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的反複幾乎令人精疲力竭，我們知道有很多東西都回不去了。
加缪在《鼠疫》中曾寫下這樣幾段話：“從這時候起，我們才算回過頭來，安于我們這種囚徒般的生活狀況，一頭紮進我們的過去。”
“他們的勇氣、意志和忍耐力，就會訇然坍塌，他們覺得掉進這深洞再也不可能爬上去了。結果他們勢必強制自己，再也不面向未來，可以說是一直低垂着眼睛過日子了。”
疫情如同鼠疫，來得“毫無道理”，卻深刻改變了我們的生活與心靈。加缪在書中呈現出了不同人面對災難時的不同選擇，現在讀來仍有先見性。
或許，人類有某種需要面對的永恒命題，要怎樣在無常、無意義，甚至荒謬的人生裡，挖掘出值得我們堅持活下去的部分？
沒有唯一的答案，但加缪的态度是，“不求活得最好，但求活得最多”。
講述 | 雲也退，文學評論家、書評人
來源 | 看理想節目《作家酒館》
01.
獨處于一切之外
阿爾貝·加缪（法語：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生于法屬阿爾及利亞蒙多元城，法國小說家、哲學家、戲劇家、評論家，其于195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那些景象是關于貧窮的，也是關于富有的，是關于沉默的，也是關于喧嚣的。貧窮的是他的家和所處的社群，富有的則是無邊的自然風光和古代希臘人留在這裡的陳年古迹。沉默的是祖母和媽媽，喧嚣的是熱氣騰騰的城市，那裡，人在宣洩愛欲，感受身體的生機。
加缪說，隻要你像他一樣，常年生活在北非的阿爾及爾，就會知道，自然的恩賜多麼豐盛，而且那裡的海灘、海水、棕榈樹，并不是像現在的度假勝地一樣，最好的被少數有錢人所圈起來獨享，而是一視同仁地既滋養榮華，也滋養窮困。
在這裡，不管你是高官子弟還是一文不名的貧家兒女，是白人、黑人還是黑白混血，隻要是小夥子，都會脫得赤條條地，去領取免費的日光和空氣。海灘上，還有舞廳，在加缪的記憶裡，是标準海景舞廳，窮人家的街坊兒女可以在那裡盡歡半日，直到華燈初上。
加缪所生長的地方，主要是北非的阿爾及爾和奧蘭這兩個城市。在阿爾及爾，他家所在的社群名叫貝勒庫，這裡的人很窮，而且人種複雜。雖然在白天，他可以欣賞海邊的喧鬧和迷人的自然風光，但到了晚上，他不願回到自家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房，而是去到一家空無一人的阿拉伯咖啡館裡，長久地靜坐。
當他回家睡覺時，他不用開燈就能摸着黑上樓，他的鼻子裡灌入了淡淡的臭味，他把每一步都擡得很高，避免絆倒，他的手從來不敢碰欄杆，以免摸到過路的蟑螂。
對貧窮的直接體驗，總是會與自然景觀和那些赤裸的肉體呈現的美同在。還有一種組合，讓加缪刻骨難忘：那就是，有一座面對阿爾及爾最美麗風景的墓園。加缪覺得，那墳墓裡升起了一股濃重的憂郁，那裡栖息的群鳥，如同死一般的茂密。
在那裡的墓碑上，加缪曾讀到這樣一行墓志銘：您墳上的鮮花将永不匮乏。可是，在這墓碑周圍生長的，卻是一種名叫“山鼠曲草”的植物，這個植物，在法文裡叫immorteues，這個詞的意思是不朽的。這種草即使枯萎，也像它在活着的時候那樣色澤新鮮，十分之詭異。
加缪，在這些無處不在的對立統一面前陷入了沉思。他思考什麼？不是思考自己為何家境貧寒，或者，思考如何脫離這塊窮鄉僻壤；他想的是，自己置身這樣一個處境，難道不是一種天意的安排？
天意在這片殘破法國殖民地上，安放了這樣一群富于野性的少年人，他是其中的一分子；不僅如此，他還仿佛受到天意的垂青，被它點化，進而意識到，在匮乏與豐富的神奇并存之中，存在着一種意味深長的東西。
他看這城市裡，到處是靈光，有一天，他看到一輛從殡儀館開出的靈車，司機朝着過路的女孩嚷着“搭車嗎，小妞？”，加缪并不覺得這司機太無禮，愛搞怪，他想到的是，死亡和生命活力的關聯，不正是被這樣一幅畫面所象征嗎？
他必須相信自己是負有使命的人。
夜晚，在他的身後，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走廊裡，各種垃圾和食物殘渣在高溫中腐爛，那臭氣經過他的身邊，飄出窗外，飄向了他正出神凝望的、那默不做聲的漫天的星鬥。對地上的一切，他都那麼敏感，可又獨處于一切之外。
02.
