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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喜愛的女作家(14)茹志鵑—《百合花》

作者:風鈴有約
我所喜愛的女作家(14)茹志鵑—《百合花》

茹志鵑(1925年9月13日——1998年10月7日),浙江杭州人。當代著名女作家,著名導演王嘯平的夫人,王安憶的母親。

她的創作以短篇小說見長。筆調清新、俊逸,情節單純明快,細節豐富傳神。善于從較小的角度去反映時代本質。曾用筆名阿如、初旭。祖籍浙江杭州。1925年9月生于上海。家庭貧困,幼年喪母失父,靠祖母做手工換錢過活。11歲以後才斷斷續續在一些教會學校、補習學校念書,國中畢業于浙江武康縣武康中學。1943年随兄參加新四軍,先在蘇中公學讀書,以後一直在部隊文工團工作,任過演員、組長、分隊長、創作組組長。1947年加入中國共産黨。1955年從南京軍區轉業到上海,在《文藝月報》做編輯。1998年10月7日逝世。其代表作有《百合花》。

茹志鵑自幼随祖母在上海、杭州以做手工維持生活,11歲才上國小。祖母去世後,被孤兒院收養。後進上海婦女文化班學習。1942年國中畢業。

1943年随兄參加新四軍,在軍區話劇團當演員,後調到軍區文工團創作組。1947年加入中國共産黨。

1955年從南京軍區轉業到上海,在《文藝月報》做編輯。1960年起從事專業文學創作,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又被選為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理事。1977年當選上海七屆人民代表。茹志鵑是當代著名女作家。她的創作以短篇小說見長。筆調清新、俊逸,情節單純明俠,細節豐富傳神。善于從較小的角度去反映時代本質。她的許多作品如《百合花》《靜靜的産院》《如願》《阿舒》、《三走嚴莊》等都受到過茅盾、冰心、魏金枝、侯金鏡等老一輩作家的好評,一些作品被譯成日、法、俄、英、越等多國文字在國外出版。

《生活》是她的第一篇作品,于1943年11月22日發表在上海《申報》副刊《白茅》第36期。1955年夏,由南京軍區轉業到上海作協分會,任《文藝月報》編輯。1958年3月,在《延河》月刊發表短篇《百合花》,歌頌解放軍和人民之間的血肉關系,茅盾稱贊這是一篇具有清新、俊逸風格的好作品,此後有影響的小說還有《靜靜的産院》等。

《剪輯錯了的故事》,是作者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寫的短篇小說,通過正反對比手法,把現實和曆史加以對照,揭露了極“左”思潮泛濫時期造成的虛假浮誇給黨和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

此外,寫過很多短篇小說和散文。文筆細膩、人物性格鮮明動人,頗得好評。

茹志鵑常寫抒情心理小說。表現戰争題材,以空靈精緻的筆觸展示軍民間的詩情和厚意;反映社會主義建設生活,那柔美纖細的筆觸常遊弋在勞動女性的心靈世界,顯示人物内心的熱切和性格的賢淑。進入新時期以後,茹志鵑的視野變得更寬廣而深邃,作品“從微笑到沉思”,溫存中透出辛辣,熱情裡蘊含冷峻,創作風格有所發展。

我所喜愛的女作家(14)茹志鵑—《百合花》

成長之路

女戰士

與當時有影響的女作家楊沫相比,在年齡上,茹志鵑是一位小妹妹;而在經曆上,茹志鵑與菡子、劉真等人更為相近,也是一位穿着軍裝走進新中國的女戰士。茹志鵑祖籍浙江杭州,童年和少年時代生活極其貧困。由于兩歲喪母,父親離家出走,她隻得随祖母輾轉滬杭兩地,靠手工勞作勉強糊口。1943年,她當國小教師,與哥哥一起參加了新四軍,從此她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家”。部隊火熱的戰鬥生活,給予這位女戰士多方面鍛煉和提高,戰争年代她作為一名文工團員邊行軍邊寫下快闆、歌詞、日記。這些快闆、歌詞加上1943年她當國小老師時在《申報·副刊》上發表的短篇小說《生活》,可以看作是她最早的文學創作。解放後,茹志鵑在南京軍區文工團任創作員,1952年創作的話劇《不拿槍的戰士》曾獲軍區創作獎。1955年7月她從部隊轉業到上海任《文藝月報》編輯,1960年轉入專業創作。茹志鵑在文革前的作品以短篇小說見長,分别收在《高高的白楊樹》《靜靜的産院》兩本集子中。題材大都反映革命戰争年代的生活,另一類則反映社會主義時期的新生活。雖然這時期茹志鵑的創作在對生活的開掘上并未能超出同時代的其他作家,但她是社會主義新生活的一位熱情的歌者,同時也是藝術風格的勇敢追求者和探索者。

