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王軍：元大都的時空之軸（上）

王 軍/口述

宋馥李/訪＆文

王軍一直焦慮。

寫作《城記》時，他眼見着老胡同一個一個消失，“擔心北京城會從地球上被抹掉”。如今，北京老城不會再拆了，但焦慮并沒有減少，用他的話說是：“無時無刻不在想北京城的曆史價值”。

為此，王軍曾一趟一趟往故宮跑。

2016年，他有了一個機會，從新華社記者轉身為研究者，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單霁翔将王軍引入故宮，謂為“養士”。王軍擺脫了繁雜的新聞工作，将研究方向框定為：紫禁城的時空格局，北京城的曆史價值。故宮的老院長張忠培囑咐他要遍覽古籍，沉下心思考。

王軍開始埋首故紙堆，在浩瀚的史料間穿梭遊曆，積數年之功，有了這本《堯風舜雨：元大都規劃思想與古代中國》。

《析津志》載：“至元四年二月己醜，始于燕京東北隅，辨方位，設邦都，以為天下本。”對元大都城市空間的全面溯源，是王軍涉入中國文化深處的一條時空軸線。循此，有着800年的建都史的北京城，回答了他的很多疑惑。

這本書有别于王軍以往的作品，很學術、很燒腦，讀者要有時空一體這根弦，才能進入古人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

好在，王軍并不追求暢銷，隻求準确和詳備。他希望能告訴讀者一個基本常識：中國人的“中”，龍的傳人的“龍”，究竟是怎樣來的？而由此代表的中國的存在，是一種文化存在，不能隻看血統。

我專訪了仍在史料中跋涉的王軍。

經學

宋馥李：這本書我看的時候，因為引用的古代文獻資料比較多，需要強大的知識儲備才能讀，我是一點一點啃，坦率說個别章節不是很懂，談到周易和陰陽數術，幾乎茫然無解，這應該是現代人都面臨的閱讀障礙，是個古今之變，讀您的書要一邊讀一邊補課。

王 軍：确實有些燒腦，有些難的地方我做了注腳。其實我研究的過程，遇到了和你一樣的過程。現代人的障礙，就在于辛亥革命之後，我們把經學從大學課程裡砍掉了，造成了對中國文化的斷層。

你看京師大學堂的八大科，第一科是經學科，經學分狹義和廣義，狹義是儒家的十三經，廣義就是諸子百家的經，如《道德經》《墨經》《周髀算經》《黃帝内經》等，這些經書，都涉及中國古代最為核心的思想和知識。

經學作為一門學科被整體砍掉後，經書裡與農業生産密切相關的傳統的科學技術知識就面臨失傳的可能了。張之洞在《書目答問》中講得特别好，他說“由國小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由經學、史學入理學者，其理學可信；以經學、史學兼詞章者，其詞章有用；以經學、國小兼經濟者，其經濟成就遠大”。

我認為張之洞說到根兒上了，由經學入史學，那經學是根本，讀經學不是要麻痹自己，而是要看古代的生産力究竟靠什麼知識體系來發展的。

堯風舜雨: 元大都規劃思想與古代中國

王軍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2年3月

宋馥李：我能體會到書的行文方式還是帶着一個記者多方求證的态度，通過很多史料交叉印證得出一個結論，很像記者的工作方式。

王 軍：我内心仍然認為自己是個記者，希望自己能夠尊奉太史之道。到了故宮後，我看的古籍多了，經常會想象古代的史官是怎麼工作的？古代講文獻時，文和獻是分開的，文就是文籍，獻就是口述。

你看司馬遷寫史記，為了寫屈原要跑到汨羅江去采訪，還痛哭一場。寫孔子時，還跑到孔子故裡去采訪。元朝的史官記錄不是很完備，那麼修《元史》的時候，明朝的史官會從南京跑到北京來，采訪前朝的宦官、宮女，他們實際上幹的就是像今天新聞記者的工作。史官的精神是秉筆直書，就是砍了我頭我也要記下來！

每年冬至皇帝祭天時，就是天子向天帝述職，“述職報告”這是太史要書寫的，不能欺騙天。是以古人有一種信仰，認為“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天是最誠實的，春天該來春天就來，天是不會欺騙你的。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是不言而行的。

