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料中有關貨币的内容并不多見，而且這些史料還存在語焉不詳或是互相抵牾的情況，緻使後人在了解相關史實時出現偏差。今不揣淺陋，就個人目力所及者，略舉數條、并加辨證，以就教于方家。
一、董卓錢的銘文
漢末，天下大亂。董卓曾鑄造過一種劣質錢币，關于這種錢币的形制，《三國志》卷六《魏書·董卓傳》記載：“悉椎破銅人、鐘虡，及壞五铢錢。更鑄為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鑢。”以此來看，董卓所鑄錢币屬于一類劣質小錢，不僅體型較小，而且鑄造粗糙，甚至連錢文都沒有。于是，學界曾普遍認為董卓錢是沒有銘文的。
但是，《晉書》卻有不同的記載。《晉書·食貨志》這樣描述董卓所鑄之錢：“悉壞五铢錢，更鑄小錢，盡收長安及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鼓鑄。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雖然《晉書》對于董卓錢形制的記述與《三國志》大體相同，但《晉書》卻明确提出董卓錢是有銘文的，并非“無文章”，隻是因為鑄造技術低下，文字不可辨識，故曰“文章不便”。是以，這裡的“不便”應是“不辨”之訛誤，意思為錢文不可辨識。
袁宏《後漢紀》中也有相同的記載：初平元年（190）六月，“卓發洛陽諸陵及大臣冢墓，壞洛陽城中鐘虡，鑄以為錢，皆不成文。更鑄五铢錢，文章城郭不可把持。”袁宏為晉人，距漢末甚近，所叙自然較它書為确。《後漢紀》中明确提及，董卓因鑄錢倉促之故，錢币“皆不成文”，也就是說錢币文字因鑄造技術所緻不可辨識，但文字是有的。我們依據考古出土實物資料，認定董卓錢的銘文為“五铢”二字。
董卓此次鑄錢的主要意圖是為了搜刮群眾錢财，由于金屬銅在古代一直是代表着固定價值的稀缺資源，董卓試圖通過鑄造面值與之前相同、但重量卻大幅度下降的劣質錢，以換取群眾手中貯藏的足值錢，如此才能達到快速掠奪财富之目的。況且此前整個東漢時期流通的錢币均為五铢錢，董卓完全沒有必要重新鑄造一種新的錢币樣式，這樣隻會增加使用者的反感情緒，阻礙市場流通，故認為這種小錢是有文字的，也屬于五铢錢的一種。
二、曹魏政權恢複五铢錢的時間
董卓鑄造的劣質小錢不僅破壞了自西漢以來所形成的五铢錢制，而且引起極端地物價上漲，導緻市場交易混亂，錢遂不行。為了改善貨币交易環境，曹魏政權曾力圖恢複五铢錢制。關于五铢錢恢複的時間，史籍中存在兩種觀點：第一種來自《晉書·食貨志》的記載：
及獻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鑄小錢，由是貨輕而物貴，谷一斛至錢數百萬。至魏武為相，于是罷之，還用五铢。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谷賤無已。
衆所周知，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基本統一北方；十三年（208），兵敗赤壁，同年“漢罷三公官，置丞相、禦史大夫。夏六月，以公為丞相。”既然是“至魏武為相，于是罷之，還用五铢”，那麼《晉書》認為曹魏政權恢複五铢錢的具體時間應該在建安十三年。
第二種觀點源自《三國志》卷二《魏書·文帝紀》的記載：二年春三月，初複五铢錢。”這裡的“二年”，是為黃初二年，即公元221年。《資治通鑒》卷六九“文帝黃初二年”條補充道：“初複五铢錢。漢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铢，今複之。”按照這種說法，自初平元年董卓破壞五铢錢制之後，直到魏文帝黃初二年，才恢複了東漢以來的五铢錢制度，這就比“魏武為相，還用五铢”的時間晚了整整十三年。
我認為史書中存在兩種恢複五铢錢時間的記載都是正确的。曹操稱相之時，董卓錢已經流通了十七年之久，曹操對這種劣質錢币所來的破壞性影響十厘清楚，于是在“海内既平”之時宣布停止使用這種錢币，恢複五铢。但是，正如《申鑒》中記載的那樣，曹操擔心恢複錢币使用之後，其它國家會出現“彼以無用之錢，市我有用之物，是匮近而豐遠也”的情況。是以，盡管曹操宣布恢複使用五铢錢，但實際上國内仍然重視實物交換，這種以布、帛為主的實物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物資。文帝曹丕繼位之後，三國之間大規模的戰争逐漸減少，統治者大都重視恢複經濟，此時國内“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谷賤無已”，由于市場上長時間沒有貨币參與流通，遂逐漸顯現出各種問題，“錢貴谷賤”便是其之一，是以文帝不得不在黃初二年再次重申恢複五铢錢的重要性。
