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自《文學七日談：與梁永安聊文學》
對談者：梁永安×劉盟赟
對談作品：《傲慢與偏見》
來源：鳳凰網讀書（Id：ifengbook）
01.
塗鴉上瘾的藍襪子女士，或曰，中産階級婦女開始寫作了
在開始今天的談話前，我想先讀一段弗吉尼亞·吳爾夫在《一間自己的房間》裡的話：“十八世紀末，女性頭腦極度活躍——談話、聚會、寫文章議論莎士比亞、翻譯經典作品，這都得益于一個确鑿的事實，即女性可以靠寫作掙錢。一件事情，如果無人付錢，必顯得輕薄，而金錢讓輕薄變為莊重。當然還會有人恥笑‘塗鴉上瘾的藍襪子才女’，但沒人能否認，她們可以往自己的錢包裡放錢了。”是以，十八世紀末，出現了一場變革，倘若我能夠重寫曆史，我會把它說得比十字軍東征或玫瑰戰争更重要——中産階級婦女開始寫作了。
吳爾夫這裡說的十八世紀末剛好就是《傲慢與偏見》這部小說誕生的時期——《傲慢與偏見》于1796年完成，當時簡·奧斯丁才21歲，她最初為這部小說起的名字是《第一印象》。小說寫好17年後的1813年才得以正式出版。而小說的作者簡·奧斯丁就是那類标準的“塗鴉上瘾的藍襪子才女”。可是為什麼呢？為什麼吳爾夫認為中産階級婦女開始寫作是如此驚世駭俗的一件事？甚至不惜将其定義為“婦女的史詩時代”？
我想這裡有三個概念得先拎出來，一個是中産階級，一個是婦女，最後是寫作。這裡我們不可能一下子把它們都說完，可以留待後面展開。但我想先強調的是，吳爾夫的話有很強的曆史後見之明，不可盡信。為什麼這麼說呢？吳爾夫以及以她為代表的布盧姆斯伯裡小團體，本身就是一個典型的中産階級社團。而他們都是二十世紀初的人，那時資本主義已經進入帝國擴張期，正如凡勃倫所言，社會逐漸從生産型導向消費型轉變，社會階層的劃分與自覺是非常明晰的。反過來，把這樣一個詞安在距她一百多年前的老前輩簡·奧斯丁，這位她的寫作上的老祖母身上肯定是“傻傻分不清楚”的。
她也許隻會說自己是漢普郡史蒂文頓村奧斯丁牧師的女兒。那時的地域與家庭出身仍然是最主要的身份辨別。
另外一個問題你也提到了，簡·奧斯丁寫成《傲慢與偏見》時才21歲，不說豆蔻年華，也是妙齡之姿，事實上，她終生未婚，且在25歲以前就已經寫成《傲慢與偏見》《諾桑覺寺》《理智與情感》三部不朽名作了。那麼，如何來界定這裡婦女的概念？（從司法的定義來說，凡是十四歲以上的女性都是婦女）。但顯然，那些生活在底層的手工業者、工廠女工是無法做到的。是以，婦女在這裡是有限阈的詞。
最後一個謬誤是寫作和錢的關系。你注意到，吳爾夫話的前半段話的重點在“女性可以靠寫作掙錢”。這其實也是《一間自己的房間》重要的立論，就是寫作作為職業的經濟性。而女性的經濟獨立，也是中國讀者熟悉的魯迅關于“娜拉出走之後，怎麼樣了”的經典論述。但簡·奧斯丁寫完一部作品，要等17年後才能發表，比楊過和小龍女的十六年之約還要久。她如果要靠寫作養活自己，怕是早就命不久矣了，還談何房間不房間？是以十八世紀末的女性寫作，起碼從簡·奧斯丁談起的話，一定有比掙錢更為第一性的原因。