知中

宋馥李：您在書中對觀象授時做了詳盡的研究，這不僅是一件科學活動，是一件内涵廣深的實踐活動，您不妨再闡釋一下。

王 軍：觀象授時就是天子的權力來源，為政莫大于明時，明時莫先于觀象。你比如說《尚書》，一開篇就講怎麼測定春分秋分冬至夏至。《周易》的乾坤二卦，實際上是講觀測東宮蒼龍在昏旦二時的位置來看時間。要發展農耕，就必須要精細測定時間，時間隻能通過空間來測。東南西北測定之後，就能夠借此測定太陽年周期，進而規劃二十四節氣，才能指導農業生産。

你看所有的農業文明都在中緯度地區，因為這個區域四季分明，半年有吃的，半年沒吃的，必須發展農業。農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産生農業剩餘，有了農業剩餘，就會有社會分工，再孕育出高等級的複雜的社會，進入文明形态。

人類在狩獵采集的時代，是沒辦法定居的，這個地方的果子采完必須跑到另外一個地方去，這裡的獸打完了也要跑到另外一個地方去打。那麼，隻有搞了農業之後，人類才能夠定居了。你看浙江的上山遺址，一萬年前，居然挖出房子了，這說明那時已經定居，果不其然用浮選法篩出來了被馴化的稻谷，說明農業生産已經穩定了，糧食已經成為主食了，人們才可能定居，否則沒法定居。我這本書還有一個目的，希望告訴讀者，新石器時代的中國，并不是一個蠻荒時代，是有燦爛的史前文化和文明的。

宋馥李：北京中軸線正在申遺程序中，我們說中軸線是通過規劃布局表達對政治理念、文化象征和生活空間的認識。可能我們面臨的首要問題是把“中”說清楚，您怎麼概述“中”的源流？

王 軍：《周禮》諸篇開篇即言“惟王建國，辨方正位”，為什麼要辨方正位？就是要測定空間，進而測定時間，這是王承擔的最為重要的社會責任。那麼，如何辨方正位定時呢？《周禮·考工記·匠人建國》記載說，先要樹立一個垂直的表杆，以表杆的基點為圓心畫一個圓，早上日出，有個影子和這個圓相交，把這個相交點标出來；傍晚日落時又有個影子和這個圓相交，再把那個相交點标出來。用一條繩子把兩個相交點連接配接，就是正東西向的卯酉線，将這兩個交點連接配接線的中心點與表杆的基點連接配接，就是正南北向的子午線，這樣就把東南西北給規劃出來了。正午時分，通過觀測表影在子午線上的移行，就可測定一個太陽年的周期，進而規劃二十四節氣。

《周禮·考工記》“以正朝夕”示意圖

漢字“中”所象之形，就是《周禮·考工記·匠人建國》所記辯方正位定時的方法，這是蕭良瓊先生與馮時先生的研究所揭示的，即将表杆與以表杆基點為圓心所規劃的圓相重合，就是甲骨文和金文的“中”字。中國人的“中”就是這麼來的，它表示了極為古老的辨方正位定時的方法，而不掌握這樣的方法，是無法發展農業的。是以，我們一說我們是中國人，就道出了中國文化最大的秘密！

立表測影，衍生出許多道德觀念。比如“中正仁和”“中庸”，都和立表測影有關系。隻有中正的表杆，才能把方位測準，才能把時間測準，是以做人要正直也就這麼來了。什麼叫“中庸”？古人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就是不偏，“庸”就是不變，“中庸”就是要做一個正直的人，一輩子也不能改變。你看，古人就是這麼思辨出來這些人文與道德意義的，這都和立表測影的實踐活動有關系。

宋馥李：白天靠觀測日影來測定方向，那晚上怎麼辦？

王 軍：白天要立表測影，晚上要觀測天象。黃昏時，北鬥指向北方的子位，那是冬至；指向東方的卯位，那是春分；指向南方的午位，那是夏至；指向西方的酉位，那是秋分。是以，東南西北是春夏秋冬的授時方位，古人就産生了時間與空間合一的觀念，時間就賦予了不同的空間不同的人文意義。

