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法國的教育家認為：中國人将兒童當作成人，卻将成人當作兒童。确實，在傳統教育下，當兒童還是很小的時候，就要他們讀聖賢之書。這些書，當然隻有到了成年才能了解的，是以就要求兒童先去死背下來再說。然而，當一個人長大了以後，卻又将他（她）當作是一個“不道德的主體”地處處去看管着他（她），連婚姻也沒有選擇的自由，是以基本上仍然将他（她）當作是不能自主的兒童。
後來很長一段時間，這種颠倒錯亂的做法，似乎并沒有多大的改變。當兒童的心靈還很脆嫩的時候，就給其灌輸“階級仇恨在心裡長了根”或者是盲目擁護一類東西。而當一個人長大了以後，又從多方面的安排，強烈地暗示他（她）是一個沒有獨立判斷力的人，基本上将其當作是一個“性”還沒有萌芽的兒童，是以連談戀愛也諸多阻難。此外，還培養人用“類型化”而不是用具有“個體化”深度的方式去看人看事。是以，在“成人”看的小說與電影中，都一律搞黑白分明，一開場就知道“好人”是誰，“壞人”是誰——如此，可以省掉了十歲以下的兒童在電影開場時常要詢問父母的問題。然而，說中國人将成人當兒童則可，認為他們将兒童當成人，則牽涉到定義問題了。強迫兒童去接受他們的心靈發展階段還未能吸收之事物，自然也可以算作是把兒童當作成人。
然而，這并不意味去灌輸他們“人格平等”的觀念。因為，中國人既然将成人“兒童化”，搞到連成人的人格尊嚴都沒有，還怎樣去培養兒童的人格尊嚴。
是以，要兒童去吸收超出其了解力的事物，隻是替未來将成人“兒童化”鋪路。這種用外力強加的辦法，正是為了去培養“他制他律的人格”的。換而言之，就是不要讓内省式的“自我”基礎出現。在傳統的私塾中，兒童必須去背誦其不了解的東西，自然使其對這種枯燥與陰郁的教育心懷恐懼，興趣索然。是以，塾師的唯一方法，就是一個“嚴”字。他必須經常闆起面孔來威吓學子們，而且多半還備有一根可以伸到教室中每一個角落的長竹竿，随時對以對不聽話的或背不出書的學童敲下去。所有的這一 切，對兒童的。已身發展都是不健康的。
在今日的中國，當然已經不再存在這種情形。然而，為了不讓内省式的“自我”浮現，是以在一個幼兒還未能選擇之時，就灌輸其某種思想的做法，卻仍然是一種常情。至于中國人的傳統家庭教育，也是朝着同一個方向。中國人要求父母們達到的理想标準是“嚴父慈母”。是以，母親扮演的角色，必須是慈祥的，對子女縱容的，而父親要扮演的角色，則必須是嚴厲的，對子女威吓的。一般來說，在五六歲以前，兒童是在“慈母”的縱容之下度過，五六歲之後，就處于“嚴父”的教鞭底下了（是以，在這裡，“養”與“教”似乎也有一個形式上的分工）。然而，不論是在誰的塑造下，都不是朝着“個體”的人格成長的方向發展。“個性”既然無從出現，每一個人生活的意向遂集中在大家一樣的“身體化”的需要之上，至于超乎自己的“身體化”需要的道德生活的主要内容，則表現為對别人日常生活——起居飲食——的關懷與照顧之上。在家庭中，“慈母”對子女的照顧，一般來說是“養”，但也隻能涉及“身體化”的需要——飲食、穿衣、睡眠——其中義以“飲食”為主要内容。本來，世界各地的父母對幼兒也隻能照顧到這一個地步，因為“人格”之形成乃每一個人自己的事，是不能代勞的。然而，中國人對下一代的教養，并不着重發展“個性”，而隻是要其去迎合别人，亦即是培養“和為貴”與“息争”的态度。而且，中國人對子女的感情訓練，也不是準備使其獨立，而是使其永遠地對自己依附。
是以，就将這個以滿足口欲為主的“身體化”階段無限地延續下去，亦即是永遠将其當作是隻處在一個階段的人。一個人即使到了三四十歲也好，在“慈母”眼中，卻永遠将其當作是一個必須常常用食物填塞的“小寶寶”，而不是當作是一個“性”已經萌芽了的成人——在這一個方面，上一代永遠是采取諱莫如深之态度的。是以，中國人不論在思想感情方面，抑或是身形體态方面，都出現了嚴重的“非性化”傾向。這種永遠将兒女當作是“小寶寶”的作風．可以用魯迅的一段話下評語：“所有小孩，隻是他父母福氣的材料，并非将來的‘人’的萌芽。”（魯迅：《熱風》）“二十四孝”中“老萊娛親”的故事，就很明顯地表達了一個人在父母面前的永恒童年狀态。
中國社會要求“嚴父”做到的是另一種任務，那就是“教”。如上所述，中國文化注重培養的，是一種“他制他律的人格”，是以必須把每一個“個人”都當作是“不道德的主體”，而不是一個用内省的方式作自我決定的“良知主體”或“權利主體”。是以，就不去訓練每一個人用“選擇”或“批判”的方式去接受社會的規範，而必須像馴服野獸一般，用外力将它制服。“嚴父”為了完成這一項任務，就必須用威吓的手段，甚至出手到“打”。即使一個人的氣質是不嚴厲的，在子女面前也必須裝出這副面孔，否則就會被認為是害了下一代。正如《三字經》所說：“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
“嚴父”既然是用馴獸的方式去“教養”子女的，是以，在對即使已經成年的子女施以打罵時，就往往以“畜牲”稱之。然而，假如馴獸師的電鞭沒法除淨獅子與老虎體内最後剩餘的一點獸性，那麼，中國人的這種“他制他律”的方式，除了在人格的主要内容方面造成沒有個性，沒有尊嚴，逆來順受的态度之外，也是沒法子除淨人的最後一點“私心”的。是以，中國人遂永遠地被保持在一個“他制他律”的童年狀态中。魯迅說得好：中國人“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夥，不是‘人’的父親，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魯迅：《熱風》）
詩人琉璃姬：寫作也是将頭摁進黑夜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