但也不得不說，吳爾夫敏銳地察覺到了這種時代變化。中産階級女性開始寫作，我們不妨換成“有一定積蓄的女性開始寫作”，這句話一出，為我們的談話打開了空間。牽出一個線頭，連帶扯出了一連串的問題。比如，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是個怎樣的時代？有一定積蓄該如何量化，可否量化？積蓄又從何而來？還有一些關于女性生活的問題，等等，可以說是蔚為大觀。為了避免高蹈，這裡不妨先從簡·奧斯丁的家庭入手，來看看“有一定積蓄”這個概念。
和《傲慢與偏見》中班内特一家五個孩子的情況一樣，簡·奧斯丁生在一個大家庭，除了一個生下來不久就夭折的女嬰外，簡是家裡的第六個孩子，她的上面有四個哥哥和一個姐姐，未來她還将有一個弟弟。奧斯丁太太的生育成功率在當時是非常高的（一八〇〇年之前，婦女生育的死亡率在百分之一點五左右）。想象一下，簡從小就生活在這樣一大家子人中間，熙來攘往，如果還要算上父母雙方的堂親表戚，以及因父親開辦寄宿學校而住在家裡的那些學童，我們就不難了解簡·奧斯丁為什麼那樣擅長寫家庭故事了。
話說回來，如果全家老小隻靠父親的牧師俸祿維持生計，生活負擔将是非常大的。奧斯丁家除了開門辦學外，她的父親作為當時的鄉村牧師，還會從事一點農業生産，無論是在教堂的土地上還是在自家的土地上。在簡·奧斯丁出生的一七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前後，父親喬治·奧斯丁正跟當地的農人一起大搞農耕競賽。由此也可以看出，奧斯丁家的生活與農民本身的差距并不大，也就是說他們并不富裕。而這一切随着父親的去世還化為烏有，因為房子和土地是教區提供的，且教堂不為神職人員的遺孀和孤兒提供補貼。加上長子繼承制（一九二五年方廢除），父親死後，遺産自動轉移到大兒子身上。如果這時家裡的女兒還沒有結婚，那麼她就隻能靠其他兄弟的接濟度日了。
這也就不難想象《傲慢與偏見》裡班内特一家五個女兒還沒有出嫁，她們的父母是多麼心焦了，特别是母親。因為她和班内特先生膝下沒有兒子，等班内特先生百年之後，他每年四千鎊的财産都得由一個遠房親戚來繼承。記得小說提到班内特太太“畢生的成就就是把自己的五個女兒成功地嫁出去。”否則，等班内特死後，班内特太太僅有的一點嫁妝是難以維持女兒們和自己的生活的。
可事實上，簡·奧斯丁并沒有她小說裡的人物那麼幸運。在父親去世後，她幾乎身無分文，她和母親生活在一起，完全依靠兄弟們的扶持來安排生活，直到1813年她的小說出版。當時她雀躍地給她的姐姐卡桑德拉買了一塊布，并寫信勸她姐姐說：“不要拒絕，我有錢了。”
你很詳細地介紹了奧斯丁家的小氣候，我這裡可以補充一些時代大氣候。1796年到1813年的英國恰好處于喬治三世晚期和著名的攝政王時代。喬治四世攝政準确的年份是1816年，但考慮到喬治三世的精神錯亂，攝政時代實際上是從1800年到1830年。
簡·奧斯丁的小說《愛瑪》就題獻給了攝政王殿下，署名是“殿下的忠誠、恭順、卑微的仆人”。事實上，題獻本不是簡的意思，她甚至非常抵觸這樣的做法。但當時的出版商約翰·默裡很堅持，他還告訴簡·奧斯丁這是皇家的暗示，她必須照辦。結果證明，《愛瑪》确是簡在世時發行量最大的書，我記得當時印了兩千冊。