不求活得最好，但求活得最多
後來加缪長大了，作為一個生在法屬北非殖民地的法國人，他去到了巴黎，這如同是一種“歸位”，因為法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都應該在巴黎，巴黎是歐洲的樞紐，它最起碼是個擴音器，能把麻雀的啁啾擴大成鳳凰的啼鳴。
在那裡，加缪也收獲了友情，有人賞識他，有人深愛他。他患有先天的肺結核，經常會感到疲勞、需要靜養，可是他的長相太符合那個年代對美男的認知了，人們看到他，就會想起那時的大牌演員、硬漢巨星亨弗萊·鮑嘉。更不用說他是真的有才，落筆成文，言辭慷慨。
加缪在1942年發表了成名作小說《局外人》，書中寫的是他最熟悉的景象：北非。那裡有熾熱的陽光，海水，有沙漠和阿拉伯人。不過，他可不是在向巴黎讀者兜售家鄉的異域風情。在那個小說裡，北非見證了一場莫名其妙的殺人事件，在陽光的照射下，小說的主角默爾索，一槍打死了一個與他無冤無仇的阿拉伯人，随後遭到逮捕和審判。
在法庭上，默爾索孤身一人，聽着衆人對他的各種分析和指控，說他是個日常生活中就非常冷血的人。他被推入死囚牢，獨自在長夜裡等待槍決時刻的來到。
不管加缪風華正茂，收獲了多少愛慕，也不管《局外人》在出版後引來多少掌聲和贊美，加缪用默爾索這個近似孤家寡人一般的人物，來确立自己的形象，當然是很酷的。然而，他最酷的地方在于，那些被他反複咀嚼過的家鄉景象，那種美和肮髒，充滿和匮乏，死和生，在默爾索的故事裡都退得遠遠的，成了一片模糊的、與人無關的背景闆。
這是因為加缪對家鄉失去了興趣嗎？還是因為成功的誘惑在前，促使他把故鄉寫成一個光怪陸離的所在，進而引起巴黎人的好奇？
都不是。加缪随時可以回到他寫《局外人》的時刻，而在寫局外人時，他又随時可以回到北非的陽光下。他在另一本書《西西弗的神話》中暗示，要做一個演員，讓各種靈魂在自己的肉身中搏鬥，因為他不求活得最好，但求活得最多。而一個好的演員，能夠一低頭一擡首，就切換進另一個時空。每一樁個人的體驗，在他這裡都是相鄰的舞台，任他來回進出，而在演員之中，又有誰能與他比拼專注力呢？
他始終在專心求解那個早早就埋在心間的謎題：我被抛在這裡，是出于怎樣的天意？
在《局外人》中，他開始探索風景環境和個人之間的一種極端的關系。他稱之為荒謬。風景或許是美的，但它因為對人的呼喚、人的掙紮毫無反應而變得單調、冷漠，人或許是熱愛風景的，但他因為無法與環境溝通而逐漸沉默寡言。
于是，人會關閉感官，退回慣性之中，循着人類社會的日常節奏，周而複始地度日。但假如他始終拒絕這樣做，他就會努力地深入他的存在之中，企圖讓那個一向不曾回應的世界給自己一個回應。
默爾索的持續努力就這樣來到了一個臨界時刻。他爆發了，開槍是一種個人宣洩，更是對于人的存在本身發出的咆哮。
這些隐秘的追尋，是沒有人懂的。反過來，世人能夠了解的，是欠債還錢、殺人償命，國家公訴人的态度，就是根據人的外在行為來判斷他的人性善惡。這是簡單而傲慢的做法，在加缪的刻畫中，它為已經存在的荒謬添火加柴，讓人越發遠離對于存在這一根本問題的探索。
加缪相信，自己既然領悟到了這些，就有義務采用最理想的形式去表達它，讓它灼痛人心。于是，就在《局外人》發表後的第五年，他拿出了一本更長的小說：《鼠疫》。
03.
