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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與高明、張國立、謝園、章子怡等同框,退休銀行行長老付的“群演”幸福生活

作者:北青熱點

老付退休前是一位銀行的行長,退休後當上了“群衆演員”。不過,準确地說,老付要比一般的“群演”強,他經常有台詞,而且露臉時間也不短,加之天生的氣宇軒昂。是以,按照他的話說,自己在一部戲中,也能算得上男一……百多号吧。

老付的真名叫付颀,據他自己粗略計算,已經拍過了271次戲,能記住的、有名有姓的角色72個——這其中既有三星上将、省長這樣的大上司;也有宮廷禦醫、心理學家、美食學家這樣的專業型人才;還演過看車大爺、賣肉商販這樣的市井老頭,以及“高大上”的南極仙翁、神父等等。

他拍的作品名頭也不小:比如,馮小剛導演的《我不是潘金蓮》,胡玫導演的《京港愛情故事》,管虎導演的《大叔與少年》,還有《國家的孩子》《上陽賦》《大話西遊》等等;而跟他演過對手戲的大咖則是張國立、謝園、劉佳……

老付的演藝忙碌期是在2016年,也是老伴兒 “數落”他最多的時候:“你這一個禮拜至少出去三次拍戲,有時候還連續拍,一個禮拜都不挨家。”老伴心疼他的健康和體力,是以,最近三年,老付拍戲的頻率明顯見少。趁着他的“空檔期”,近日,北京青年報記者采訪了老付,聽他講述自己從一位衣食無憂的職場高層人士“降落”到群演凡間的有趣經曆和感受,由此,也可以了解到演藝圈中普通人的一些真實生态。

曾與高明、張國立、謝園、章子怡等同框,退休銀行行長老付的“群演”幸福生活

早早籌劃退休生活,圓了作家和表演夢

其實在當群演前,老付先當的作家,出版了兩部長篇小說,寫了幾十個短篇,目前是中國作協的會員。老付早早就為自己的退休生涯做好了準備,這源于自己父親的“前車之鑒”。老付告訴北青報記者:“我的父親是一名進階工程師,他退休之初,脾氣變得特别差,一丁點兒小事就挑毛病。我們知道他不是針對家人,他就是忙碌慣了,突然覺得自己不被工作需要,一時間接受不了。”

知道“退休關”不易過的老付,未雨綢缪,在臨退休前兩年,就一直思考自己從工作崗位退下後,如何展開新生活,以防止“重蹈覆轍”。一開始,有朋友邀請他退休後到公司當顧問或者副董事長,但是,老付想,自己一輩子都在跟數字和錢打交道,還是需要換換口味。他搜羅了一下自己未圓的夢想,想起了自己年輕時第一喜歡寫作,第二喜歡表演。

于是,老付從寫小故事開始,慢慢的越寫越酣暢,“我當行長這麼多年,經曆是很豐富的,心裡裝着好多故事,而且都是大家很少觸及的金融領域”。最終,老付以自己當行長時的“真實事件”為背景,創作了一部30萬字的金融懸疑小說《影子行長》,講述了一位客戶的千萬資金被騙走以及警方破案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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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小說得到了中國金融作家協會的青睐,被出版成書。老付興奮了一陣,之後又有了新的想法:他覺得現在大多數人對紙質書沒有那麼感興趣了,便想把《影子行長》改編成電影劇本,“我覺得這個故事拍成電影的可看度還是挺高的,金融題材的影視劇很稀缺,大家也會覺得好奇--怎麼就能把這麼多錢給騙走了呢?詐騙分子又是怎麼被抓住的呢?”

有幾位導演對于這部小說非常感興趣,但是,他們拍攝的前提條件都是要改動劇情。老付覺得如果按照他們的要求,就破壞了故事的原汁原味,“當時,出了這件事,我作為行長挺狼狽的,也有點怯懦,我覺得故事好玩的地方就在于我真實的反應。如果要進行大的改動,那就不是我想呈現的故事了,我也失去了興緻。”

編劇的計劃暫時擱置了,老付這才想起了自己的“表演夢”,于是愉快地決定“就地出道”--當演員去,就算老伴在旁邊以不信任的目光和語氣潑冷水說: “就你還當演員呐”,也沒有阻止老付的熱情。他在QQ群裡搜叢集演的招募資訊,由此紮實地踏上了群演道路。