三、成公綏與《錢神論》
西晉人魯褒“傷時之貪鄙”而著賦體文《錢神論》，對當時社會普遍存在的貨币拜物教現象進行諷刺和批判，是為大陸文學史中的名篇。學界普遍認為：在魯褒成文之前，社會中已經流傳過一篇同名作品，它的作者是魏晉之際的成公綏，魯褒的《錢神論》正是在成公綏的基礎上進一步增補、發揮而成。關于這篇文章的來源，學界很少涉及，隻是因為它的内容同樣被清人嚴可均收錄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之中，進而認可了這篇文章的真實性。經查閱有關資料，此文最早見于《太平禦覽》卷八三六《資産部》“錢下”條，原文雲：
成公綏錢神論曰：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唯錢是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能己。執我之手，說分始終，不講優劣，不論能否，賓客輻辏，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何可暗使，豈虛也哉！
上述相關内容與魯褒所撰《錢神論》高度一緻，特别是其中的字句，甚至有完全相同之處，該文後被收錄入《全晉文》卷五九“成公綏”條目之下。查《晉書》卷九二《文苑傳》可知：成公綏生于魏明帝太和五年（231），卒于晉武帝泰始九年（273），是魏晉之際著名的辭賦家，曾被張華薦之為太常，征為博士，後曆任秘書郎、中書郎等職。關于他的生平著作，“詩賦雜筆十餘卷行于世”，基本完好地流傳了下來，但唯獨不見這段《錢神論》，而《晉書》以及其它文獻同樣對此隻字不提。結合成公綏所處的時代背景，此時全國尚未統一、北方經濟未能恢複、商品經濟尚不活躍，且與文章内容所描述的時代特色并不吻合，是以我認為這篇文章的真實性值得懷疑。甚至有學者指出：“所謂成作《錢神論》，應為魯褒《錢神論》中的一段，《禦覽》的編纂者誤采為成公綏所作。”如果真是如此，也就不像學界以往認為的那樣，成公綏的文章影響并激發了魯褒的創作靈感。
四、五行大布與永通萬國的兌換比值
西魏恭帝三年（557），宇文覺代西魏稱帝，是為孝闵帝，都長安，國号周，史稱北周。北周初期，使用前朝舊錢。武帝于保定元年（561）七月，鑄布泉錢，一當五，與五铢錢并行。建德三年（574），鑄五行大布錢，一當十，與布泉錢并行。靜帝大象元年（579），再鑄永通萬國錢，一當十，與五行大布并行。這就是聞名錢币學界的“北周三泉”。
史籍對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兩種錢币之間的兌換比值，存在不同的記載。《周書》卷七《宣帝紀》載：“丁巳，初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并行。”《隋書·食貨志》《通典》與《冊府元龜》等書均有相同的論述。但是，《北史》卻雲：“丁巳，初鑄永通萬國錢，一當千，與五行大布并行。”《資治通鑒》與《太平禦覽》等典籍亦作“千”，而不為“十”。台灣學者陳彥良認為：“宇文赟是曆史上一個以荒淫暴虐知名的帝王，在位雖不滿兩年，但姱誕鋪張之舉動無法計數，且已開始大規模營建宮殿。觀此，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枚五行大布，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我個人以為，應以《周書》等史籍記載為确，是“十”而不是“千”。首先，上述史書以《周書》《隋書》成書最早，二者編成年代為唐貞觀十年（636），而且參加編修者多為當時熟谙經史的飽學之士，屬于唐代官修史書的代表作品，兩書記載了大量北周時期的典章制度，内容翔實。李延壽在編寫《北史》的過程中，參考了《周書》《隋書》等史籍，并且對其中一些内容進行删節、彙合，很有可能在傳抄、了解過程中産生訛誤，把“十”誤寫為“千”，之後的《資治通鑒》《太平禦覽》等典籍并未經過嚴謹考證，便沿用了《北史》的記載。
其次，既然永通萬國與五行大布、五铢錢“凡三品并用”（當時布泉錢已廢），那就不應出現1:1000：50000的兌換比值。如果五铢錢價值太低，沒有發行的必要，相反永通萬國價值太高，幾乎不可能推廣開來。試想一下，這麼大面額的錢币發行出來，市場上誰能接受使用呢？然而，從目前的出土情況來看，永通萬國錢并不少見，說明永通萬國雖然屬于虛值貨币，但沒有高得離譜，還是在市場上流通過一段時間的，這也能夠反映出兩者之間的兌換比值不會産生太大差距，也就不可能是“一當千”。
五、“頗盜鑄”與“不盜鑄”