永遠處于繃緊狀态
《鼠疫》裡有一個人，塔魯，他跟他的朋友裡厄醫生說，我的父親就是一個檢察官。
塔魯說，他一直很崇拜父親，直到17歲那一年，父親帶他去旁聽一次刑事審判。父親滔滔不絕地描繪被告人是個怎樣的惡魔，要求法庭砍掉他的腦袋，但塔魯卻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被告站在被告席上，像一隻被強光照射的貓頭鷹，魂不附體，他的領結歪在了一邊，機械地啃着一隻手的手指甲。
就是從那一天開始，塔魯無法再面對父親。他覺得父親一直在參與謀殺；他也知曉了母親和父親之間沒有任何感情，貧窮使得母親早就習慣了逆來順受。塔魯離家出走了，孤身流浪四方。他明白，自己這一番執念，世上是無人能懂的，直到他遇到了同樣孤獨的裡厄醫生，他們兩個人，在一場可怕的鼠疫期間負起了拯救城市的責任。
那天，他們結束了巡邏之後，并肩坐在一個高處的平台上，俯瞰着漆黑死寂、連銀河都無法照亮的城市，然後，他們談起了友情。
在《局外人》中，加缪已經妖魔化過一次北非了——這個妖魔化當然是加引号的；來到《鼠疫》裡，他對他心愛的故土城市，又執行了一次恐怖想象。加缪在童年時代就熟悉瘟疫，就像熟悉貧窮一樣，而他自身的肺結核病，也讓他不僅關注那些健康的身體，而且對畸形、病痛和厄運有着極大的共情能力。
活力和生機一向注視着死滅，正如北非的海從來就注視着太陽。在對立統一中苦尋意義的加缪，這時狠下心來，将《局外人》中，人與自然的冷漠對立，更新為《鼠疫》之中，鼠疫對人的無情碾壓，這碾壓不僅意味着奪走人的生命，更剝掉了生活豐富的外在色彩，暴露出活着的真相，其實不過就是一成不變地度過一天又一天。
在鼠疫之中，城市被隔絕于外界，政府瀕臨癱瘓，普通人什麼也做不了，頂多隻是收集消息，估計前景，計算和末日之間的距離。
故事裡有一個患有氣喘病的西班牙老頭，他面前有兩口鍋，他把鷹嘴豆從一隻鍋裡拿出來，放進另一隻，放到不能再放了，再從那隻鍋裡把豆子一個個拿回來，堆滿第一隻鍋。就這樣循環往複。不管什麼時候，他都以此為樂，倒是顯得置生死于度外。他從不與他人的生死共情，他的口頭禅就是：生活嘛，總會有人死掉的。
鼠疫的從天而降，是毫無道理的，經曆了鼠疫的人，大多數學會的是虛無、悲觀和及時行樂，他們的生活都成了浮在表面的一個個泡沫，随時都會碎掉。
但是這一次，我們看到了不同。主人公并不是默爾索那樣的獨行者，而是有了兩個人：塔魯，和裡厄醫生，塔魯是個道德理想主義者，他認為，即便惡是無法對抗的，對抗惡這件行為本身也具有價值，裡厄醫生則是沉默的行動者，做該做的事，盡己所能。
他們各自沉入了關于人之存在的追問，當别人頂多隻是同病相憐的時候，這兩個人的痛苦追問卻促發了進階的友誼。他們互相叙說自己從何而來，從鼠疫中學到了什麼。
塔魯說，他一直感到自己因為跟了一位檢察官父親而失去了道德清白，是以他将在餘生中避免再犯下過失。他說，我們大家都是鼠疫患者，而所謂好人，隻是比别人更加小心，不會傳染病毒。但這需要人有極強的意志力，需要永遠處于緊張的狀态。
這思想簡直太高貴了。但加缪就是這樣做的，他一直是繃緊的，努力讓說出和寫下的每一句話都精煉而不流俗。他在指出了荒謬的存在時，不讓人停下反對荒謬的腳步。是以《鼠疫》顯得比《局外人》更酷，因為與孤獨的殺人犯默爾索不同，塔魯明明是個勇士和義人，也是鼠疫的受害者之一，卻慷慨地承認說，自己是犯有罪錯的。
04.
