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夏季和一個冬季，劉子超分别用搭火車和自駕的方式，來到他去過許多次的中歐。他說，除了這一地區本身的魅力，中歐對他的吸引力還在于它始終生長在帝國和強權的夾縫中，執拗地保持着自己的獨特性。它的強烈的撕扯和遊移感，使這位旅行寫作者感受到了某種心靈上的契合。在《午夜降臨前抵達》一書中，劉子超記錄了這兩次漫遊。就這次寫作，澎湃新聞私家地理與他做了快問快答。
澎湃新聞：你在寫作中引用了許多文學作品，在旅行中，文學的中歐和現實的中歐，有交相疊映的時刻嗎？
劉子超：在古老的城市經常會有這樣的時刻。比如在布拉格老城的啤酒屋，推門進去的瞬間，經常會覺得走進了赫拉巴爾或者哈謝克筆下的世界。
澎湃新聞：在我的了解中，紀實寫作也是創作，旅行文學也是作者的私人化表達，那麼在這兩次旅行中，你取舍寫作材料的标準是什麼？你想要展現的是怎樣的中歐？
劉子超：記憶是最好的标準。寫作的時候，有些記憶會下沉，有些則會浮現，形成一種自然的選擇。在這本書裡，我想展現的是一個夾縫中的地區（夾在德國和俄羅斯之間），它的曆史與現實，人的生存狀态。這個地區本身就充滿了悲情，可能是世界上最悲情的地區之一。
澎湃新聞：在你遇到的東歐的普通人身上，能感受到曆史的負累嗎？比起其他地區的人來說。
劉子超：能感到某種沉重。這種沉重既是曆史帶來的，也是曆史不斷重演的現實帶來的。
經出版社授權，澎湃新聞私家地理摘錄其中幾節，與讀者分享劉子超眼中的東歐。
《午夜降臨前抵達》；劉子超/著；文彙出版社·新經典文化；2021-8
埃格爾
我向伊斯特萬·多博廣場方向走，路上有一座四十米高的尖塔。它是一座清真寺的附屬建築，标志着16世紀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入侵歐洲的最北端。從這裡拐進去，便看見身披甲胄的老伊斯特萬矗立在廣場中心，俯瞰着來往的行人。叫他老伊斯特萬，是因為按照匈牙利語的習慣，姓是放在名之前的。
坐落于布達佩斯的聖·伊斯特萬一世雕像
1552年，伊斯特萬率領着兩千名士兵與進犯的十萬土耳其大軍對峙了一個月。當時，作為獨立國家的匈牙利已不複存在，土耳其人早已占領了大片匈牙利的土地，自然沒把一個小小的埃格爾放在眼裡。然而，埃格爾人以高尚、堅強的精神投入了戰鬥。在決定性的反圍攻戰中，女性也加入了戰鬥，她們站在城牆上，将燒開的樹脂澆在敵人身上。
謠言開始在土耳其軍隊中肆虐。他們認為埃格爾人之是以如此勇猛，是因為喝了公牛血。他們并不知道，埃格爾盛産一種顔色如公牛血的紅葡萄酒。士兵們痛飲了葡萄酒，胡子也被染得血紅，顯得殺氣騰騰。土耳其人被擊敗了，埃格爾獲得了拯救，伊斯特萬成為匈牙利的民族英雄，而公牛血紅酒成為匈牙利最著名的紅葡萄酒。
一個國家的飲食傳統總是與民族情結互相作用，這樣兩者便都獲得了傳奇性與正當性。
記得小時候去巷口排隊買油條，祖母便告訴我，那油條炸的是秦桧夫婦，于是知道了那些排隊的大爺大媽吃的是民族大義。此刻，看着老伊斯特萬的雕像，我也非常想喝一杯埃格爾公牛血紅葡萄酒，向英勇的埃格爾人民緻敬。
在冬天的歐洲旅行，我漸漸習慣了走進教堂。尤其在聖誕期間，店鋪關門，但教堂總是開着。有時候在外面走冷了，或者天氣不好，我就會随便走進一所教堂，坐一坐，讓自己暖和過來。
