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系副教授 劉偉才
Robert Harms, Land of Tears：The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Equatorial Africa, Basic Books, 2019
《淚之地：殖民、貿易與非洲全球化的殘酷曆史》，[美]羅伯特·哈姆斯著，馮筱媛譯，廣東人民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544頁，98.00元
十八世紀末開始的非洲内陸探險到十九世紀末達到高潮，隻是經過這百餘年，探險早已不僅僅是為了商業擴充、宗教傳播和知識積累，更多了波詭雲谲的政治瓜分和嗜利無情的經濟掠奪。
在讓·範西納（Jan Vansina）寫出《雨林中的路：赤道非洲政治傳統史》（Paths in the Rainforests: Toward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radition in Equatorial Africa, 1990）之前，普遍流行的觀點是認為赤道非洲地區環境惡劣，這裡的居民隻是不斷地努力維持生存，他們有的隻是人口數量的變動和人群的流動，沒有曆史。而範西納告訴我們，廣闊的赤道雨林地區絕不僅僅是地圖上的一抹綠，它可以劃分成約兩百個次區域社會，每一個次區域社會都有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變動，也有觀念、價值和意識形态方面的變遷。但即便如此，到了今天，赤道雨林、剛果河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也仍是幽暗、原始、“遙遠而神秘”。
然而，這片地區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卻成為一個國際争奪的主舞台，它将赤道林中和剛果河畔的城鎮和村莊與桑給巴爾、布魯塞爾、巴黎、柏林、倫敦、康涅狄格等分舞台串在一起，非洲的酋長、奴隸象牙商人與歐美的探險家、政客、商人、殖民軍人、傳教士、“人道主義者”等以各種方式登臨這些“舞台”，縮微地呈現了十九世紀末列強瓜分非洲的亂流狂潮——這是一組錯綜複雜而具動态的畫面。
如何清晰而具條理地呈現這些畫面？羅伯特·哈姆斯（Robert Harms）的《淚之地》或許能給出一個不錯的回答。
《淚之地》以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初的時間推進為基本線索，将地點、人物、事件與之關聯，行文安排如鏡頭轉換一般，詳實而生動地呈現了赤道非洲地區被争奪、被瓜分的曆程，也呈現了這一地區的經濟、社會與環境被沖擊、被改變的曆程——按照哈姆斯自己的說法，就是“在殖民征服和商業剝削壓力下叢林社會崩潰的曆程”。
羅伯特·哈姆斯（Robert Harms）
在整個曆程中，具有關鍵性意義的是四個人：亨利·莫頓·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提普·提蔔（Tippu Tip）、皮埃爾·薩沃尼昂·德·布拉柴（Pierre Savorgnan de Brazza）和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Leopold II of Belgium）。
斯坦利生于英國，長于美國，因以記者的身份尋找“消失”于東南非内陸叢林的著名探險家戴維·利文斯頓而為世人所知。随後，斯坦利自己也成為一名探險家，并以兩次經最具挑戰性的路線橫穿非洲大陸而揚名——斯坦利為這兩次經曆撰寫的書分别題為《穿越黑暗大陸》（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和《在最黑暗的非洲》（In Darkest Africa）。斯坦利不僅僅是一個探險家，他還是一個行事果決乃至狠辣的殖民者，在掌握一定武裝力量的情況下，他從不憚于與叢林中的任何對手開戰；他也參與了殖民策劃與争奪，并為利奧波德二世服務，确立了剛果自由邦（Congo Free State）的基礎。
提普·提蔔是阿拉伯人與非洲人的混血，這是他既能活躍于東非海岸也能穿行在東南非内陸的一個重要條件，正如哈姆斯所說，提普·提蔔“可以是非洲人，可以是阿拉伯人，這不過取決于他的實際需要”。但血統隻是一個方面，提普·提蔔當然有自己的長處，按他自己的說法，似乎也很“簡單”，那就是“謹慎地、一點一點地前進來擷取象牙和奴隸”；但事情顯然不會那麼簡單，因為他實際上需要“用詭計和武力融入當地的政治生态”。提普·提蔔在赤道雨林地區東部建構起以馬涅馬（Manyema）為中心的松散的貿易“帝國”，但他深知這個架構的不穩定性。他曾希望借助于桑給巴爾蘇丹的支援，但在遭遇了一撥一撥的歐洲人後，他發現隻能與歐洲人合作，但最終又發現自己并沒有充分的條件成為一個對等的合作者。
布拉柴的出場更像一個十九世紀中葉之前的“老派”探險家。因為法國起先對參與剛果河流域的争奪并不熱情，是以意大利人布拉柴一開始并沒有得到法國的重視和支援。布拉柴沒有明确地表達出太多殖民政治訴求，他似乎就是比較單純的為了商業、地理甚或個人興趣去探險、漫遊。但是，布拉柴還是慢慢地踏出了一條路，并憑借“溫和謙恭”的姿态、“和平”的旗号、綿裡藏針的手段獲得了一些立足點，在暗流湧動的争奪中為法國搶到了一杯羹。
但是，如果從政治角度來看，斯坦利、提普·提蔔、布拉柴都隻能說是“馬前卒”。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當這三位在非洲腹地探險或冒險的人離開後，赤道非洲地區居民的命運就落在了“殖民官僚、貪婪的特許公司和武裝貿易集團”手中。