從皇家的這種暗示也能看出，那時社會風氣中彌漫着一種奢靡、虛浮的貴族之風，有一定身份和家世的人家均難免眼高手低，對待工作均持貴族化的态度。像簡·奧斯丁這樣的牧師家的女兒，除了嫁人幾乎就沒有其他什麼出路，能像我們現在的女性一樣離開家找一份工作是很難想象的。而當時為女性提供的工作在她們看來又都是“不體面”的，比如女仆、女工等，這些基本上都是下層婦女的職業。而如簡·愛那樣能夠成為家庭或者教育機構裡的女教師，又要等到維多利亞時代了。
另一方面，在簡·奧斯丁出生的第二年，也就1776年，剛好是瓦特改良蒸汽機的時代，這意味着英國進入了工業革命的黃金期。機械解放了人力，同時帶來了規模化生産，以及後來“到海外”去的殖民擴張。同時呢，在《傲慢與偏見》誕生和出版的時間區間裡，法國大革命、英法戰争、拿破侖戰争等也在持續不斷地進行。
簡·奧斯丁的兩個兄弟，哥哥弗蘭克和弟弟查爾斯都加入了英國海軍，實際參與了相關戰争。前者後來在軍隊中位階極高，官至海軍元帥。從這個方面看，再對比簡小說中那種穩定平甯的鄉村氣氛，真是有些意外。
其實也不必意外，外部所有變化，極大地刺激着男性的生命力和想象力，反過來，對女性來說就沒那麼“熱鬧”了，或者說外界留給女性施展的舞台少之又少。而像簡·奧斯丁這樣的女性又無法做女工、女仆，那麼唯有家庭能成為她的空間。簡在後來的歲月裡，經常往返于東肯特郡和喬頓，她生活的一大部分都用在了照顧哥哥們的孩子、嫂子們的分娩及産後康複上。反過來，生活把女性禁锢在了家庭的四堵牆裡，但同時也為她們打開了一扇想象的窗子——寫作。
還有閱讀。在你談到的這些重大的曆史變化、經濟變化之下，有很多舊的勞動，都被專業化、機械化的新方式所取代，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女性的紡織。女性在家庭中擁有了前所未有的時間，用伊恩·瓦特的話說則是“被迫的閑暇”，這時，閱讀便成為她們打發時間的好辦法。伊恩·瓦特在《小說的興起》裡說，與男性世界相比，學習更适合女性世界的首要原因，是她們手裡有着充裕的時間，她們過着一種更需要久坐的生活……另一個原因是，那些有社會地位的女人，尤其熱衷于寫信，因為她們的丈夫對她們來說，常常形同陌路。凡此種種，有意無意地培養起了女性在閱讀與寫作上的才情。女性也成為小說興起的重要推手。
因為丈夫關心的都是家庭之外的事。
另外，也因為你剛剛提到攝政時代審美和生活态度上的貴族化，如奧斯丁家這般的父母，一定是不主張女兒外出工作的，但又不希望她們目不識丁。簡和姐姐從小在家裡接受的教育，嚴格上說其實是人文主義教育而非技能教育訓練。到《傲慢與偏見》發表，英國女性的識字率在百分之四十左右。伊麗莎白·班内特、愛瑪·達什伍德、凱瑟琳·莫蘭，這些奧斯丁筆下的女主人公，盡皆如是。這一方面豐富了她們的精神世界，但另一方面，也讓她們在成年後，面對男性化的現實社會十分苦悶，她們唯一的出路隻能到婚姻市場上去找。反過來，禁锢在家卻使女性獲得了更敏銳、更豐富的感受力來發現、想象私人關系中的微妙之處，而這些對男性來說屬于碎屑、世俗的東西，恰恰成為女性在小說領域的優勢。