憑“實力”出演《我不是潘金蓮》 ,出道即巅峰

要說老付當“群演”的起點,那真有點“出道即巅峰”的架勢。看過馮小剛導演的電影《我不是潘金蓮》的觀衆,應該記得有一場開會的戲,主席台上,出現了三位大上司--老戲骨高明、著名導演黃建新,還有一位就是“老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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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付平日裡就“天庭飽滿”,能出演這個角色也算是憑借自身“實力”争取來的機會。老付透露,最初當群演,想入圈并不容易,“人家都是需要有演戲經驗的”。老付起初還想利用自己的人脈,讓跟演藝圈相關的朋友幫忙介紹個角色,但都沒有音信,最後還是得靠着自己趟路。他通過QQ群找群演資訊,也認識了“群頭”。有一天,有群頭打電話給老付,說有個電影要拍攝一場開會的戲,需要一些長得像上司的人。老付覺得這個挺靠譜,“咱别的不會,要說開會嘛,那真是太熟悉了,我這輩子淨開會了。”

去之前,老付留了個心眼,既然是上司角色,那不能太随意。是以,老付穿上筆挺的西裝、打好領帶,氣度不凡地來到了群演面試的地方。剛進門還沒說話,副導演看了老付一眼,立刻招手:“老師,你過來,給你拍個特寫。”副導演給老付拍了好幾張定妝照,然後說:“老師,你把下禮拜的時間留出來吧。”說完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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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潘金蓮》與高明同框

老付有點懵,琢磨着這是啥意思,到底選沒選上?他就問身邊的從業人員。人家笑道:“一看你就是頭一回來拍戲吧?這都不懂?副導演讓你把時間留出來,那就是定你啦。這部戲是馮小剛導演的大制作,想上這個戲的演員多了去了,副導演今天看了三十多個都沒看上,就看上你一個人了,偷着樂吧。”

其實,在去面試之前,老付還特意練了練詩朗誦,怕人家需要考察才藝。如今,這麼輕易就過關了,老付還覺得有點“過于順利”。對此,從業人員露出“大可不必”的表情:“你想多了,根本不會有你台詞。”

拍戲那天,劇組大巴車拉着200多人,浩浩蕩蕩地從市區奔了雁栖湖。臨拍攝時,又根據群演的衣着和氣質開始了新一輪挑選。最終,有20多人進入了“會場”。西裝革履的老付太有範兒了,副導演隻眯着眼睛一掃,就跟老付說:“老師,你坐第一排”。一會兒,又過來了,跟老付說:”你上主席台”。老付一看,就坐在高明扮演的首長旁邊,心想:“成了,肯定有我鏡頭了,估摸着自己的級别怎麼也是‘副省長’。”老付回憶,當時主席台上其實有十來個人,“馮導用圓形構圖拍攝的這部電影,别的人就都被隐去了,隻剩下三位‘主要上司’。” 老付回憶:“休息的時候,大作家劉震雲都跑過來對我們說,馮導這是從哪兒把你們幾位找來的啊?往那一坐,絕對是省部級幹部啊!”

就這樣,老付這位富态的“影視圈菜鳥”完全憑借自己的“實力”闖出了一條戲路。在《我不是潘金蓮》的拍攝現場,就有不認識的群頭或者經紀人聯系老付,給他拍定妝照,要給别的劇組推薦,主動找老付的戲也多了。群頭跟老付說:“群演這麼多,像您這種氣度不凡、能演大上司的可不多。”而老付的群演工作也滾雪球一樣越來也多,開始“小有名氣”,被圈裡人稱為“董事長專業戶”。

老付除了天生的“上司派頭”之外,還有個優點是面對鏡頭時非常自如。他說:“有的人是私下裡表演挺好的,但在衆人前演戲就緊張。我是生怕人不多,也喜歡面對鏡頭。我在部隊宣傳隊說相聲,演話劇的時候,人越多我越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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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銀行行長到群演的落差,五味雜陳

老付演上司遊刃有餘,但是,他當群演時,并不會輕易透露自己“銀行行長”的身份——除非是為了競争上司角色,提高被挑中的“成功率”,他才會偶爾“暴露”一下。老付對于自己的“位置”很清醒,“當群演就老老實實地做好群演,讓幹什麼就幹什麼,提行長幹嘛呢?再讓人家覺得我挺能吹的,讓别人心裡不平衡、不高興。既然大家一起當群演,那就是平等的,誰也不比誰特殊。”