清光緒《欽定書經圖說》刊印之《夏至緻日圖》，顯示羲叔在夏至日用圭表測度日影。

授時

宋馥李：由立表測影的方法測定的南北子午線，這條訓示方向的線，是如何在時間規劃上發揮巨大作用的？

王 軍：可以這麼說，如果畫不出是一個正南北的線，就不可能有中華文明。因為古人是通過這條線，測定了一個太陽年的周期，進而分出24節氣，然後指導農業生産，如果測定不了空間與時間，就沒辦法發展農業，也就無法邁入文明的門檻。

剛才已經說道，正午觀測表杆在子午線上移行的情況，表影最長之時是冬至，最短之時是夏至，即可據此測定一個太陽年周期。夜晚通過地平方位觀察恒星的位置，又可獲得準确的時間。據《尚書·堯典》所記，先人是在黃昏的時候，觀測哪一顆恒星運作到天球子午線的位置，來測定兩至兩分的，你看，這條子午線是多麼重要！

明代《三才圖會》刊印的“玉衡随氣指建圖”，顯示北鬥初昏在二十四山方位訓示二十四節氣。

為了更為細緻地測定時間，我們的先人将天球規劃為一個圓周，分出度數，在黃昏時測定出恒星——二十八宿、北鬥移行的方位以授時。因為地球的自轉與公轉，在每一天的固定時間——古人選擇在黃昏——所有恒星會微微移行，其移行一周，反映的是地球繞太陽一周。先人是把周天坐标規劃為365又1/4度，就發現所有恒星日行一度，天周而歲終。把周天坐标分為24份，就會發現每隔15天，北鬥移指一份的中央，就把24節氣給訓示出來了，農業生産就有了時間依據，這是很高的智慧，是先人的生存之道。

這樣的生産實踐，就是格物。格即到達之意，格物就是要抵達事物的本質，格物才能緻知，才能孕育文明。隻有深入格物這個層面，我們才能把中國文化講清楚。不能把中國文化說得玄乎其玄，應該認識到，先人的生存高度依賴農業，測定空間與時間，是農業發生與發展的前提，先人是在這樣的生産實踐過程中，産生了認識世界的知識體系。不能脫離這個層面來讨論中國文化。

宋馥李：您在書裡說，在中國古人的觀念裡，時和空是密合的。用密合這個詞語來表述很少見，應該怎麼了解？

王 軍：前面已提到，先人是通過空間，即地平方位來測定時間的，東南西北是春夏秋冬的授時方位，黃昏之時，北鬥東指，天下皆春；北鬥南指，天下皆夏；北鬥西指，天下皆秋；北鬥北指，天下皆冬。立表測影，表影最長靠北，為冬至；表影最短靠南，為夏至；春分與秋分，太陽正東而起，正西而沒。這就衍生了東南西北為春夏秋冬的時間與空間密合的時空觀，這對一切思想藝術産生了根本影響。

是以，在我們的文化中，時間就是空間。我們看到古人做一個花瓶，如果四面都有花卉紋飾，那麼一定是春夏秋冬四季花卉，這就是時空密合的人文觀念的展現。

在這樣的認知體系中，古人秉持的是萬事萬物如同星回于天，都有一個循環周期的理念。是以一談到東南西北，接着就會談春夏秋冬。這一點在中國繪畫裡也有展現，中國畫裡的散點透視，就是流動的空間，流動的時間，所有的空間都對應着時間。

頤和園西堤上有幅楹聯：“春秋無盡風兼月，左右何須女與牛”。女與牛就是織女星和牛郎星，昆明湖表示銀河，古人以面南為正方位，左就是東，東就是春。右就是西，西就是秋。

是以你看古人隻要一談東南西北，都是有時間意義的，有時間意義就有道德意義，仁義禮智信五常也要适配四方五位。東配仁，春天裡陽氣升發，萬物生養，那就是仁；禮配南，夏天裡萬物皆相見，有尊有卑，呈現了自然秩序，那就是禮；西配義，義同宜，指應該發生的事情，秋天萬物生成，這就是“宜”；智配北，冬天陽氣潛藏于地下，這就是智；信配中，地中對應天中，天中就是北極，北極也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信者如時，天從來不欺騙我們。