我喜歡推開教堂大門時那股木頭的味道，裡面總是很暗，而且靜悄悄。我朝埃格爾大教堂走去，世界像下雪一樣甯靜，我突然想起今晚是平安夜。
一個吉蔔賽女人坐在教堂門口的石階上，我從兜裡摸出兩枚硬币給她。教堂裡隻點了幾盞燈，又黑又靜。我坐在木制長椅上，隻能看到聖像模糊的輪廓。我坐了十分鐘，想站起來的時候，我又讓自己多坐了一會兒。之後，我走出教堂，把剩下的硬币也給了吉蔔賽女人。不知為什麼，她的臉讓我想起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看到的那些受難者的照片。
我穿過馬路，走過圖書館和氣象台，街上張燈結彩，可沒什麼路人。一個醉漢提着酒瓶子走過，嘴裡嘟囔着什麼。兩個司機發生車輛剮蹭，正站在路中央互相咒罵，卻沒有圍觀群衆。平安夜的埃格爾是如此寂靜，人都去了哪兒呢？我想着在國内，人們恐怕已經開始準備狂歡了。
我總算發現一家人滿為患的餐廳，有看上去不錯的匈牙利家常菜。隻有兩桌顧客在店裡用餐，其餘人都在等着打包帶走。
我排到隊尾等候。站在我前面的是個三十多歲的男人，身材很瘦，穿着棕色皮夾克，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圓形的黑邊眼鏡，已經微微有些秃頂，深藍色的毛線帽子攥在手裡。他跟我打了個招呼，我也向他點頭緻意。他問我是不是遊客。
“是的，特意來這裡旅行，想看看匈牙利冬天的樣子。”我說。
“非常安靜，對嗎？”
“比我想象的還安靜。”我回答。
他是埃格爾一所高中的實體老師，沒有孩子，隻有他和妻子一起生活。
“平安夜不在家裡做點菜吃？”我問。
他有些腼腆地一笑，說妻子不太善于廚藝，他們的晚餐都從這家餐廳買回去吃。他環顧了一下周圍：“很道地的餐廳，也不貴。”
“是的，看上去相當不錯。”
輪到實體老師點菜了。他一邊點，服務員一邊麻利地打包。這時，他突然轉身問我：“你願意來我家一起吃晚餐嗎？”
我臉上的表情一定有些錯愕，但是一個陌生人的善意總讓人難以拒絕，更何況我也好奇一個匈牙利實體老師的家庭。
“如果不太麻煩的話，”我說，“謝謝！”。
我們一起走出餐廳，走進埃格爾的平安夜。他一隻手提着菜，另一隻手把毛線帽子戴到頭上。他住在兩條街以外的住宅區，樓下有一家小酒吧還開着門，幾個年輕人正站在門口抽煙。實體老師告訴我，他就住在酒吧上面那個房間。
他妻子開了門，一隻拉布拉多犬跑過來又磨又蹭。他妻子看到我顯然有些吃驚。實體老師解釋了一番，把菜遞給她，她微笑着向我打了招呼，便進了廚房。
房間鋪着木地闆，暖氣燒得很足。靠窗那面牆邊擺着一個書架，除了書，還有實體老師和妻子的合影。另一面牆邊是一架鋼琴。琴上蓋着桌布，上面擺了不少小玩具，看樣子似乎已經有段時間沒人彈奏了。房間不算很大，但是兩個人生活綽綽有餘。
我們在餐桌前坐下。實體老師開了一瓶紅酒，妻子已把菜分盤上桌。每個人面前都有酒杯、刀叉和盤子。我們碰杯，祝彼此聖誕快樂，然後一邊吃飯一邊談着一些無關緊要的話題。
“你知道嗎，開始我以為你是日本人，”實體老師說，“我之前接待過一個日本年輕人。”
“有很多日本人來這裡旅行嗎？”我問。
“是這樣的，我在一家民宿網站上注了冊，一個日本人就發信聯系我，大概是兩個月前的事了。相比中國人，來這裡旅行的日本人還算不少。”
“你感覺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差别大嗎？”