熱情歌者

1958年,當大躍進的熱浪席卷全國,文學界也是以充滿了打擂比武的聲音的時候,陝西省文學刊物《延河》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百合花》的小說。盡管《延河》地處西北,《百合花》也僅隻是一篇幾千字的短篇,但它卻以自己獨有的百合花般的氣息與芬芳,給當時一片燥熱的文壇帶來一縷清新的風。它的作者就是茹志鵑。茹志鵑著有短篇小說集《高高的白楊樹》《靜靜的産院》《草原上的小路》,散文集《母女同遊美利堅》以及報告文學《離不開你》《紅外曲》等。許多作品被譯成日文、英文、法文、俄文、越南文等國文字。

我所喜愛的女作家(14)茹志鵑—《百合花》

茹志鵑是1958年以《百合花》而踏上文壇的。最早發現她的藝術追求并給予熱情贊揚的是文學前輩茅盾。茅盾不僅稱贊了茹志鵑的探索,而且也指出了《百合花》在藝術探索上帶有突破性意義。1959年至1961年,圍繞茹志鵑的作品,文壇展開了關于風格題材的大讨論。有人批評茹志鵑筆下缺乏高大的形象,有人指責《高高的白楊樹》“有方向性問題”,有熱愛茹志鵑作品的同志也規勸她應注重寫“重大鬥争”與“英雄人物”。這一切曾給初登文壇的茹志鵑帶來壓力,但她同時又是十分幸運的,在她探索的路上,不僅一直得到茅盾的匡護與鼓勵,而且在這場讨論中,她又得到著名評論家侯金鏡、魏金枝、葉以群等人熱忱的肯定與指點,這一切給了她勇氣與力量,她的藝術風格日見成熟了。

迷茫擱筆

六十年代以後,中國社會風雲變幻,文藝界的風浪也一陣緊似一陣。對茹志鵑作品的評價分歧愈來愈大,否定意見在逐漸更新,甚至要求她放棄自己的風格,去攀登重大題材的高峰,去描寫“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在衆說紛壇面前,她有點拿不準,感到無所措。1960至1961兩年,茹志鵑已離開編輯崗位,從事專業創作,卻隻寫了四篇小說《三走嚴莊》《同志之間》《阿舒》《第二步》。

1963-1964年,文藝界更加充滿火藥味,束縛乃至扼殺文學創作的清規戒律越來越多。許多長于寫重大題材的作家都遭到了批判,何況茹志鵑,“在這風風雨雨中,我惶惶然,茫茫然了,不知怎麼奮鬥才好了”。(《生活經曆與創作風格》,同上)她陷入了極度痛苦之中。兩年間,隻寫了《月牙初上》和《回頭卒》。《回頭卒》是她“文化大革命”前寫的最後一篇小說,寫得艱苦極了。“我望着滔滔的江水,硬要讓一個解放初期......的老農,去表演農村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種種。”(《二十三年這一"橫"》 ,收入《惜花人已去》)一篇作品不是發自作家心靈深處,還有什麼生命力呢?1964年以後,她除寫小量散文外,就近乎擱筆了。這對于一個風華正茂的作家來說,是多麼痛心疾首的事啊:“我内心是着急、焦慮的,但是無計可施。因為當時形勢要求的,正是我所不能的。我不會處理尖銳的沖突沖突,不善于寫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也極少寫過反面人物等等,我願意克服這些弱點,來适應政治形勢的需要(當時稱作時代的要求),可是秉性是難移的。”

實際上茹志鵑創作上的荒蕪,早在“文化大革命”前三年就已經開始了。在動亂的年代,像她這樣以寫“兒女情”、“家務事”著稱的女作家當然不能幸免,她被戴上“文藝黑線的尖子”、“文藝黑線的金字招牌”等帽子,遭到了無情的批判。

找回熱情

“文革”中,茹志鵑曾憤怒發誓永不再寫一個字。但是當春風重新吹臨祖國大地上時,她的一顆戰士的心又燃燒了,多年來積累的生活、思想和感情重又化為筆底的一篇篇文字,她成為打倒“四人幫”以後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十分活躍女作家之一。新時期她創作仍以短篇小說為主,它們大部分收編在短篇集《草原上的小路》中,其中《剪輯錯了故事》與《草原上的小路》曾分别榮獲1979年度與1980年度全國優秀短篇創作獎。此外她還發表了自傳體小說《她從那條路上來》,報告文學《離不開你》《紅外曲》以及若幹散文的作品。綜觀茹志鵑在新時期的創作,如果說五、六十年代她的聲音雖是熱情的,但又是單純的話,那麼經過了“文化大革命”的10年磨煉,10年沉思,她的文學眼界已遠為開闊,思想力度也遠為加深,包容在她作品中對社會人生的思考遠比17年前豐厚,是以單從思想内容而言,這就是一個躍上新高度的創作期。1985年她與女兒、作家王安憶受美國愛荷華寫作中心的邀請,訪美數月,回國後母女倆合寫了散文集《母女同遊美利堅》等。