是以，按這個邏輯，我們北京城有東有西——東直門、西直門；有春有秋——朝陽門、阜成門，因為春時朝陽，秋時阜成，阜成指萬物生成；有文有武——崇文門、宣武門，文即生養為春，秋即刑殺為秋。時間賦予了空間極為豐富的人文意義。

宋馥李：鐘鼓樓報時制度始于元大都，就是因為劉秉忠的谏言：“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時。”這個授時體系是都城最重要的功能，那麼鐘鼓樓的授時，其人文的象征意義大于其實際意義吧？

王 軍：鐘鼓樓所承擔的授時功能與其所象征的人文意義是同等重要的。至于曆法的編制，曆朝曆代的都城都有觀象台，元大都的觀象台在太史院，郭守敬在河南登封建有高台式圭表，這套基本的授時體系，不但定義了生産力的發展，定義了人的生存，還表示了權力的合法性，因為觀象授時是最為重要的公共服務，誰能夠告訴人民時間，誰就是權力的獲得者。

河南登封告成鎮“周公測景台”唐代石表。王軍/攝

天命

宋馥李：通過測定空間獲得時間，“使民知時”并獲得天命，那麼這項最重要的公共服務也就是權力的來源，這是一個嚴謹的格物緻知的過程，您再概述一下這個推理過程。

王 軍：古人在找北極軸的時候，用望筒鎖定北極星，古人是找靠近北極軸的一顆恒星作北極星。觀測的時候發現，這北極星轉着轉着給轉出去了，那就是說他那麼靠近北極，卻也在作旋周運動，那就調整望筒，讓北極星始終匡在望筒觀測範圍内，那麼北極星運作的軌道就找到了，找到北極，就把南北子午線給測定了。

《周禮·考工記·匠人》中說：“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是以，白天是立表測影，晚上觀測北極星。而古人從北極星的觀測中也發現，原來北極是個空的，是個用以旋轉的“璇玑”，是無之所在，去無入有，北極星是個看得見的“有”，那麼這個“有”就是“道生一”的“一”，是以古人把北極星又叫“太一星”，它是個最偉大的“一”，是客觀存在的一個虛無，它又生出一個混沌元氣，混沌元氣又生出天地。

是以老子說那個道，“吾不知其誰之子也，象帝之先。”上帝之前，道就已經存在了，那上帝就不是造物主，《五行大義》說，天地初開即生天皇，生出上帝，那上帝也是被古人格物格出來的。

是以皇帝觀象授時得到時間，向萬民提供了最重要的公共服務，就獲得了權力，這個權力是天給的，看起來好像很玄虛的東西，其實并不是，它是古人格物緻知一步一步格出來的。

當天給了我這個權利，天就被人格化了，人格化就産生原始宗教，是以“上帝”也是個中國的詞兒，是格出來了，由此就産生了中國古人的天命觀，中國的存在就是天命的傳遞。

《尚書》說“天命靡常，惟德是輔”。如果天子失德而别人修德，天命就會轉移。

宋馥李：忽必烈營造元大都，取義《堯典》，築齊政樓于都城中央，表達其承接天命，這個天命觀是怎麼形成的？

王 軍：天命觀是中國文化極為重要的一個觀念，這也是格物緻知而産生的一個意識。觀象授時者提供了最為重要的公共服務而獲得了權力，就産生了權力由天而授的認識，天就被人格化，産生了原始宗教，人格化的天即上帝，上帝是一個中國詞，利瑪窦用它來翻譯天主教的至上神God，其實二者有着本質的差別，中國的上帝是天子權力的給予者，而不是造物主。古人認為，上帝必居天的最尊處，即衆星拱繞的北極。通過天文觀測，古人發現北極是空的，其附近的北極星是圍繞着北極作旋周運動，這就思辨出“道生一”之創世紀哲學觀念，“道生一”即無中生有，道即無，空虛之北極即道之所在，有即可見之北極星，古人稱北極星為太一，即最偉大、最原始的一。是以，《周易》的注疏描述北極天區為“去無入有”。你看，“道生一”也是格物格出來的。

曆朝曆代的皇帝都自認為是天命的獲得者，實際上，天命代表了與農業生産密切相關的知識與思想體系。那麼你來學習這個知識，獲得了讓大家活得下去的知識，就是得到了天命。天命成為了中國文化的象征，忽必烈來了，繼承了這個文化，也就加入了中華民族，後來的滿族人也是這樣。