不得不承認的是，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具有獨特的眼力和嗅覺，并有把握乃至制造機會的手腕和能力，是一個被曆史學家稱作“邪惡的天才”的存在。作為一個并無殖民經驗的歐洲小國的并無多少實權的國王，利奧波德二世把目光投向非洲腹地并幾乎是矢志不渝地想要為自己在那裡争得一片土地。他先是打出了打擊奴隸貿易的旗号，然後又發起以“國際非洲協會”（International African Association）為名的“有着科學和人道主義抱負而定義模糊”的國際組織，并争取到了斯坦利這位得力幹将的支援，最終利用英國、法國、葡萄牙等國之間的沖突，“憑空”為自己争得了一塊面積是比利時數十倍的土地。在這之後，對領地紅利的渴求促使利奧波德二世采用強迫勞動、強制征收等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最終深陷“血橡膠”國際醜聞，不得不把屬于個人的領地轉給比利時政府。
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Leopold II of Belgium）
斯坦利、提普·提蔔、布拉柴、利奧波德二世之類的人物，加上各色的政客、商人、殖民軍人、傳教士、“人道主義者”以及多個國家的政府、商業集團和非政府組織，最終導緻了赤道非洲地區傳統社會的崩潰。
回過頭來，或許應該問一下，赤道非洲地區有什麼吸引着這些個體群組織力量？
首先是奴隸。盡管十九世紀中葉非洲的奴隸貿易總體已經式微，但東南非内陸和東非沿海的主要由阿拉伯人和斯瓦西裡人經營的掠奴販奴活動仍然存在——而歐洲人，則是打着打擊奴隸貿易的旗号進行事實上的滲透。然後是象牙。象牙與奴隸相伴并在奴隸貿易近乎絕迹後一度維持重要地位。提普·提蔔樂于強調某些地區的象牙是屬于他的，斯坦利和布拉柴發現隻有盡可能弄些象牙才能聊以貼補自己探險或冒險的開支，利奧波德二世在經營剛果自由邦的初期也發現隻有象牙能給他賺回些利益。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對赤道非洲地區象牙的追求，往往與歐洲和美國的部分人群對象牙琴鍵、象牙撞球、象牙梳子之類制品的需求相聯系。象牙之後是橡膠。赤道雨林中的膠樹和含膠藤蔓植物一度是利奧波德二世的救命稻草。由于采膠基本不需要技術、隻需要簡單工具，這就使得全面發動當地居民參與橡膠生産成為可能，進而使強迫勞動和強制征收成為通行的做法，而這最終又引來傳教士、“人道主義者”以及相關非政府組織和相關國家政府的介入。
如果可以做一個簡單化的歸納，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發生在赤道非洲地區的種種無非就是“四個人”對“三種産品”的追逐以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沖突和反應。如果升華、抽象一下，就是《淚之地》所要探讨的“人道主義與貪婪、發展與破壞、全球需求與地區利益之間複雜的互相作用”，這些“給剛果盆地熱帶雨林的人民帶來了無法言說的悲劇”。
行文至此，或許可以暫時掩住《淚之地》這本書，看看《淚之地》所述之外的曆史與現實。
對赤道非洲地區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至二十一世紀初的曆史發展與當下現狀有了解的人會知道，國際社會中的相關國家、商業集團以及或明或暗的“大人物”等一直活躍于這片地區，它們一直追逐着銅、鑽石、熱帶木材等産品，如今又開始了對钴、锂、钽之類對新能源産業和電子産業至關重要的礦産的争奪。
也就是說，曆經百餘年，赤道非洲地區本身的地位及其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并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其中的原因是什麼？邏輯是什麼？這些或許是讀罷《淚之地》後會生出的更深層次的疑問，而這也正是《淚之地》價值的一個展現，它不僅細緻地呈現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那段錯綜複雜的曆史，更為有興趣者認識和了解赤道非洲地區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至二十一世紀初的發展、當下現狀乃至未來命運提供了啟發。
哈姆斯出身于威斯康辛大學非洲史研究體系，長期關注非洲特别是赤道非洲地區環境、經濟與社會等方面的曆史，在《淚之地》之前曾有《财富之河、悲傷之河：奴隸與象牙貿易時代的中薩伊盆地》（River of Wealth, River of Sorrow: The Central Zaire Basin in the Era of the Slave and Ivory Trade, 1981）和《與自然博弈：赤道非洲地區努努人的生态文化史》（Games Against Nature: An Eco-Cultural History of the Nunu of Equatorial Africa, 1999）兩部與赤道非洲地區相關的著作，後又有以一名法國海員的記錄為基礎的《“勤勉者号”的一次販奴航行》（The Diligent: A Voyage through the Worlds of the Slave Trade, 2002）和試圖從全球視野考察非洲曆史與文明的《全球史中的非洲》（Africa in Global History, 2018）等著作。
哈姆斯善于将可能并不那麼生動的曆史資料以盡可能生動而有說服力的方式進行呈現，有時盡管生動得有點不像“專業曆史著作”，但仍可以相信其所使用資料以及對資料分析和綜合運用的專業水準。不過，就《淚之地》來說，哈姆斯所使用的資料倒是有很大一部分本身就很生動，比如斯坦利的記錄，比如提普·提蔔的自傳，比如傳教士的記錄，比如關于殖民統治和剝削暴行的報道和報告——這或許是《淚之地》的又一個價值，它或許能促使一些讀者進行相關的更廣泛的閱讀。
《淚之地》的中譯版除極少數地方的翻譯值得商榷外，整體的準确性值得肯定。中譯版的副标題似有助于凸顯“宏大”，雖然并未脫離書中内容所呈現的主題，但從字面上來看仍是對原副标題的明顯“拔高”，對此可見仁見智。
總體來說，《淚之地》具有較強的可讀性，也有助于讀者了解赤道非洲地區的自然和曆史并認識這一地區發展的特性，有助于增進對這一地區現狀乃至未來的認知和把握，是一部值得關注之作。
責任編輯：于淑娟
校對：張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