個人作品

新時期以來,茹志鵑又發表了10多篇小說,随着主題的深化,風格亦有所改變,于清峻中隐含鋒芒。她的主要作品集有:《百合花》(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靜靜的産院》(中國青年出版社1962年)、《高高的白楊樹》(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年)等。新時期以來發表的主要作品有《離不開你》(載1978年11月5日《人民日報》)、《剪輯錯了的故事》(《人民文學》1979年2月)、《草原上的小路》(《收獲》1979年第3期)、《兒女情》(《上海文學》1980年1月)、《家務事》(《北方文學》1980年第3期)。《一支古老的歌》(《文彙增刊》1980年第3期)等。

作品分類

茹志鵑的作品大約可分為三類,一類是以《如願》《春暖時節》《靜靜的産院》為代表、注重在對人物心理的探究中勾劃人物的性格特征并觸及他們的精神曆史;一類是以《百合花》《高高的白楊樹》為代表、抒情性較強的作品;一類是以《關大媽》《三走嚴家莊》為代表、反映革命鬥争題材的作品。

勾勒人物

第一類作品是作者寫得最好的,幾個女性的心理刻劃細膩、生動。《如意》中的何大媽在舊社會是一個苦苦捱日的婦女,新中國的成立給她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變化。特别是裡弄生産小組的新型的生産關系讓她對自我的價值有了新的确認,這使她越發熱愛自己的工作。工作的意義之于她,更多的是确認自我。但何大媽的兒子、媳婦卻并不支援她的工作,這讓何大媽苦惱。她回想着自己解放前受的非人待遇,回想着解放後自己閑賦在家時内心的落寞,體味着自己自從參加工作後所感到的被别人需要的快樂,何大媽對自己心裡真正想要的東西漸漸有點明白了,她便對兒子、媳婦的不了解感到格外難受,對自己工作者的身份也就更在意。小說寫得最有趣的是何大媽星期天一清早起來準備去她們的挂鈎工廠領材料這一細節。在此細節的描寫中,将何大媽完成任務前的興奮、認真,在兒子媳婦面前的好勝和對孫女的慈愛全勾劃出來了。這就使小說的人物有了豐富的内心情感,而且她還有了曆史的縱深感。《靜靜的産院》則寫活了譚嬸嬸從最早學習、推行新法接生時的堅定,到産院組成後的興奮及自豪,到在更年輕、更講究科學的荷妹面前的不自在、生氣,再到重新鼓起勇氣學習自己不會的醫學知識,這一條内心活動長線。特别是譚嬸嬸在産院頭次和剛分回來的荷妹見面時,她炫耀式地向荷妹介紹産院各方面發展的情況,卻冷不防被荷妹澆了一盆冷水,她對荷妹的态度便來了一個大轉彎。她以自己曾有的成績支撐着自己的驕傲,卻發現落伍了,她在對荷妹的說教中掩飾自己的失落,其較大的内心波瀾被作者輕輕巧巧地把握住了。在這一類作品中作者不僅寫活了許多新型的女性形象,還表達出了她對這些女性的精神世界、發展前景的思考。

抒情作品

作者的第二類作品在發表當時取得了較大的反響,《百合花》是作者的成名作,被茅盾贊為是“最近讀過的幾十個短篇中間最使我滿意,也是最使我感動的一篇”作品。這些作品都抒發了對軍民關系、對美好心靈的歌頌之情。這類作品并不是空洞地扇情,而是通過細節的巧妙設定來抒發細膩的情感。《百合花》裡新媳婦在已犧牲的通訊員衣服上留下的綿綿針腳、鋪在通訊員棺材裡的嶄新的百合花被,《高高的白楊樹》裡反複出現的白揚樹都引出了生活中感人至深的細節,顯示出作者處理這些題材時信手拈來的才能,作品的構思相當精巧,但這些作品中的人物卻不如第一類作品中的來得厚重。

革命作品

而作者的第三類作品則表明她曾在革命鬥争題材的選擇方面做出過努力,但從審美角度來看它們是茹志鵑作品中最薄弱的部分,甚至作者在前兩類作品中表現出的構思的精巧性、細節的傳神性在這類作品中都較缺乏。如果說《關大媽》是作者的初期作品,還可另當别論,那麼《三走嚴家莊》中形象刻劃方面的粗疏則說明作者對人物革命性因素的強調使她忽略了對人的豐富内心世界的思量。這類作品的生動性也遠不如她其它兩類的作品。茹志鵑的創作實踐的成敗再次表明小題材處理好了同樣具有沖擊力,而大題材處理不好,也是蒼白無力的。