甲骨文的“中”字

忽必烈營造元大都，将鐘鼓樓獨立出來，立于都城中央，并以《尚書·堯典》所記堯舜禅讓、舜帝得天命的典故“在璇玑玉衡，以齊七政”命名鼓樓為齊政樓。

所謂“在璇玑玉衡，以齊七政”，就是觀測北極星、北鬥之運作，推算日月五星同起牽牛初度，确定曆元，編制曆法。忽必烈以這套中國固有之文化體系規劃建設元大都，在大都城中央為舜帝得天命造了一個紀念碑，以顯示他是堯舜傳人，元朝與曆朝曆代一樣，是正統王朝，是“繼道統而新治統”，這在中國古代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曆程中，是一個裡程碑式的重大事件。我的這本書講述的就是這樣一個故事，我這本書的書名叫《堯風舜雨》，就是這麼來的。

差異

宋馥李：觀象授時隻有中國古人在做嗎？世界上其他文明是否也有一些相似性？

王 軍：天文觀測是人類獲得時間的基本方法，但東西方觀測天文的方法又有不同。比如，在對二十八宿的觀測中，我們不但在黃昏之時，觀測南中天的天體、天中區域的北鬥，還觀測東方地平線上升起的恒星。在後一種方法中，觀測二十八宿之東宮蒼龍十分重要。而古埃及人則是往西邊看，看獵戶座也就是西宮白虎邊上的天狼星，天狼星在黎明時從東方升起，黃昏時沒入地下，尼羅河就要漲水了，春天來了，以此安排農業生産，由此制定太陽曆。

是以，觀象授時有一定相似性，獵戶座在西方沒入地下時，東宮蒼龍就在東方升起來了，由此獲得的時間是一樣的。你看大金字塔那三個塔，就是獵戶座的“腰帶”，也就是我們二十八宿的參宿，是三顆星。

人類最早的文明都誕生在中緯度地區，前面已說到，因為中緯度地區四季分明，先人必須有食物度過寒冬，是以必須發展農業，而發展農業必須掌握農業時間。是以，天文學是文明誕生的基礎性知識。相比之下，低緯度地區一年四季都有吃的，不用搞農業。高緯度地區氣候寒冷，指望不上農業，可以搞遊牧，是以遊牧民族對時間的要求沒那麼嚴苛，過去蒙古人互相問多少歲時，會問你多少草？所謂一歲一枯榮，草枯榮了多少次，就是多少歲。

宋馥李：在西方世界，時間是否也從空間測定擷取，也有時空密合的關系？

王 軍：在西方的跟我們不一樣，西方沒有時間與空間合一的這種觀念，西方人測定時間，并不以地平方位為授時“刻度”，而是以二十八宿為坐标體系，觀測太陽在其中的運作位置，由此獲得時間。這是什麼原理呢？因為地球繞太陽公轉時，人們就發現太陽的背景星在發生變化，那麼回到同一顆背景星，就是一年。把天赤道和黃道的恒星帶，也就是二十八宿分成12份，即十二宮，也就是今天大家說的十二個星座。在這樣的坐标體系中，人們會發現太陽一個月走一宮，比如，走到白羊座了，就是春分，西方古人是這麼來看時間的，起源于古巴比倫，對歐洲的文化産生了深刻影響。

在西方社會，東西方向很重要，雅典衛城的帕特農神廟是面東的，為什麼要面東呢？因為要看太陽在二十宿中的位置——太陽沒出來之前看哪個星宿先出來，太陽落下去看哪個星宿跟着落下去，他們是這麼來看太陽在二十宿中的位置。在這樣的授時方法中，時間的獲得與地平方位脫離了聯系，就沒有時間與空間合一的時空觀念了。在中國古代也有這樣的授時之法，稱日躔。隻是這種方法不居主流地位，因為在二十八宿中，太陽是逆行的，古人主張順而忌諱逆，西方則沒有這樣的觀念。

