到了更廣泛的關注。
《我在北京送快遞》于2023年3月出版
南風窗記者聯系到了普照，記者問道，胡安焉何以打動你們啟動這個出版計劃，他說胡安焉身上最打動他的，就是真誠。
“從文學角度，他的文學追求與安妮·埃爾諾一緻：真實，他的寫作，真實最打動我；從個性角度，他的真誠最打動我。”
任何一個與胡安焉有過任何形式交流的人——包括通過閱讀作品與他進行單向交流的讀者，都會很快發現這一點。
南風窗記者聯系到胡安焉的時候，《我在北京送快遞》剛剛上市。
他對待所有的問題，既不隐瞞，也不敷衍，更不會使用套話，為自己的回答“上價值”。
他首先告訴記者，他對當面談話這種形式比較畏懼。如果能通過書面形式進行交流，他會覺得更自在，回答得也會更好。
胡安焉
記者問到胡安焉未來的工作計劃時，他向記者補充了自己的經濟狀況，列舉了自己目前的存款、收入和支出，内容詳細到每月與朋友碰面幾次，每次所需多少餐食費用，以說明以自己目前的經濟能力，暫且無需再去找工作。
畢竟，他寫過一篇《不上班的感覺真好》，他也對記者說，如果經濟情況允許，當然是不上班最好。
經由豐富的人生經曆與長久深刻的向内探索，胡安焉目前實踐着一種誠實而單純的生活，他似乎已經無需再對世界特意隐瞞什麼（當然，隐私除外）。
這種毫無保留的坦白，讓記者發現了胡安焉身上，在剝離各種标簽之後，他人格當中存在的某種值得尊敬的本真。
他是在寫作當中，逐漸接近這種真實的。
03
把寫作作為方法
胡安焉并不是一開始就對自己從事底層工作這件事感到坦然。
他提到過很多次，以自己的學曆很難找到更好的工作。這也是他離開廣州去其他城市遊曆的其中一個原因，因為離開廣州就不必面對從前的親友。差不多到他後來回到廣州在德邦做快遞員的時候，他才對自己從事體力工作這件事不再感到自卑。
閱讀與寫作幫助他超越了個人生活的局限，完成了思想轉變。
胡安焉快遞站點卸貨分揀
當他能夠從人性本質、生活實在的角度來看待自己的生活，自卑與狹隘就顯得沒有必要，在《我在北京送快遞》的結尾，他說，“懷着怨恨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
實際上，胡安焉的寫作遠遠不止作為一份底層勞工的生活樣本存在，他的思考觸及了當代人的普遍困境，這也是為什麼，很多讀者會在評論裡說，自己在他的書中找到了共鳴。
胡安焉作為一個體力勞動者的時候所遭遇的，與格子間裡的白領，或許其實沒有本質的差别。
胡安焉在書中記錄自己在做快遞員的時候，習慣于量化自己的時間成本，他付出的勞動明碼标價，他的每分鐘平均“值”0.5元，這就是他的時間成本。
為了不虧本，他必須每4分鐘就派出一個件；反過來說，他如果去小便花了2分鐘，那麼他上廁所的成本就是1元錢，如果這樣計算他的午飯，飯菜本身的價值加上時間成本要有25元，這對他來說過于奢侈，為此，他的選擇是不吃午飯。
《不可思異》劇照
身為快遞員的那段時間，他習慣了用經濟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生活。這正是馬克思曾經提出的勞動異化，它發生在了胡安焉的身上。
它也不止發生在胡安焉的身上。
在二十年的工作中，胡安焉不僅體會了世俗意義上的“不穩定生活”表層的辛苦與困囿，他也穿透表象，思考了工作和自由——每一個現代人都必然面對的一對辯證關系——的意義。
在《我在北京送快遞》的後記部分，他嘗試讨論，“我想說的自由，是一種建立在高度發展的自我意識上的個人追求和自我實作，是一個人真正差別于另一個人的精神内容。”
《死亡詩社》劇照