不過,從行長到群演終究還是有着巨大的落差,這就要靠老付自己慢慢消化了,而其中的辛酸也确實是“五味雜陳”。

老付回憶他第一次覺得“憋屈”是一次拍攝之後,“那場戲我們從早上七點多鐘,拍到晚上十點多,去的時候有大巴,回去就得自己坐公交了。當時時間太晚了,馬上趕不上末班車了,可是錢還沒給我們結呢。群演們都特别着急,其實一共就200塊錢,趕緊給我們得了。但那天的群頭特别厲害,嚷嚷着:‘排隊排隊,想不想要錢?要錢排隊,不要錢滾蛋!’于是,我們百十來号人,就五人一隊、五人一隊地排好了,然後從他手裡領錢。我當時心裡就有點難過,我好歹也是個年薪幾十萬的行長啊,現在忙活了一整天,再從一個趾高氣昂的毛頭小子手裡領那兩張票子。他們把我給當成什麼人了?!”

還有一次的遭遇也讓老付心裡很堵:“有一天拍戲,天太冷了,我們就跑到休息室裡去了。這時候進來一個劇組從業人員,劈頭蓋臉就開始呵斥:‘誰啊這都是,怎麼誰都往這屋裡跑,這是人家主要演員待的地方,你們出去,出去!’就把我們轟出去了。”老付心理不平衡了,“以前我當行長的時候,出差那不是總統套,也得是商務套間;坐飛機不坐頭等艙,也能坐個商務艙,我今天竟然被人給轟出去了。”

曾與高明、張國立、謝園、章子怡等同框,退休銀行行長老付的“群演”幸福生活

不過,老付心态調整得還是很快的,逐漸就适應了,“我就告誡自己,你在這兒你就一群演,别老跟以前做比較。你要覺得不合适,你就别來;你覺得吃不了苦,拉不下面子,你就别拍。你在家待着也挺好的,這不是你自己喜歡嗎?那就什麼也别說了,人家讓你蹲着你就蹲着,人讓你站着你就站着。”

經過生活的“錘煉”,老付把很多事情看淡了許多,覺得無所謂了。劇組發便當的時候,群演都是往地上一蹲就開吃。老付也蹲,有時候實在蹲不下去,就把飯放在垃圾箱上面,也能吃得挺香。

老付覺得這也是自己當群演後的一大收獲,“這讓我了解了更多生活的層面。我年輕的時候雖然也吃過苦,種過地、做過工、當過兵,但後來畢竟進入了職場,衣食無憂,現在拍拍戲也是沒有壓力的。可是,很多群演都是下崗職工,為了謀個生計,住在幾個人合租的地下室裡,每天都在焦慮地找角色、找劇組,恨不得一天都不休息。他們閑一天就要多負擔一天的吃飯、住宿的開支,如果連着幾天不拍戲,可能就沒有飯吃。他們處于不得不拼的窘境,其中有的老人,那麼大年紀了,還要為了兒孫的生活到處奔波當群演。我當群演後,和他們成為了朋友,讓我看到了他們為了生活而掙紮、拼搏的狀态。有的人對于演戲那麼執着和熱愛,甚至我都為他們有一點擔憂。我有時候也勸一些人,自身條件并沒有優勢,找一個踏踏實實的工作也許會更好,但他們卻覺得自己也許有一天會成為‘王寶強‘。可是,中國隻有一個王寶強啊。”

與知名演員愉快地聊天 大明星反而沒有架子

老付作為群演也是很懂“規矩”的。其中一條,就是不跟明星主動聊天、合影、加微信。老付說:“我們特别守紀律,哪怕跟明星就挨着坐,都不主動跟明星說話,省得挨刺兒。”不過,很多明星會主動跟群演說話。這時候,老付也會跟人家聊聊。

在老付的印象中,明星也是人,有各種各樣的性格和脾氣,“大多數明星都很好。但以我的所見所聞來看,越是年紀大的、演技好的演員越平和、越沒有架子;而那些年輕的、20多歲的年輕演員,反而架子越大。也許我的總結不準,但是以我的經曆來看,是這樣的。 ”

老付透露,有一次在片場,一位年輕的明星遲到了,導演說了他。他立刻氣勢洶洶回了一句:“遲到怎麼了?”老付回憶:“當時,這位明星有6、7位助理圍着,有人給他拿劇本,有人拿杯子,有人幫他拿椅子,還有人幫他拿大衣——那大衣披在他肩上,他一聳,别人就得趕緊把大衣拿下來;等他坐下了,趕緊又披上。助理們跟他說話,都是彎着腰。他一個人趾高氣昂的。”