宋馥李：東西方不同的時空觀，是否也最終決定了不同的思想分野？

王 軍：不同的時空觀，衍生出了根本不同的思想藝術。對此，美學家宗白華先生也有過專門論述，他指出，東西方完全不同的時空觀，導緻了東西方思想和藝術的根本差異。比如，西方繪畫是焦點透視，一個空間即一個時間。而中國繪畫是散點透視，流動的空間對應流動的時間。古人講“三遠”——仰觀為高遠，俯察為深遠，平視為平遠。西方的繪畫隻有一遠——平遠，即由近到遠，是以都有一個滅點。

梁思成先生講中國建築，也是基于中國古代的時空觀。他說中國建築不是一眼就能夠盡覽的，中國建築如同長卷畫，你要走完才能看完。

這樣的時空觀，衍生了我們看待萬事萬物的基本觀念，即終就是始，始就是始。萬物的生滅如同星回于天，都有一個循環周期，這就形成了一種超然于物的世界觀。

而西方不是這樣的，梁漱溟先生說，西方文化就是意欲向前要求，遇山開山，遇水劈水。而中國人是意欲持中調和，與大自然和平相處，這是一種很高的智慧。這樣一種文化差異，與東西方獲得時間的方式是有關系的。

在西方文化中，上帝是造物主，認為上帝創造了世界，這樣一種觀念是缺乏包容性的，因為上帝隻有一個，不同宗教信仰中的上帝就會産生沖突，就會導緻宗教戰争，今天所謂文明的沖突導源于此。其宗教内部，為了争奪對上帝的解釋權，也會導緻宗教迫害。而在東方文化中，上帝不是造物主，而是天子權力的給予者。中國文化的創世觀是極為樸素的唯物的，認為世界生于無，無生出了有，即“道生一”。老子說道：“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說道在上帝之前就存在了。有一物在上帝之前，上帝就不會是造物主。《史記·律書》有謂：“神生于無，形成于有”。《五行大義·論諸神》引《帝系譜》：“天地初起，即生天皇。”天皇即上帝，這樣就把上帝排在天地開辟之後了，那就是世界創造了上帝。這樣的創世觀，使中國古代文化對不同宗教的至上神均具有極強的包容性。

何謂龍

宋馥李：我們老說我們是龍的傳人，那龍是什麼？龍和授時又有什麼關系？

王 軍：《說文解字》對龍的解釋是：“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風而登天，秋風而潛淵。”早在1990年，馮時先生就在他的那篇極為重要的《中國早期星象圖研究》一文中指出：“當我們将殷周古文字中龍的形象與東宮七宿星圖比較之後發現，如果我們以房宿距星（Scorpius）作為連接配接點而把七宿諸星依次連綴的話，那麼，無論選用什麼樣的連綴方式，其所呈現的形象都與蔔辭及金文‘龍’字的形象完全相同。是以，殷周古文字的‘龍’字，實際取象于東宮七宿。”

原來，龍就是二十八宿的東宮蒼龍，甲骨文、金文的“龍”字就是東宮蒼龍的星圖。在西方古代天文學中，與東宮蒼龍相對應的黃道十二宮星象包括天秤宮（Libra）、天蠍宮（Scorpius）和人馬宮（Sagittarius）。

東宮蒼龍與北鬥具有相同的授時意義。《史記·天官書》：“杓攜龍角”，即記北鬥的鬥杓指向東宮蒼龍的角宿，二者互相拴系。這意味着，北鬥所指即蒼龍所在，北鬥在東南西北訓示着春夏秋冬，東宮蒼龍亦然。

初昏之時，北鬥東指，東宮蒼龍在東方畢現，時為春分；北鬥西指，東宮蒼龍在西方隐沒，時為秋分。是以，《說文》将龍描述為“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

馮時先生進而指出，《周易》的乾坤兩卦講的就是昏旦二時東宮蒼龍的運作位置，及基于此種授時方法而定義的用事制度。如乾卦爻辭所記六龍，實為四千年前初昏的授時天象。其中，初九“潛龍”，為秋分東宮蒼龍隐入地下的天象；九二“見龍在田”，即“二月二，龍擡頭”，為立春之後東宮蒼龍的角宿從地平線上升起的天象；九四“或躍在淵”，為春分東宮蒼龍畢現東方的天象；九五“飛龍在天”，為立夏之後東宮蒼龍昏中天的天象；上九“亢龍”，為夏至東宮蒼龍西斜流下的天象；用九“群龍無首”，為立秋之後日躔東宮蒼龍的“龍首”——角、亢二宿的天象；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表現了古人在授時活動中對龍星的觀測。