對胡安焉來說，寫作連接配接了這對辯證的兩端，“通過寫作我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打工和自由的對立：在有限的選擇和局促的現實中，我越來越感覺到生活中許多平凡隽永的時刻，要比現實困擾的方方面面對人生更具決定意義。”
胡安焉不斷在自身與自身之生活當中進行反思和創作，終究不至于徹底淪為生活的奴隸，這是一種從受困到自由的超越——至少是嘗試，而這一過程，最終也鼓勵和啟發了很多人。
接下來是與胡安焉的訪談，在談話中，南風窗記者一點一點接近了他。
南風窗：您從大專畢業之後，有過一段時間的“遊曆”生活。我看到一個豆瓣網友這樣評價你：“他的人生态度是不追求一個目的和結果，而更多地放在追求生命的寬度和厚度”。你認同這個說法嗎？在遊曆過程當中，您如何配置設定用于寫作和工作的時間與精力呢？
胡安焉：那位豆瓣網友的說法确實很有意思，就結果而言，他說得對。但我當初不是懷着這樣的想法，而放棄追求目的和結果，轉而追求生命的寬度和厚度的。在很多時候，我其實隻是在追逐着自己的舒适區。
我的“流浪”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流浪，或許說遊曆更貼近一點。它和寫作沒有争奪時間精力的關系，真正和寫作争奪時間精力的是工作。
我在遊曆的時候有時會打工，比如2013-2014年在上海，我的工作非常繁忙，這時我不僅沒寫作，甚至連閱讀都停止了。但2014-2015年我在下關時，因為選擇了擺地攤，時間和精力都比較充裕，我就可以寫作。
南風窗：觀察生活的能力是一種天賦嗎？它可以得到鍛煉嗎？
胡安焉：我認為是一種天賦，有的人敏感，有的人不敏感，有的人在這些方面敏感，有的人在那些方面敏感，每個人天賦各不相同，單單在觀察生活這件事上，大家都有不同的側重和特長，或許沒有誰具有完全的天賦，但也沒有誰完全不具有天賦。
我覺得，這種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鍛煉，首先是要培養自己這個意識，其次是結合自己天性敏感的方面。
南風窗：《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在豆瓣上突然得到那麼多的關注，您一開始作何反應？如何看待網友的關注與評論呢？
胡安焉：2020年疫情初期我因為沒去上班，注冊了一個公号，《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其實首發在這個公号上，但隻有我認識的一些朋友讀過，幾天後我轉發到豆瓣上，才突然獲得井噴式的關注量。
當時我的感覺大概是震驚吧，我沒想到這篇文章有那麼多人點贊和轉發，甚至還有不少人打賞，豆瓣網友的善良和同心情重新整理了我的認識。
但是總的來說，我心裡還是不安的，因為我發現給我留言和發豆郵的豆友裡，很多人并不清楚我的情況。
豆瓣網友給胡安焉留言
比如說，大多數關心我的網友，假如他們沒去翻看我從前發在豆瓣上的日記，那麼很可能會誤以為我沒接受過什麼教育，一直以來都在從事體力勞動，寫作完全是憑愛好和天分。
實際上我有大專文憑，盡管成人夜大的文憑不值錢，但畢竟也是大專文憑。
其次我不是一直從事體力工作，而是最近幾年才開始從事體力工作。我在品駿快遞的工資約七千，公司買五險，我感覺可能不少給我打賞的豆友，收入都沒有我高。
我感覺自己像騙了他們，盡管我并沒故意誤導，但很多人确實對我的情況存在誤解。
