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明甯靖王夫人吳氏墓出土織金鳳紋雲肩通袖襕夾襖

摘要：本文以江西南昌明代甯靖王夫人吳氏墓出土八寶團鳳暗花緞地織金鳳紋雲肩通袖襕夾襖為主要研究對象，從實物、圖像、文獻資料視角出發，結合實驗考古學研究方法，對夾襖形制、織成料服用情況、面料裁剪方式、紋樣布局規制、設計與織造等多個方面進行研究分析。結合明代墓葬出土及傳世服飾實物，探讨這一時期織成服裝用料的規律。

一、出土背景介紹

2001年12月，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在江西南昌建立縣華東交通大學校園内搶救性發掘了一座明代墓葬，墓主為藩王甯靖王朱奠培的夫人。據出土墓志記載，吳氏世家薊州，其父景琪追随甯獻王朱權至江西，吳氏生于正統四年（1439年），後嫁朱權世孫甯靖王奠培，并受诰封，弘治十五年殁（1502年），弘治十七年（1504年）下葬，享年65歲。該墓因埋藏環境較好，且發掘現場保護到位，棺内墓主身上及陪葬的服飾基本儲存了較完整的外形，共出土紡織品四十多件套。吳氏頭戴鳳冠、身穿5套共12件明代皇室女眷禮服，與明典籍記載的命婦服飾制度基本吻合，是迄今發現時間最早、儲存狀态最好、服飾品類最完整的明代命婦系列禮服。

據《吳氏墓發掘簡報》記載，八寶團鳳暗花緞地織金鳳紋雲肩通袖襕夾襖（後文簡稱“織金鳳紋雲肩通袖襕夾襖”）出土時穿着于墓主身上，位于素緞大衫、壓金彩繡雲霞翟紋霞帔、妝金團鳳紋補鞠衣之内，下配織金雲鳳膝襕褶裙（圖一、圖二）。夾襖出土時殘損嚴重，于2013年送至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紡織考古部進行第二次專業清理與修複保護（圖三）。

二、夾襖形制概述

織金鳳紋雲肩通袖襕夾襖的面料為八寶團鳳紋暗花緞織成料，素絹裡料。衣長60厘米，交領、右衽，領寬9厘米，前領口寬15厘米；琵琶袖，通袖長211厘米，袖根寬26.2厘米，袖擺寬37厘米，袖口寬16.5厘米，袖底緣呈弧線型；衣身腋下寬49厘米，後底擺寬59厘米，兩側開衩高15.2厘米；外襟有系帶3條，與右腋下3條系帶系合。裡襟領端有系帶1條，與左腋下内側1條系帶系合，系帶均用素絹料（圖四、圖五）。

交領是中國最傳統的領式，但交領大襟短上衣的形制卻并非漢民族傳統女裝制式。遼代之前，漢族女裝多以長衣類為主，宋代流行衣長至膝上的直領對襟衣，至遼金元時期，遊牧民族女性流行穿着短襖。如河北宣化遼代張匡正墓壁畫中的仕女圖（圖六）、山西長治捉馬村元墓仕女圖、内蒙赤峰沙子山元墓壁畫、德勝村元墓壁畫中的夫婦并坐圖等（圖七），這些壁畫中的女性形象均身穿交領或直領短上衣，衣長至臀，袖有半袖和長袖之分，長袖内穿，半袖外搭，下配褶裙。哈爾濱金代齊國王墓出土多件短上衣（圖八）、内蒙濟甯路故城窖藏元代棕色羅花鳥繡夾衫（圖九）、河北隆化鴿子洞藏元代雙色錦對襟夾衣等實物的衣長也均在六、七十厘米左右。