元嘉七年（430），劉宋政權“立錢署，鑄四铢錢”，是為元嘉四铢。由于新發行的四铢錢在面值上較原本流通的五铢錢稍低，故導緻民間普遍出現剪鑿取銅的現象，《宋書》卷六六《何尚之》傳雲：“民間頗盜鑄，多剪鑿古錢以取銅。”所謂剪鑿取銅，就是為了适應新錢的重量标準（四铢），使用剪鑿、磋磨等手段，對原先流通的五铢錢進行修整、加工，在不影響繼續使用的前提下，截取出一部分碎銅，搜集起來以牟小利的行為。
關于此事，《宋書》卷七五《顔竣傳》有着類似的記載：“先是元嘉中，鑄四铢錢，輪郭形制，與五铢同，用費損，無利，故百姓不盜鑄。”我們注意到：同樣是闡述四铢錢發行之後的社會狀況，之前何尚之傳雲百姓“頗盜鑄”，而顔竣傳則說百姓“不盜鑄”，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要解決此問題，先要了解什麼是盜鑄。總的來說，所謂盜鑄即是在國家禁止的狀态下，私自鑄造錢币以牟取利益的行為。盜鑄錢币的手段是多樣化的，比如政府一旦發行虛值錢，此時鑄錢會産生高額利潤，民間盜鑄者隻需在外形與重量上仿造國家法定貨币，就可以從中獲利。至于統治者，則需要制定嚴苛的律法，打擊民間鑄錢行為，以保證這種利潤隻有朝廷才可以獨享。相反，如果政府發行的錢币鑄造精整、重量足值，那麼就會出現《顔竣傳》所描述的情形，“用費損，無利”，百姓也就不再參與到鑄錢行為中了。
當然，這并不是說政府發行足值錢就不會引起盜鑄現象。當新發行的錢币面值低于原來流通的古錢時，民間便出現了另外一種獲利手段，即使用剪鑿方式截取古錢中多餘的銅料，使之與新錢的面值相平衡。這種方式雖然沒有模仿鑄造，隻是使用了修整、磋磨等方式對錢币進行二次加工，同樣可以視為一種盜鑄行為。東漢時期就曾出現過對錢币一分為二地剪鑿錢。何尚之在上奏中全然未提及鑄造之事，而是雲“命旨兼慮剪鑿日多，以至消盡”，由此可見他把剪鑿取銅看成是盜鑄的一種手段，是以才會出現“民間頗盜鑄，多剪鑿古錢以取銅”之語句。由此觀之，剪鑿取銅主要是針對市場中流通的古錢而展開的，而顔竣傳中的“不盜鑄”則是針對新發行的四铢錢而言。是以，史籍中的“頗盜鑄”與“不盜鑄”都是當時情形的客觀反映，都是正确的，隻不過不同人對盜鑄手段有着不同的了解而已。除了上述兩種情形之外，還可以使用鉛、錫等廉價金屬以代替銅材，鑄造實際價值較低的錢币，同樣屬于盜鑄行為。
六、“鐵錢兩當一”
梁普通四年（523），梁武帝聽取給事中王子雲的建議，于“十二月戊午，始鑄鐵錢”。這是大陸貨币史上封建政府第一次集中發行鐵錢，也是首次用鐵錢代替銅錢，以鐵錢作為法定本位貨币。
梁武帝發行鐵錢之後，關于鐵錢與銅錢的兌換比值，學界常引用任昉的一首詩作為證據，原詩曰：“鐵錢兩當一，百代易名實，為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該詩收錄在《南史》卷二五《到溉傳》之中，學者大都據此認為：一枚銅錢可以抵兩枚鐵錢使用。
其實這樣的觀點是錯誤的，查《梁書》卷一四《任昉傳》可知，任昉的這首詩作于天監二年出任義興太守期間，而且任昉本人于天監七年就已經去世了，鑄造鐵錢是距此十五年之後的事情，是以該史料不足以作為證據來使用。但是，任昉在天監年間就提及到了鐵錢，說明梁武帝正式發行之前，蕭梁國内就已經開始出現鐵錢流通的迹象。
七、陳五铢的發行時間
太平二年（557），陳霸先代梁稱帝，定都建康，立國号陳。依據史書記載，陳朝共鑄造過兩次錢币，第一次發生在天嘉年間。《陳書》卷三《世祖紀》雲：天嘉三年（562），“閏二月甲子，改鑄五铢錢。”關于此次鑄錢的具體時間，史籍中還存在着另一種觀點，《隋書》卷二四《食貨志》曰：“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铢。”《南史》沿襲了《陳書》的觀點，認為是天嘉三年鑄造；而《隋書·食貨志》《通典》與《資治通鑒》等史籍均認為是天嘉五年（564）所鑄。
我認為此次鑄錢的時間應以《陳書》記載為确。首先，上述史籍以《陳書》成書最早，編成于貞觀十年（636），《隋書》中的《食貨志》來源于《五代史志》一書，到唐高宗顯慶元年（656）才完成。其次，《陳書·世祖紀》的作者姚察還曾入仕陳朝，曆任秘書監、吏部尚書等職，親曆陳朝國政大事，是以才會準确地記錄出鑄錢的具體時間。查陳垣《二十史朔閏表》，天嘉三年确實存在閏二月甲子日，故應可信。最後，天嘉二年（561）十二月，太子中庶子虞荔、禦史中丞孔奂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賦及榷酤之科，诏立施行”，也為三個月後的貨币發行提供了政策保障。
本文原載《張旭華教授七十壽辰紀念文集》，鄭州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注釋從略，請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