你剛剛提到伊恩·瓦特的話，除了閱讀、寫作，他也提到寫信是一項女性的重要消遣，而且相對于閱讀，寫信是更為重要的社交方式，寫信的欲望也往往比寫作來得強烈和持久。因為它是按訴心曲、分享八卦的最佳途徑。閱讀當時人們遺留下來的信件，你會驚訝于那些雙方坦誠到讓人含羞的露骨言辭，提到這個，十九世紀的作家福樓拜應該是最出名的一位。簡·奧斯丁一生很大一部分時間都是用在寫信上的。
可惜在她去世後，她的姐姐卡桑德拉把她的大部分信件都付之一炬。
這樣一來，女性在閱讀和寫信的雙重作用下，充實了自己的想象力，鍛煉了筆頭實踐，在此基礎上的寫作，似乎就變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還值得補充的是，當時的人們熱衷于把書或者信大聲地朗讀出來，作為一個家庭娛樂項目。在《傲慢與偏見》中你就能讀到班内特一家曾這樣讀書與聽書。當然，在當時說來，這也是出于經濟考慮，因為一本書的成本仍然很高，家裡的藏書總是有限，另一方面，戰争期間的蠟燭照明也是一筆高昂的費用，一個人朗讀一本書，讓一群人聽，是消耗照明成本效益最高的方式，同時也是把一本書消遣得最到位的方式。
記得英國一度還征收過窗戶稅，窗子越多要交的稅也越多。反過來窗子少了，稅也省下來了，但采光和照明就弱了。朗讀也許和這個窗戶稅也有些關系。
讓我們再回到1796年。現存簡·奧斯丁最早的一封信是她在1796年1月9日寫給卡桑德拉的。這封信主要叙述了寫信的前一晚簡參加的一個舞會，同時也暗示在舞會上出現了一位來自愛爾蘭，一頭金發，頗有魅力的湯姆·勒夫羅伊先生令她傾心，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她在舞會中聽到和看到的種種男女交往。那種歡快的傾訴少女心事的言語充滿了青春的氣息。要是我們還想到，這一年簡正在寫她的《傲慢與偏見》，伊麗莎白的年紀恰恰就是簡的年紀。那伊麗莎白與達西的愛情，又何嘗不是現實中簡·奧斯丁愛情的欲望的投射呢？雖然簡·奧斯丁終生未婚，但對于後世讀者，從這封信中我們要明白，那絕非因為她有着我們現代女性所抱有的獨身主義。
02.
令人驚喜的尤物，或曰，愛情萬歲！
現在我們再回到文本來看簡·奧斯丁的欲望具體是如何投射在《傲慢與偏見》裡的。在簡·奧斯丁看來，《傲慢與偏見》是她六部出版的小說中最為“輕松、歡快、奪目”的，而這裡最大的功勞當然是在塑造了伊麗莎白這一角色上。
我們不妨把她其他幾部作品的女主角紛紛請出場，就會發現《愛瑪》中的愛瑪·達什伍德的聰明有些過了頭，簡直接近勢利的感覺；《諾桑覺寺》裡的凱瑟琳·莫蘭又太現實；而《曼斯菲爾德莊園》裡的範妮·普萊斯以及《勸導》裡的安妮·艾略特均是文靜沉穩有餘，活潑不足。唯有這個伊麗莎白·班内特，她的伶俐熱烈，多思果敢，與我們現實生活中對現代女性的設想若合符節。
說到伊麗莎白的不同凡響，你記得書中是如何形容她的嗎？和姐姐簡比，她沒有那麼漂亮，性格也不溫柔；和妹妹瑪麗比，她讀書多卻沒有讨厭的掉書袋（這是優點）；和莉迪亞以及吉蒂比呢，她不俗氣。注意這最後一點——不俗。我覺得這才是伊麗莎白最大的特點，而也正因為她的不俗，才有了她對達西最初的偏見，才産生了這本小說的對話性。要想說明伊麗莎白的不俗，就先看看簡·奧斯丁是如何寫“俗”的。你記得小說那有名的開頭吧？