百合花

《百合花》是茹志鵑創作的短篇小說,首發于《延河》1958年第3期。小說以解放戰争為背景,描寫的是1946年的中秋之夜,在部隊發起總攻之前,小通訊員送文工團的女戰士“我”到前沿包紮所,和他們到包紮所後向一個剛過門三天的新媳婦借被子的小故事,表現了戰争年代崇高純潔的人際關系,歌頌了人性美和人情美,...

她在1958年春天寫了小說《百合花》。這篇美麗的作品40年來美麗了許多人的心靈。它被納入中學國文課本。茹志娟因為寫了《百合花》,自己也成了一朵流芳百合,而百合這種名不見經傳的草本植物,因為茹志娟而變成千古百合,這都是真的。中藥堂裡邊最動聽的藥名當推百合,百合百合,細細品味兩遍,真是滿口噙香。

茹志娟的葬禮在上海舉行。她的遺照披挂着白紗,這很容易使我想到一個純潔的靈魂正從百合花下悄然離去。她73歲,33歲寫了《百合花》,在此之前,她還寫過話劇劇本及《妯娌》《關大媽》等短篇小說多篇,但影響不大。《百合花》之後,又寫過多篇:《高高的白楊樹》 《靜靜的産房》《三走嚴莊》等,也未超過《百合花》。真可以這樣說:百合一開四十年,茹志娟清香為百合。1958年3月号的《延河》,溫潤的油墨香還沒有完全幹透,讀者們就發現了這道清鮮的文學佐餐,他們争相傳遞着一個資訊:茹志娟的《百合花》值得讀。

為什麼呢?因為以往戰争題材小說往往穿着一個裁縫做的“铠甲”,生硬裹住脆弱。雖然魯迅說過,無情未必真豪傑,但是在大陸建國初期的文學作品中,談論情感二字的确很奢侈。無法抒情,隻好靠描寫緊張的場面來烘托主題。而《百合花》一反“常态”,柔軟細膩,剝開外衣,突出靈魂。要的是真性情。這樣,讀者的眼界一下子給擦新了、擦亮了。是以,當時的文學評論說:茹志娟是一個創新。

清新撲面,這樣的小說簡直不是寫出來的,是剛從山坡上采摘下來的,還帶着晶瑩的露水呢,嗅一嗅,鮮潤透腹。茹志娟是誰?人們關心她了,想探知她了。同年的《人民文學》第六期茅盾做了一篇《談最近的短篇小說》的文章,談的主要就是茹志娟的《百合花》。茅盾是帶着欣喜若狂的心情來評說的,我在這兒摘抄幾段,以飨讀者:

“我所舉的那些例子中間,《百合花》可以說是在結構上最細緻、嚴密,同時也是最富有節奏感的。它的人物描寫也有特點,是由淡而濃,好比一個人迎面而來,愈近愈看得清,最後,不但讓我們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這些細節描寫,安排得這樣自然巧妙,初看時不一定感覺到它的分量,可是後來它就嵌在我們腦子裡。

“一般說來,在五六千字的短篇小說裡寫兩個人物,是不太容易處理的,但《百合花》的作者處理得很好。全篇共六千餘字,開頭兩千字集中寫通訊員,然後引出第二個人物(新媳婦),用了五六百字集中寫她,接着把這兩個人物交錯在一處寫,而最後又集中寫新媳婦,可是同時仍然在烘托通訊員,因為讀者此時抑不住感動的情緒,一半是為了新媳婦,一半也是為了通訊員———,主要是為了通訊員。

茅盾不惜重墨,給我們評析了一篇經典作品,這在文學大家庭裡也是一處感人的細節,而最感人的細節是《百合花》裡邊19歲小通訊員槍筒裡插的山菊花。這朵可愛的鮮花在戰鬥打響之前還盛開在小戰士的槍筒裡,戰鬥一打響,花朵就不見了,小戰士也不見了,戰争與和平,美麗和凄婉,茹志娟用她的筆輕輕一撥,便撥得這樣動人心弦。

記得在中學裡讀《百合花》時,老師拿出比平時多兩倍的課時,來品評這篇文章,而這個細膩的過程,我的女老師曾兩度流下熱淚。小戰士和山菊花,這個經典細節是在老師淚水的浸潤下而印入我腦海的。是以,快二十年的生活摩擦,它一直像塊銅像一樣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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