用交流來表達沉默
加缪的書是能讓人死心塌地地奔着一種高貴去生活的，人會相信高貴的人格真的存在，而且并不難企及。可是，追求高貴和完美，也有另一重意味。當加缪在用他精準的用詞、詩意的表述和高出一般人的道德修養吸引讀者的時候，他也感到一種真正的孤獨。
因為在很多事情上，崇高的道德境界是沒有用武之地的。加缪在1940年代這個時間段寫出了正确的作品，法國人和歐洲人對二戰記憶猶新，而冷戰的格局還沒有問世，但十年過去，情況就變了。名氣給加缪帶來了他無法預估的後果：他必須從道德的雲端下降，去談論政治，去當好一個意見領袖。特别是，他不得不越來越多地談論他家鄉的事。
他的北非故鄉，阿爾及利亞，本來隻是為他的小說擔任背景，為他對荒謬世界的思想添加證據；然而現在，阿爾及利亞要脫離法國，成為獨立的國家。加缪在那裡有親屬和朋友，可他自己又是法國人，他無法完全效忠于任何一邊，他所能做的，隻是在殖民地發生騷亂的時候，及時地去譴責暴力。
他在兩邊之間的竭力奔走、促進和解，真正把他錘煉成了一個接地氣的人道主義者。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授獎詞，可能是一百二十年來所有授獎詞中最令人心潮澎湃的，其中說，這個獎授予加缪，是因為“他那嚴肅而又嚴厲的沉思試圖重建已被摧毀的東西，使正義在這個沒有正義的世界上成為可能。”
但是，前往瑞典領獎的加缪，心裡卻是極度恐懼的，因為他知道，領獎不是一個文學的時刻，而是一個政治時刻，多少媒體和觀衆，都會過來聽他表明政治上的立場。
他的恐懼并不是矯情。《鼠疫》之後，他已經整整十年沒有發表過長篇小說了，然而他一直是人們口中的道德上的表率人物，是可以信賴的時代良心。他們在他身上寄予了太多與文學藝術無關的期待。
在1957年12月的斯德哥爾摩，一家報紙送上了加缪最不願回答的問題：大家都知道你是時代的良心，可你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為什麼一直就不表态呢？在加缪演講的時候，一個穆斯林學生站起來說：你經常譴責在蘇聯和東歐發生的暴行，可你為什麼不譴責一下阿爾及利亞的事情，那裡的阿拉伯人正在被殺，你難道不知道嗎？
我們不必去關心加缪的回答。無論他答什麼，隻要他力圖做到公平，強調阿爾及利亞人和法國人的利益同樣重要，他都會同時被兩頭的人所憎恨，而那些久經沙場的政治觀察家，則會嘲笑說，加缪的這股子文藝腔真是太蠢了。
說到底，對荒謬的思考，對人的存在的困境的思考，難道是大多數人的心智都能擔負的工作嗎？它們真的不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年輕人，為了刻意從生活中榨取出意義，而策劃的頭腦風暴嗎？
加缪最後的選擇，是脫離所有這些紛擾，徹底在公衆輿論中銷聲匿迹。他為此付出了名聲一落千丈的代價。他被遺忘了很久，早年的帥氣漸漸散入了一陣蒼涼之中。
加缪不是為了打破沉默而需要交流，而是用交流來表達沉默。
*本文摘選自看理想App節目《作家酒館》，内容有删減和調整，小标題由編輯添加。完整觀點和講述請移步至相關節目收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