明初，朱元璋便下诏複衣冠如唐制：“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庶鹹辮發椎髻，深檐，胡俗衣服則為褲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複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代為胡名，習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褲褶、窄袖、辮線襖及婦女窄袖短衣等明顯有胡服特征的服飾被禁止穿着，這種服飾制度上“嚴夷夏之防”的舉動，目的是要劃清漢服與胡服、華與夷之間的界限，極力減小蒙元服飾遺留帶來的影響。但實際上由于宋元以來長時間的民族融合，明代的官員服飾、軍服、庶民服飾中難免有吸收蒙元服飾中合理部分，進而直接承襲式樣的情況。永樂年間江蘇無錫錢氏家族周氏墓出土纏枝花卉雜寶紋羅交領上衣一件，外配萬字紋绮短襖，兩件衣長均為62厘米出頭（圖一〇）。弘治八年（1495年）北京豐台英國公張輔夫婦墓、正德至嘉靖年間北京南苑葦子坑夏儒夫婦墓出土多件短上衣，其衣長也均在70厘米左右。日本僧人雪舟于1467年至1469年在中國遊曆，後将當時所見中國婦人穿着繪制下來，并儲存在日本太宰府的博物館，從圖像中可見當時的女子穿交領左衽窄袖上衣，下配褶裙（圖一一）。《日知錄·太康縣志》記載：“弘治間，婦女衣衫僅掩裙腰，富者用羅緞紗絹織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襕。髻高寸餘。正德間，衣衫漸大，裙褶漸多，衫唯用金彩補子，髻漸高。”。可見明前期短上衣的形制因其适體、便利等優勢而保留下來，用作除禮服之外的吉服、便服等其他服飾品類中，上衣配褶裙更是明代女性便服的典型配伍。

有明一代，交領右衽的上衣樣式十分流行，服飾樣本在明代各個時期、全國各地的墓葬中均有出土，墓主身份覆寫社會各個階層，使用範圍十分廣泛。這充分展現了遼金元時期服飾風格對明人着裝的深遠影響，以及漢服與胡服之間長久以來互相影響、互相吸收和融合的服飾發展過程。在曆史的發展中，華夏衣冠本身也是一種不斷被建構的符号體系，一直處于流動與變化之中。

三、夾襖面料織成技術考證

織金鳳紋雲肩通袖襕夾襖面料為八寶團鳳紋暗花緞織成料，肩袖部織金花鳳紋雲肩紋飾，袖織金花鳳袖襕紋飾（圖一二）。

1.明代織成料服用狀況考述

“織成”并非是一種全新的織物組織，而是一種面料排版定織的方式。《說文解字·系部》有：“織而成之，不待裁剪之物”。通俗來講，織成面料是一種正好能做一件服飾的匹料，面料織造前要先設計好服裝的形制、尺寸、紋樣、衣片排料等成衣過程的具體細節，面料上機織造時将衣裁片結構、紋飾布局等同步織成，面料下機後即按織好的線迹裁剪、縫制、穿用。織成料十分注重着裝者身體尺寸、服裝形制、衣料紋樣設計這三個要素的比對關系，織成紋樣的設計者“既要充分了解裁片的結構與制作的流程，同時亦要具備通達的織造技術，才能将‘成衣’合理分解在有限的‘料’之上，在‘料’上展現‘成衣’之形”。

《後漢書·輿服志下》有：“衣裳玉佩備章采，乘輿刺繡，公侯九卿以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雲。”魏晉時期已有“織成靴襪”“織成合歡褲”“晉織成流蘇武帳”“織成褥”等各種具體形制的織成服飾用品。《資治通鑒》中唐中宗景龍二年記載安樂公主“有織成裙，值錢一億”，可見織成料之貴重并非常人可享。宋《太平禦覽·布帛部》中已将“織成”面料另立一類。從考古發現的金、元、明代圖像及紡織實物資料來看，織成料最明顯的特征在于面料裝飾紋樣的造型及設計布局上，已有學者大緻将其分為雲肩型織成、團窠型織成、胸背型織成、橫襕型織成四大類：

雲肩型織成的裝飾紋樣是将四個如意雲頭上下左右相向連接配接組合，以頸部為中心圍繞裝飾在服飾前胸、後背及肩袖部位，形成以四合如意為骨架的裝飾區域；

團窠型織成的裝飾紋樣輪廓為圓形或橢圓型，團窠數量根據服飾等級及實際需求不等，有二團、四團、八團、十二團等組配；

胸背型織成的裝飾紋樣輪廓為方形，且前胸及背部僅裝飾一方；

橫襕型織成的裝飾紋樣為長條形，應用于上衣兩肩部位的稱“肩襕”，用于兩袖的稱“袖襕”，從肩部頸側延展至接袖的稱“通袖襕”，若為袍服或裙，膝蓋處裝飾的長條狀紋飾稱“膝襕”，用于衣裙底擺處的稱“底襕”。