曾與高明、張國立、謝園、章子怡等同框,退休銀行行長老付的“群演”幸福生活

而有的知名演員就很平易近人,讓老付内心溫暖。 在拍電視劇《京港愛情故事》時,老付扮演鄰居張大爺。那一次,他有權進入休息室,“當時,呂中老師就坐在那兒跟我聊天。她問我哪裡人,我說北京人。她就跟我聊聊做菜的事兒,先放什麼,後放什麼,特别随意。她身邊也就是一位小姑娘當她的助手。等她拍完戲,劇組說派車送她。她一擺手說不用、不用,就自己走了。讓人很敬佩。”

通過《京港愛情故事》,老付還結識了謝園,“我倆的年紀差不多,都是五零後,他特别喜歡跟我聊六十年代那些往事。他的腦子特别好,口才也特别好,和他聊天時,總是圍着一圈人笑着當聽衆。但是,偶爾有些細節他有說得不準确的時候,我就會給他指出來。是以,他見了我就說:‘付老師你太壞了,你來了以後,我聊天都緊張,你老揭我的短兒。’拍戲間隙,謝園從片場出來,總是先找我:‘老付呢?老付呢?我再跟你說一事兒,你絕對沒聽過。’他還經常拿出手機來,給我看他寫的書法作品。恰巧我也在學習書法,能聊到一塊。他的書法挺棒的。他說他拍戲回家後,再晚再累,也會寫幾篇字,心裡才踏實。”

可惜,老付和謝園的告别卻有些匆忙,“那天,我正在休息室和别人閑聊。謝園老師笑眯眯地進來了,對我說:‘剛才聽說,你今天就死翹翹了’。我笑着說:’不可能,這才拍幾場戲啊,第三十集還有我的戲呢。‘過了一會兒,我果然得到了改戲通知——導演讓死,咱不得不死。于是套上氧氣罩,在擔架上作昏迷狀,但抽空悄悄地眯着眼睛看看周圍,見謝園老師正看着我狼狽的樣子,笑得很燦爛。當天晚上,我就離開劇組回家了。從那以後,再沒機會見到謝園老師。後來,聽說他已溘然長逝,我很長一段時間都難以接受。”

還有一次,老付參加一部古裝戲的拍攝,“那場戲的情節是皇上病重躺在床上,我作為太醫令跪在床邊進行搶救。導演發出開拍密碼之後,一位白衣女子飛奔而進,撲倒在皇上床前時失聲痛哭。我驚訝地發現,這位演員竟然就是大明星章子怡,真是太意外了!雖然我不是追星一族,但是國際知名的大明星與你近在咫尺時,心裡還是忍不住一陣激動。我必須承認,在這一刻,我也有了追星的心理。”拍攝間隙,老付還有機會和章子怡聊了幾句,“我感覺她待人很客氣、很友好,尊重身邊的每一個人,感覺不到有什麼明星架子。拍戲的過程中,她也非常認真,服從導演。哪裡不行就重新來一遍,不厭其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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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平淡”,表演的最高境界就是沒有演技

老付是一個享受鏡頭的人,拍戲以來,也在不斷地在琢磨演技。當初級群演的那會兒,老付經常想事先了解一下角色,多準備準備,但往往被冷冰冰地告知:“别問,不需要,讓你幹嘛就幹嘛”。後來,随着角色越來越多,老付的戲份也開始重了,有時候台詞還不少。這時候,老付就要靠自己的閱曆和悟性了,“有一次,我演男一号的父親,生病在醫院,男主角來看我。拍攝的時候,我就找感覺:我就設想,我就這一個兒子,雖然他不聽話吧,我還是那麼愛他。我都要死了,他來看我,我又說不出話來。于是,我就發出支支吾吾的聲音,露出想說話都說不出來的樣子,眼巴巴地看着兒子,想往他那邊湊。導演就覺得我演得很到位,反而覺得男主角沒有接上我的反應。”