“大凡有錢的單身漢，總想娶位太太，這已成為舉世公認的真理。”
這個話，是站在男性角度說的，實際上正如咱們上面談到的，在當時婚姻市場緊張、女性如此“滞銷”的情形下，大凡年輕貌美的女青年，誰不想嫁個有錢的紳士呢？這應該成為與它同義反複的另一條舉世公認的真理。而這條真理恰恰就是小說中所有人物的行動動力，也是小說的叙事動力。
《傲慢與偏見》一開場就把當時社會現實的俗調擺了上來，班内特一家吵吵嚷嚷，整個梅裡頓因為兩個有錢紳士的到來而炸開了鍋，小說之後的其他人物便是在這“婚姻市場”的俗世中被一一刻畫的。
這讓我想起了兩組人物，一個是伊麗莎白的妹妹莉迪亞和威洛比私奔；另一個就是教區牧師柯林斯追求伊麗莎白不成，反手去追她的閨蜜盧卡斯。前者是俗世中的一個意外，但和伊麗莎白與達西的愛情神話相比，顯然簡·奧斯丁對這兩人單純為了情欲消耗彼此青春的做法持否定态度。
而她對這第二對，就幾近于鄙視了（主要對柯林斯先生，對盧卡斯則是同情）。柯林斯有點像我們現在流行說的一種男人——普信男（明明很普通但又很自信）。你看他向伊麗莎白求婚一再遭到拒絕後所說的話：
親愛的表妹，請允許我說句自信的話：你拒絕我的求婚，不過照例說說罷了。我之是以會這樣想，主要有這樣幾條理由：我的求婚總不至于不值得你接受，我的家産總不至于讓你無動于衷。我的社會地位，都是我極為優越的條件。你還得進一步考慮一下：盡管你有許多吸引人的地方，可不見得會有人再向你求婚。你不幸财産太少，這就很可能把你活潑可愛的地方全抵消掉。是以，我不得不斷定：你并不是真心拒絕我，我看你是在仿效優雅女性的慣技，欲擒故縱，想要更加博得我的喜愛。
柯林斯說的話，是被中産階級門當戶對觀念所轄制的。從當時傳統的意義上說，女性的地位是由父親、丈夫的地位所定義的。柯林斯的想要結婚，是在把伊麗莎白往當時對女性的，主要是中産階級婦女的理想典範裡裝（比如持家有道、相夫教子）。他的自信不單純是性别自信，還有階級自信，很難想象一個勞工和農民男性會這樣對他心儀的女性說話。
喬治·艾略特的《亞當·貝德》就是寫農民青年男女的愛情。
而且柯林斯的婚姻是高度理性、精于算計的。如果讀者能夠寬容一點，小說中其他很多女性，包括班内特家的女兒們，何嘗又不是女版柯林斯呢？
簡·奧斯丁正是通過環繞在男女主人公周邊這些或成功或失敗的愛情、婚姻，營造出這個你說的英國鄉村的俗世世界。反過來，這一切也讓伊麗莎白與達西的愛情更具浪漫主義的不俗。
其實我們還能再舉一個例子，你記得瑪麗·班内特這個伊麗莎白的妹妹吧。她在書中被塑造成一個非常墨守成規，極為注重自己的禮儀規範的“呆小姐”。而與這個妹妹相比，伊麗莎白在姐姐簡突然生病，耽擱在内瑟菲爾德莊園回不了家時，不顧“體面”，獨自一人跑三英裡去探望的行為就顯得頗為特立獨行了。
這也是書中達西對伊麗莎白刮目相看的轉折點。
在當時，前者的克己與利己是被推崇的，後者的人情味與大膽是要被說閑話的。事實上，賓利的妹妹卡羅琳就頗為嫉妒地說伊麗莎白滿腿泥濘地跑來，非常鄉巴佬氣。
又是一個“不俗”的對比。
沒錯。但這不俗是有代價的。
因為偏見。
03.