雲肩紋樣與通袖襕同時使用時又稱為“雲肩襕袖式”，這種裝飾手法最早應來源于中亞地區。國内橫襕裝飾的服飾實物樣本最早見于黑龍江阿城區金齊國王墓出土醬地金錦襕綿袍，兩袖通肩和膝部飾伊斯蘭庫法字型織金橫襕圖案（圖一三）。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元劉貫道繪《元世祖出獵圖》、仇英繪《臨蕭照中興瑞應圖》、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元代缂絲《大威德金剛曼陀羅》（圖一四）等作品中的貴族形象均穿着織成料制作的長袍，可見織金雲肩、通袖、膝襕紋樣的織成裝飾在元代貴族服飾中已十分普遍，且應用的形式多樣，可單獨使用織金雲肩，也可配袖襕和膝襕。《元典章·卷五十八》記載：“至元十年某月某日，袁州路申奉到江西行省創付坐到機張綜線合用絲線料例。仰更為照勘如無重冒依例收支造成施行，熟機每張用泛子一十二片，每片用熟線一兩七錢五分，……雲肩欄袖機一張用熟線七觔三兩二錢。”其中的“雲肩欄袖機”應該就是專門織造雲肩、袖襕、膝襕等織成面料的織機，這些織機織造需要用到“熟線”“泛子”等料例。

明代飾四合雲肩紋樣的服飾實物最早見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山東魯荒王朱檀墓出土的妝金柿蒂窠盤龍紋肩通袖龍襕緞辮線袍（圖一五）。《明憲宗元宵行樂圖》中表現了明中期宮廷女性們過元宵節時的歡樂場景，畫中大部分女性都穿着飾有織金雲肩、通袖襕紋樣的短上衣，下配褶裙（圖一六）。正德至嘉靖年間夏儒夫婦墓（圖一七）、萬曆十年（1582年）江西益宣王妃孫氏墓亦出土多件飾有雲肩袖襕紋飾的袍、衣。明定陵出土絲織品中有55匹為織成料，其中53匹為織成龍袍，雲肩通袖龍襕袍織成料共計7匹。與墓葬出土服飾色彩盡褪的情況不同，傳世織物的色彩較好的儲存下來。孔府舊藏服飾中有大半數量成衣使用織成料裁制，已公開的服飾中織雲肩通袖襕、膝襕的有長袍類和短上衣類，這些服飾多為衍聖公夫婦的賜服、吉服，材質有妝花紗、羅、绉、緞等。

《天水冰山錄》中記載了大量織成料名目。在解付戶部的“一織金妝花緞絹绫羅紗綢改機絨錦瑣幅葛布等匹”“一各色織金妝花男女衣服”項目下記錄了大量使用妝花、織金等工藝織造的緞、絹、绫、羅、紗、綢、改機、絨、錦、葛、布等織成料，以及圓領、衣、袍、披風、女裙等織成成衣，匹料統計共有2678匹，約占總數的一半以上，成衣高達590件。織成紋樣的造型主要有“通袖”“過肩”“補”，或以璎珞紋裝飾的裙襕等。其紋樣内容包含有龍、蟒龍、蟒、飛魚、鬥牛、鳳、仙鶴、錦雞、雲鹭、麒麟、獅子、雲紋等。如“大紅過肩鳳雲絹女衣一件”“大紅過肩鬥牛絨女衣一件”“紫綢麒麟補女衣一件”“綠綢蟒補女衣三件”“大紅雲緞過肩麒麟女袍一件”等，裝飾紋樣具有明顯的等級含義。

洪武元年（1368年）頒行的《大明令》中對衣冠、房舍等按照等級原則做了具體規定，要求凡官民服色冠帶房舍鞍馬，貴賤各有等第，并詳細列出了各階層的衣冠禁例。其中“庶民男女衣服，并不得僭用金繡，許用纻絲、绫、羅、紬、絹、素紗。……品官服色鞍辔等物，除官府應用之家，許令織造，外其私下與不應用之家制造者，工匠依律治罪”。

《明會典》記載明初定皇後、命婦、士庶妻冠服制度：

“洪武五年定，凡命婦圓衫、以紅羅為之。……二十四年定，命婦冠服、公侯伯與一品同。大袖衫、用真紅色。一品至五品、纻絲绫羅随用。六品至九品、绫羅紬絹随用。霞帔褙子、皆用深青段匹。”

