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新中國成立後就趕上了多事之秋，1950年有三大運動：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和土地改革。
有位年邁的學者講述了自己的親身經曆。1950年9月他剛進大學，北韓戰争已經開打。學校自11月中旬至12月初，停課三周，批判親美、崇美、恐美思想，進行愛國主義教育。
1951年初，政府在學生中号召參軍，大學生熱烈響應。最後，他所在的大學有157人被準許參加軍事幹校。
回憶者想報名，但考慮到父母年老體弱，隻他一個獨子，終于沒有勇氣站出來。此後，總覺得愧疚，當祖國需要你的時候，卻畏縮了！
後來他暗下決心，迎接下一次的考驗。當年7月7日，第二次參軍報名，由于有了心理準備，他站了出來，當高年級生（黨員）代表組織給他挂上紅花，誇報名者是祖國的好兒女時，他感動得掉了淚。
結果，這次班上隻準許了一個同學，還是上成戰場，但也算思想上打了一次勝仗。
1951年初，國内又開展了鎮反運動。這個跟抗美援朝也有關系，前面打仗，後方得穩固嘛！重點打擊土匪、特務、惡霸、反動會道門頭子……要求有問題的人到政府登記。
大學也組織學習檔案、提高認識，開展檢舉揭發。
回憶者出身于小地主之家，他審視了自己周圍的親友，知道舅父任過汪僞的縣建設科長、财政科長，四姨夫任過縣訓練所主任，但不知道他們具體幹了些什麼，沒有依據也不能把他們當反革命給檢舉揭發。
舅父是自1945年抗戰勝利後外逃，在一個國小任總務處長。舅父曾主動和他說：當年，我明裡給日本人幹，暗裡和遊擊隊、新四軍均有聯系。我曾策劃開走兵艦，未成，有人可為我作證。這次鎮反本來不需去登記的，但我擔過那些個職務，還是去登記了，聽候處理吧。
回憶者将信将疑，既然已經登記了，也就是了。又過了些日子，再到舅舅家去，舅母告訴說舅父已經被逮了進去，後來被判了三年。
四姨夫本來解放後當了省裡政協委員，他鄉下老家有人揭發說他家裡藏着兩支槍，農民上城把他揪回去給槍斃了。
回憶者第一次碰上了這種事，覺得應該首先相信政府，站在人民的立場來面對這樣的現實，思想上有震動，感情上沒起多大波動。
再說土地改革。1950年冬，學校裡有部分師生被準許直接去參加這一運動。第二年，9月，又有文、法兩院四百餘名師生組織去投入土改。
這場運動，直接與回憶者家庭有關，思想活動要多一些。他認可“耕者有其田”，認為應該把地交給政府，還給農民。可我同時又認為，剝削地租是當時制度造成的，不能全由地主承擔責任，地主有惡霸的，也有守法和開明的。
他勸把父親主動把地交出去，内心希望他不被鬥争。
後接到父親來信，說已将地契交與政府，還幫着寫土地證，每天還能給開點工錢；房産都被沒收，隻剩了一間住房、半間廳屋和一間廚房。
再往後，就是“三反運動”，這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
先學習檔案，交代家庭、社會、組織關系；然後批評與自我批評，個人檢查；最後做思想總結。
參觀了土改展覽會，看到地主對農民殘酷剝削與壓迫，聯系自己家庭，他開始反思，父親一輩子好逸惡勞，抽煙打牌，靠收地租生活；家中雇有兩個“收租夥計”，幫忙催租逼債；請過警察，下鄉吓唬農民……
于是他給家裡寫了封信，明确表明自己立場，和父母劃清界限，要求他們作為剝削階級，隻有認清以往罪惡，老老實實勞動改造，争取回到人民隊伍中來，才是唯一出路。
此後，父親就不肯再來信。母親則回信說，她接了些手工活，也在參加勞動。
通過這次與家庭的決裂，才二十出頭的他，在思想改造上，自我感覺似乎是脫胎換骨，從此可以放下“包袱”，輕裝前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