雙向奔赴，或曰，我們不一樣！
伊麗莎白在朗伯恩第一次舞會結束後，對達西的印象是這個人“令人震驚的粗暴”。
他是一個最讨厭、最可惡的人，壓根兒不值得巴結。那麼高傲，那麼自大，叫人無法忍受！……我厭惡透了這個人。
其實我還挺了解伊麗莎白的感受的，因為自己的尊嚴不能受到侮辱。畢竟換了任何人，聽到被人這樣說都不會毫無波瀾地默默接受。
她還過得去，但是還沒漂亮到能夠打動我的心。眼下，我可沒有興緻去擡舉那些受到别人冷落的小姐。
沒錯，伊麗莎白的偏見與達西的傲慢是相反相成的。他們都是聰明人，正因為他們的聰明，柯林斯先生之流算的那筆賬——門當戶對，或者攀高枝——在伊麗莎白和達西心裡更是明鏡似的。而這種“人間清醒”恰恰是他們劍拔弩張地相遇的原因。當然也是他們惺惺相惜的原因。
小說後來，當這對夫妻互訴衷腸，伊麗莎白直言不諱地點破：
事實上，你讨厭恭恭謹謹，虔虔敬敬和殷勤多禮那一套。有些女人從說話，到神态，到思想，總想博得你的歡心，你厭惡這種女人。我引起了你的注意，打動了你的心，因為我跟她們截然不同。
這真是聰明人的愛情。全靠智商談戀愛，彼此心知肚明。
我記得我看過一個分析，說小說中的達西以“每年一萬鎊”的收入可以跻身當時全英國四百個最富有的家族之列。而再想想班内特一家的女兒們，她們出嫁的所有嫁妝頂多也就一人一千英鎊。由此我們也可以說說當時的社會等級和财富的對應關系：
第一等級還是貴族，他們擁有絕對的土地的财富；第二等級是擁有财産但有的可能沒有貴族頭銜的老牌家族；第三等級是通過個人的職業、專業獲得了财富的群體；第四等級是身份低微的鄉紳階層；最後一等就是具有紳士風度的專業階層，比如醫生、律師、神職人員等。小說中達西的身份當屬第一等級，而伊麗莎白（包括奧斯丁家）都是典型的最後一等。
差距不可謂不大啊！
确實是這樣，再加上班内特家那個母親“雞娃”式助推五個姑娘，家庭内部的内卷增強了外人看待這個俗氣且勢利家庭的鄙夷眼光。達西的傲慢正是來自巨大的階級差異，以及飽和的中産階級内部階級躍升欲望的内卷化趨勢。
但我們說了，伊麗莎白是不俗的。然而達西對“不俗”的了解——從精神層面的彼此找尋——是需要時間的。
包括伊麗莎白對達西“傲慢”的消解。
說白了，其實就是如何證明“我們不一樣”。
從達西的角度看，他的傲慢其實是階級傲慢，是百分之一的富人（而且還是貴族）對新興資産階級的勢利小人的固有認識。這從達西第一次出現在梅裡頓舞會拒絕跳舞的厭惡情緒裡表現得很明顯。他的紳士風度是植物性的，高冷而無欲無求，而當他來到梅裡頓，看見的人都是那麼吵鬧，眼裡充滿了“選我選我選我”的熱望。與他的植物性相比，這些人（包括伊麗莎白）都是動物性的。
而内瑟菲爾德莊園的情節給了達西一個機會，讓他認識到伊麗莎白的“不一樣”。她的“不顧體面”，她的“焦急與沖動”反而令她在達西眼中變得不同。
簡·奧斯丁讓達西放下傲慢的時間太快。是以電影版《傲慢與偏見》裡達西才會對簡說，我是從我們已經走過一半的路上等着和你相愛的。但這也反向說明，伊麗莎白愛上達西，是經曆了一番糾結的情感教育的。
而這個情感教育基本上是英國文學中一種固有套路的再次成功搬演——女仆嫁給主人。記得許多年前譯林出版社出版過理查遜——簡·奧斯丁之前的時代的大作家——的代表作《帕梅拉》，這小說誕生在一七四〇年，寫的是女仆帕梅拉長久地忍受男主人B先生的人身攻擊、誘奸、欺騙，但最終帕梅拉用自己的善良感化了B且使兩人深深相愛的故事。這個故事在英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當時幾乎家喻戶曉。簡·奧斯丁從小嗜讀小說，一定也是看過的。而伊麗莎白-達西的關系結構，從某種意義上看，就是帕梅拉-B先生關系的再度複活。在此之後，英國文學史上還有一對這樣經典的關系，那就是簡·愛-羅切斯特。