是以在那篇日記之後，我再沒給後來的日記開過打賞。我那篇日記（及之前的一些日記）開了打賞，也是因為在那之前我連一次打賞都沒收到過，我認為不可能有人會打賞。
除此以外，很多人留言說我是什麼天生的寫作者，但我在寫作上并沒很高的天分，畢竟我那時都寫了十年多了，并不是一個剛開始寫作的新人。
節選自胡安焉在《我在北京送快遞》一文下的留言
南風窗：你怎麼看待“底層寫作”這個說法？其他一些被冠以這個類型的寫作者，如王計兵，許立志，陳年喜等人的作品，您讀過嗎？有何評價呢？您身邊的工友關注底層文學嗎？
胡安焉：我不認為自己是在進行“底層寫作”，而且我覺得有些人在使用“底層寫作”這個詞時，其表達的含義本身就不成立——任何作者都隻能代表自己，不能代表自己所屬的階層。
顯而易見，底層這個标簽削減了我的寫作。
我很早就有寫作者的自覺意識，但我從來沒有底層的自覺意識，盡管我肯定屬于底層。
這就像我是一個中年人，但我沒有中年人的自覺意識一樣。我不是個作家，也脫離了文學愛好者的範疇，是以我不具有作家和文學愛好者的自覺意識。
胡安焉
我對底層寫作、底層文學、底層作家、打工文學等這些概念沒什麼看法，就像現實主義、現代主義這些概念一樣，本身也沒有嚴謹的定義，但我們有時為了溝通的便捷，确實會用到這些模糊且可疑的名詞，因為當它們放在一個具體的語境或前後文中時，溝通的雙方或多方都能明白其當時所指，而省去了每次進行詳細定義的煩人表述，那這就是一個用來偷懶的表達工具而已。
我對“底層”和“勞工”這兩個詞并沒什麼特别的感觸和看法。
我讀過陳年喜和許立志的書，王計兵是直到最近這幾個月才聽說，在豆瓣上讀了少量他的詩選。王計兵比許立志好。我寫的是散文體，他們都是寫詩的，文體都不相同，很難進行比較。
但陳年喜和王計兵都寫得不錯，他們都寫了很多年，已經有比較成熟的個人風格。我覺得對于寫作者來說，每個人都必須自成一類，是以肯定介意和别人歸為一類。
至于勞工階層，就我觀察而言，他們不是不關注“底層文學”，而是他們很少會讀書。
《平凡的世界》劇照
南風窗：出書以來，我得知您應邀參加了不少宣傳活動，走到公衆面前來，有沒有給您帶來一點困擾呢？出版過程中，又有沒有感到過幸福和滿足？它們從何而來？
胡安焉：确實有困擾，但有些朋友的熱情我實在很難拒絕。文字采訪的話對我來說壓力較小，就像現在我和你的交流，我不會緊張更不會焦慮。
我主要是害怕電話語音視訊，比如今天下午錄的播客，剪出來後我大概不敢聽，因為錄的時候我有陣子頭腦空白語無倫次，這還是在對方提前告訴我會問什麼的情況下，否則的話更糟糕。
但是接受采訪本身對我新書的銷售有促進作用，這是我今年可預期的唯一收入了，無論最後這些采訪能不能刊發，或刊發了能不能産生促進銷售的作用，起碼我得出一點力，不能全部讓我的編輯去營銷。
但是出書本身好像沒有給我帶來焦慮和不安，我很高興自己的寫作有機會出版，無論是小說或别的文體，比如非虛構自述，這為我帶來讀者和收入，我對此感覺慶幸，因為我認識很多小說寫得比我好，但沒有機會出版的朋友，和他們相比，我的運氣實在太好。
當然，我也希望自己的寫作能成為一種人文精神的傳承，而出版顯然有可能促成我的這個心願。
《海蒂》劇照《海蒂》劇照
南風窗：這種人文精神具體指什麼呢？
胡安焉：我在黑藍公号的那個連載裡講述過這點，簡單說傳承的是感動和生命感受，最初我從自己喜歡的那些作家身上獲得了溫暖和勇氣，我發現自己在這個世上并非孤伶伶的，我體驗過的那些困惑痛苦和絕望原來早已有人體驗過，是以我大可以不在乎今時今地身邊的人對我的看法，盡管我不能融入他們但我也并不孤單，我希望自己的寫作能給将來的某些讀者帶去同樣的溫暖和勇氣。照亮過我生命的作家比如有王小波、塞林格、契诃夫、卡夫卡等。