老付喜歡動腦子觀察,這也給自己帶來不少機會。他笑說:“群演往往是不知道劇情的,到現場就演。如果不提前觀察一下氛圍,反而會演反了,該哭演成笑,那就該被導演說了。”老付在現場就很機靈,“有一次,劇組隻給了我一頁紙試戲。台詞很簡單,就是養老院的院長對着老李頭說:‘老李頭,你是不是帶傻子去做人工結紮去了?’李老頭說:‘是啊,計劃生育辦的趙主任讓我去的’。院長問:‘人家給錢了嗎,給了多少?’李老頭說:‘800’。就是這樣一個前後背景都抽離的台詞,我們好幾位老人家都試戲。導演就跟我們聊天來了,問我們覺得老李頭是個什麼樣的人?我說,我感覺他是個滑頭,挺壞的,坑人家錢。導演特别吃驚,睜大眼睛問我,就這麼幾句話,你是怎麼猜出來的?我說,我揣摩出來的,這老李頭肯定沒給人家800。否則,這句台詞就特别多餘。他一定是貪了錢,用800塊引出劇情。導演誇我對這個角色悟得挺深,立刻就選中了我,讓我演這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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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自己的實踐,以及專業演員們的指點,老付覺得,表演的最高境界就是沒有演技,“很多群演老怕導演看不到他的好,憤怒、驚訝、笑等都很誇張。我演這麼多年戲,不追求越演越生動,而是越演越平淡,就是想方設法把自己當成一個正常人。正常的反應,不要怕導演沒看見,也不要怕攝影機沒拍到。比如說,一場戲講的是孩子要出國了,父親到車站送他,心裡很難受,但是作為父親,男人嘛,有淚不輕彈,他呈現的應該是那種又難過又想做出很輕松、笑一笑的樣子。當你心裡這麼想的時候,你的臉上自然而然地就會做出這種表情。專業演員就跟我說,群演總是喜歡特别誇張,戲太過了,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會演戲,說台詞的聲音高得都變态了。其實演戲就是演本色,演正常人就行——越像正常人,演得越好。“

錄短視訊、寫公衆号,把生活過得有意義

最近這幾年,在老伴兒的嚴格“管束”下,老付拍戲少了——奔波于片場,老伴總是擔心他太累了。而且,老付還特别節省,舍不得打車,去懷柔都是地鐵、公交。老付笑說自己以前窮慣了,不會亂花錢,“一打車,那一天的‘片酬’差不多都搭裡面了。”

有一次,老付的痛風發作了,走路都困難。但是,當天要拍戲,也來不及換人了。老付就讓老伴兒幫忙買了一副拐杖,硬撐着去了。好不容易拍完了,不知道是不是太累了,他在地鐵上覺得眼前發黑,站不住了,也看不清東西。老付趕緊給老伴發了個資訊:“我身體不太好,你帶上熱茶和一塊兒糖到地鐵站來接我。你别害怕,我覺得可能是低血糖。”老伴兒趕來後,看見他臉色都變黑了,特别生氣:“你圖什麼,打個車回家不就得了。”老付還給她算賬:“打車得50塊錢,我坐八号線回來幾塊錢,公共汽車還免費。”

曾與高明、張國立、謝園、章子怡等同框,退休銀行行長老付的“群演”幸福生活

不拍戲的老付也沒閑着,開始了另一種“拍攝”——在鏡頭前錄“老付聊職場”的視訊,上傳到抖音、B站、小紅書,給上班的年輕人答疑解惑,目前已經擁有40萬粉絲了。老付還開了一個“北京老付”的公衆号,寫“拍戲趣事”的系列,已經寫了30多集——他準備寫到100集,讓更多人知道群演生活是什麼樣子,也順便解答外界對于拍戲的好多疑問——比如,演戲吃飯是真吃、假吃還是半真半假地吃?比如,拍戲時穿幫的趣聞等等。

老付表示,自己還是想幹點有意義的事情,“我每天都回答一些年輕粉絲們的問題。比如有人問我,爺爺,有兩個offer,一個建設銀行,一個農業銀行,你說我選哪個?比如,有的年輕人說周末上司打電話讓加班,我應不應該關機?我都會慢慢地給他們解答,希望把自己的經驗告訴年輕人,讓他們少走彎路,讓他們少吃虧。 ”

而拍戲時結交的群演朋友們也隔三岔五召喚老付。這讓老付心裡挺癢癢,準備機會合适的話,再去拍戲。問老付是否覺得自己是被行長耽誤的演員?老付一笑:“能像現在這樣,在各種角色裡‘好夢一日遊’般地體會不同的人生,我已經很知足了。我心裡有數,自己成不了大演員。不過話說回來,銀行行長,也不是誰都能當的。”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肖揚

編輯/崔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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