“外表上我很難看出有什麼不同，”實體老師笑着說，“但日本人的英語不是太好，是以很難和他們進行太多交流。不過我問了他對中日關系緊張的看法。”
“他說什麼？”
“他說，他并不關心政治，很多日本年輕人也不關心，他們甚至不知道現在的日本首相是誰。”
相比一個沒人關心政治的社會，一個人人都熱衷參與政治的社會，反而更可怕—隻有極權時代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實體老師的故事
我們很自然地談起蘇聯時代的記憶。
實體老師喝了一口紅酒，像在追憶非常久遠的事情。然後他鄭重告訴我，他是猶太人。二戰時，他的祖父母經曆過非常可怕的歲月。他們原本住在布達佩斯，1944年夏天被送進波蘭的集中營。他們負責做苦力，僥幸活了下來。
奧斯維辛 圖 劉子超
二戰結束後，為了忘掉過去，一家人遷居埃格爾。他們隐瞞了猶太人的身份，沒有跟任何人透露。他們甚至皈依了天主教，也不再按照猶太人的習慣禮拜和生活。他們擔心，一旦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将來可能再遭厄運。
他們保守身份的秘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甚至連兒女也不知道這些事情。直到要去布達佩斯上大學之前，實體老師的父母才告訴了他過去的一切。
“我帶着強烈的震驚離開了埃格爾。”實體老師說。
那時，蘇聯已經解體，社會主義陣營的巨變仿佛發生在一夜之間。他開始去布達佩斯的猶太教堂，參加猶太社團的活動，也與一些猶太裔的年輕人成為朋友。他開始用心閱讀《聖經·舊約》。在此之前，他對猶太民族的曆史感到十分隔膜。
畢業以後，實體老師回到埃格爾工作。他說，除了布達佩斯，匈牙利的猶太人數量已經十分稀少，在埃格爾就更少，但他仍和布達佩斯的猶太社團保持着聯系。
“猶太人的目前狀況還好嗎？”我問。
“很難用好與不好來回答，”實體老師說，“一旦遇上天災人禍、經濟衰退，首當其沖的總是猶太人——自古以來都是如此。”
我想起歐洲曆史學家約瑟夫·P.伯恩在《黑死病》一書中寫到的情景。當時，猶太人被認為是瘟疫的源頭，于是遭到滅絕性的屠殺。而這些年，因為歐債危機和經濟不景氣，對猶太人的仇恨又在歐洲，尤其是匈牙利複燃。一個叫“Jobbik”（意為“更好的匈牙利”）的法西斯政黨獲得了不少支援，其上司人甚至進入了歐洲議會。
“有意思的是，經過媒體調查，這個人實際上擁有猶太血統。和我的祖母一樣，她的外祖母是猶太人，而且是大屠殺的幸存者。報道出來之後，這個人就被Jobbik組織清除了，但是這個黨派的勢力仍然很大。”
“你對未來有過擔憂嗎？”我問。
“猶太民族總是時刻準備受難，這是我們從曆史中得到的經驗，”實體老師說，“在這個層面上，你可以說猶太人從來沒有停止過對未來的擔憂。”
他微笑着舉起酒杯，于是我也舉起我的。
“我們能做的隻有祈禱。”他說。
回旅館的路上，我的腦海裡一直回響着這句話。夜空爽朗，點點繁星仿佛教堂的蠟燭。然而，在這處處隐藏着暴力的世界上，我們真的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嗎？那些悲劇和苦難、戰争和屠殺真的能夠不再上演嗎？
我想，是不能的。
那麼，我們能做的，确實隻有祈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