而且這三部小說也都是站在女性人物的角度，展現她們的情感教育的過程，并最終實作浪漫愛情小說的圓滿結局。雖然形式和程度各有不同。帕梅拉和伊麗莎白一樣，最初都拒絕了男主人公的求婚，而且是斷然拒絕。
伊麗莎白的回答是：
達西先生，假如你表現得有禮貌一些，我拒絕了你也許會覺得過意不去，除此之外，你要是以為你的表白方式會對我産生别的影響，那你就想錯了。
當然，作為讀者，我們即使事先不知道結局，看見這句話，也不會大驚小怪，畢竟作為愛情小說，這隻是愛情路上的一點點波折。
需要注意的是，這裡面對男女人物的情感教育，特别是女性的，是現代小說一個重要的心理描寫手段。從帕梅拉的書信體（她傾訴的對象是父母，她給父母寫信，但實際上父母根本收不到）到伊麗莎白與簡·愛的内心獨白，小說人物心理空間的打開，使愛情中的雙向奔赴，不僅僅停留在物質層面上，而是先在精神和文化層面上達到體認。
但反過來說，為什麼總是女性被教育得更多一些呢？
比如，小說前面寫伊麗莎白是那樣具有獨立的思想和自我意識，可是等到達西漸漸了解了伊麗莎白，伊麗莎白前面的那些特立獨行卻不得不收斂，或者說妥協。就像在小說中，随着加德納舅舅舅媽無意間去彭伯裡莊園（達西的家）參觀之後，簡·奧斯丁給了伊麗莎白這樣一個内心獨白：
達西先生作為兄長、莊園主和家長，掌握着多少人的幸福！能給人帶來多少快樂，造成多少痛苦！又能行多少善，作惡不改……不由得想起了他的一片衷情，心裡泛起了一股從未有過的感激之情。一想起他那個傾心勁兒，也就不再去計較他求婚時言辭唐突了。
雖然簡·奧斯丁是以積極的情感來寫這種階級融合，并給小說以皆大歡喜的結局的。但，想到小說前半部分的那種女性的靈動與獨立，我還是覺得伊麗莎白的“不計較”背後，暗含着當時女性面對階級躍升的某種妥協。
每個作者都會受到他所處的時代的局限。你提到了加德納夫婦，你會注意到，他們擁有伊麗莎白這個階層裡少有的正面人物形象。（加德納先生在小說中出場的時候，被描述成“知書達理，頗有紳士風度”。）小說中，如果不是他們這對賢伉俪把伊麗莎白帶到德比郡，也許一切都無從談起了。另外，故事的最後，那對離經叛道的威洛姆與莉迪亞，也是在達西和加德納先生的合作下被拯救的。這說明什麼？我想也許這代表着貴族階層和新興商業階層的某種合作或者聯姻。這也是簡·奧斯丁站在她那個時代為我們提供的某種意識形态圖騰。
而在這“聯姻”中，仍然是男性站在主導，女性基于其次。時代的局限讓簡·奧斯丁為了追求完美結局，不得不犧牲女性，使其妥協。你看那晚她不到半個世紀的勃朗特姐妹，當夏洛蒂寫《簡·愛》的時候，她就沒有那麼追求所謂的“完美”，最終簡·愛和羅切斯特确實在一起了，但那是很蒼涼的——一個年老的瞎眼的愛情。
怪不得夏洛蒂·勃朗特對簡·奧斯丁很不以為然，她曾向他人表示，簡·奧斯丁是一位貴婦人，但并不是一個女人。因為，她對人的眼睛、嘴、手和腳的關注遠大于對人心的關注。
我想她的話指向的是小說更本質的問題——什麼才是現實！
本回引文内容均出自簡·奧斯丁：《傲慢與偏見》。孫緻禮譯，譯林出版社，2018年
本文節選自
《文學七日談：與梁永安聊文學》
作者：梁永安 / 劉盟赟
出版社：文彙出版社
出版年：20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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