可見，《周易》也是格物格出來的，馮時先生的研究使我們能夠以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周易》了，這是多麼重要的學術貢獻啊。是以，馮時先生的書一定要讀，他是古文字學家，創立了中國天文考古學，深入到格物這一層面來研究中國文化，把經學最為堅澀難懂的部分給打通了，使辛亥革命之後被廢掉的經學複活了！

我們必須了解，中國文化中的“龍”是一個授時星圖，而非西方所說的dragon,dragon是一種怪獸，聖人屠怪獸是他們的樣闆戲，用dragon來翻譯中國的“龍”，是巨大的誤解。

價值觀

宋馥李：由時空觀衍生出了中國人一直接納的價值觀，您的了解是什麼？

王 軍：前些年，我在和一位歐洲學者讨論東西方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時，他問了我一個問題，說，你們的文化，包容了不同宗教的至上神，那麼，你們的價值觀在哪裡？我說，您提的這個問題真是特别好的問題，您要了解我們的價值觀，可以到我們故宮西北、馬路南側，位居宮城乾位的大高玄殿的南牌樓去看一看，其石額镌刻“大德曰生”四個字，語出《周易》所說的“天地之大德曰生”。這就是我們的核心價值觀。因為不管是什麼宗教什麼民族的人，大家在一起都是要活下去啊，這樣的價值觀，你高也沒法兒比它再高了，低也沒法兒比它再低了，這是中國文化的包容性，這促進了不同宗教與民族的融和，為統一多民族國家提供了強大支撐。是以，中國的存在是一種文化的存在，而不是血統的存在。這是有别于西方近代以來興起的單一的宗教民族的國家觀念的。

北京紫禁城中和殿高懸的“允執厥中”匾，意即要恪守“中”所代表的最高原則。

宋馥李：這是特别大的一個題目。我也聽您叙述過，即中國文化置于21世紀的意義，您是怎麼從時空觀的研究轉入這一層思考的？

王 軍：去年3月，我應邀在杭州召開的國際儒學聯合會主辦的“儒學與中華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專題研讨會，作了題為《中華文化之于當代的意義》的演講。我說，如果中國文化不能夠為當今人類面對的重大問題提供解決方案，這種文化也就是“化石”而已。如果能夠提供解決方案，這種文化就依然具有生命力的。為此，我們必須思想，當今人類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我想，主要是兩個，一是增長主義生産生活方式，二是文明之沖突。二者皆西方文明的“發明”。

增長主義是工業革命之後産生的文明樣式，流動線生産的産品，必須要有人去買，就必須制造等量的垃圾，有多少垃圾的增長，就有多少需求的增長，就有多少生産的增長，就多少就業的增長，是以，增長主義實為垃圾主義。我們以這樣的方式把地球上的資源變為了産品，而産品不能夠回歸資源，這個系統不能夠循環，盡早會有崩潰的一天。天人關系被破壞了，這是非常脆弱的情況。而在中國古代，我們有大規模的人口增長，至清末已有四億同胞，但是這樣的增長，并沒有破壞自然生态。你去讀讀《禮記·月令》，其中規定了每個月能幹什麼，不能幹什麼，比如，春天不能打獵，因為萬物在生養，要打獵隻能在秋天萬物生成之後進行，而且不能竭澤而漁，不能打幼仔。這樣的文明樣式，是極值得尊重的，這對當今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是具有重大借鑒意義的，它提示我們思考，我們在21世紀能夠塑造沒有增長煩惱的文明樣式？這個問題不解決，人類的發展必定不可持續，其後果不堪設想。

另外，關于文明的沖突，我們今天有那麼多擁核國家，這樣的國家還在增加，人類制造了那麼多大規模殺人武器，這在中國古人看來是不可想象的，因為祈生避殺是中國古人所追求的。自古以來，我們就是多民族的融合，文化多元，多元一體。此種文化自種植農業發生以來，一萬年沒有中斷，非常值得珍惜。我相信，它能夠為今天人類面臨的痛苦，提供重要的解決方案。

（感謝劉蓉林女士對本文的大力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