《阿甘正傳》劇照
南風窗：您提到，此前從事底層工作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并非出于浪漫化的想法，或者出于研究、積累、調查的目的。而對于從事體力勞動謀生的自己，您也曾經有過不接受、不自信的階段。在《不上班的感覺真好》當中，您提到，現在已經坦然認同“職業無貴賤”這個說法，也不再因為自己的職業感到自卑。我想問，在這個過程當中，寫作在您的思想轉變裡起到什麼作用？
胡安焉：2012年我離開廣州，也因為當時我在廣州找不到好的工作，那年我33歲了，我的工作經曆和學曆對于找工作來說毫無可取之處，後來我去雲南做物業，然後轉到烘焙店做學徒，其實這些工作我也可以在廣州做，但在廣州我畢竟有過往的同學和同僚，假如被他們碰到我還是會感覺難過和自卑，我當年克服不了這些心理，我也故意斷絕了和所有舊交的聯系，或許直到2017年我去德邦上夜班那時，我才差不多可以不再在乎這件事，對自己從事的體力工作不再感到自卑。
胡安焉從事體力工作時的手
“職業無分貴賤”是父母從小對我的教育，我小時候就相信這句話，但是踏入社會後，我發現絕大多數人并不這麼認為，即使這樣，我從來沒有懷疑過這句話，哪怕它講述的是一種理想主義，我隻是不夠堅強，容易受到别人的傷害，不敢主張自身和别人相悖的信仰，而到了今天，我不會再因為他人就這個問題對我的奚落而受傷了，如果誰因為我的職業而看不起我，那也不是我的錯，而是對方的錯。
不過話說回來，我在北京送快遞的時候，大多數客戶，尤其是本地人，對我是非常親熱和尊重的。對我态度傲慢或冷淡的，反倒是那些和我差不多的“北漂”。這或許就是“倉廪實而知禮儀，衣食足而知榮辱”。
在我克服自卑的過程中，閱讀和寫作都給了我自信。因為閱讀、思考、寫作和交流，我發現很多比我“成功”的人，其實并不比我優秀，不少人品格和智力都不如我，當我看清楚到這點後，我漸漸建立起了一些自信。
胡安焉在豆瓣發表的日記
南風窗：您還有找工作的打算嗎？您會考慮編輯、記者、自由撰稿人這類職業嗎？
胡安焉：如果現在有人為我介紹工作，那當然很好，不過我其實不喜歡文職工作，我做不了編輯、記者、撰稿人，但教師我可能會接受，這個還是要看個人的喜惡，但“文職”和“體力”這樣的分類，不是我主要考慮的方面。
假如經濟條件允許，我更傾向于不去工作。是以将來我會不會再找一份體力工作，這首先視乎我的經濟情況，其次還要看我到時有什麼選擇，體力不體力并不是我首要考慮的因素，我希望工作内容是我喜歡的，沒有的話就選不反感的。
南風窗：我看到很多讀者都提到，您書寫的困境，不僅出現在計件工作當中，也出現在格子間的白領身上，用當下時髦的話來說，“大家都是打勞工“；用嚴肅的話來講，您思考的問題具有當下性和普世性。您認為出現在藍領和白領身上的壓力和困境存在共通之處嗎？您相信自己的書寫觸及了這個時代所有現代人共同的境遇嗎？
胡安焉：我覺得生活在同時代且身處同一個社會中的人，無論工作性質是白領或藍領，面對的問題和處境肯定會有共通之處；兩者差異的那些方面可能更表面，而共通的方面則更本質。我認為我的寫作會觸及很多人的境遇，但不會是所有人。
文中配圖來源于網絡
編輯｜吳擎
排版 | 八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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