“洪武三年定，士庶妻……服淺色團衫、許用纻絲绫羅紬絹。……成化十年、令禁官民人等婦女、不許僭用渾金衣服、寶石首飾。正德元年、令軍民婦女、不許用銷金衣服帳幔、寶石首飾镯钏、及娼妓、不許用金首飾、銀镯钏。犯者本身家長夫男匠作、各治重罪。”

明律令中命婦的禮服、常服面料為纻絲绫羅紬絹“随用”，而士庶女性的服用材料則有各種“不許”，不同階層服飾的材質使用受到嚴格的禮法等級限制，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這與材料本身的纖維屬性及工織造藝的複雜程度有密切關系，決定了等級制度中的貴賤序列。從現有的織成料服飾樣本及資訊可知，織成料多用帝王将相、官員命婦的禮服、吉服之上，織造工藝以妝花、織金多見，裝飾紋樣多為龍紋、蟒紋、鬥牛、飛魚、麒麟、鳳紋等具有等級章制的紋樣，其織造工藝繁複，造價昂貴，非常人所享。吳氏墓出土這件夾襖裝飾有花鳳紋樣的雲肩與袖襕，說明墓主吳氏作為藩王夫人，其身份地位的特殊與尊貴。

2.夾襖面料測量與分析

（1）八寶團鳳紋暗花緞織成料紋樣、織物組織結構分析

織金鳳紋雲肩通袖襕夾襖面料為八寶團鳳紋暗花緞織成料，主體紋樣為雙鳳喜相逢團窠，輔助紋樣為團窠外環繞的法輪、法蓋、寶瓶、盤長、法幢、法螺、雙魚、蓮花等八寶紋樣。采用上下相鄰兩排機關紋樣完全錯開排列的布局，兩排一循環。機關紋樣邊長為10厘米，幅寬内有紋樣六則（圖一八、圖一九）。

面料地組織為五枚三飛經面緞，紋組織為十枚1/3斜紋組織。地經密度125根/厘米，單根經線投影寬0.006~0.010厘米，Z撚；地緯密度36根/厘米，單根緯線投影寬0.015厘米，無撚。紋飾是由兩種不同的織物組織結構織出兩種不同的色塊以呈現出圖紋：一是經緯紗以五枚三飛經面緞紋的組織結構交織，經線加撚，經密大于緯密，交織後呈現光澤度較好的素緞地；一是暗花紋組織為十枚1/2緯面緞，因經密大于緯密，故交織處外觀呈現較短的緯浮浮長，光澤度較經面緞紋組織稍暗，顯暗花。修複後織物細膩、密實、光澤度好（圖二〇、圖二一）。

（2）雲肩、袖襕織金紋樣、織物組織結構分析

織金鳳紋雲肩通袖襕夾襖在前胸、後背及兩肩使用織金工藝織花鳳雲肩，四個如意雲頭上下左右相向連接配接組合，每組垂雲内以雙鳳喜相逢紋樣為主紋，四周填充折枝蓮花、折枝牡丹等各種花卉，垂雲角處飾壽石福海紋飾。雲肩紋飾邊緣用一粗一細兩條邊以如意卷曲造型圍合。紋樣整體橫寬86厘米，縱長71厘米（圖二二、圖二三）。

夾襖肩部至兩袖織金通袖襕，為鳳穿牡丹紋，鳳為單鳳，鳳首在下，鳳尾在上，上身穿着後鳳首在肩袖前側，鳳尾飄于肩袖後側，左右袖的鳳首均面向領口做俯飛之狀。花為折枝牡丹，一鳳一花二方連續排列，上下兩側由内至外有粗細不同的三條襕線歸攏。花鳳紋與襕線組合後機關紋樣尺寸為橫寬13厘米，縱長13厘米，面料幅寬内有完整紋樣五則。紋飾造型與風格與雲肩内鳳花紋飾一緻（圖二四、圖二五）。

夾襖雲肩織金處紋組織為1/3斜紋組織，織圓金線顯花。織金紋經密度12根/厘米（固結經之間10根絲線，1厘米範圍内12個固結經），單根經線投影寬0.010厘米，Z撚；紋緯密度18根/厘米，單根夾緯線投影寬0.020厘米，無撚；單根圓金線投影寬0.030厘米，Z撚。織金花紋采用一種經紗與兩種緯紗（加撚絲線地緯、圓金線緯紗）交織而成。地緯與金緯（圓金線）的排列比例為2:1。元代以前的織金織物大多都是以地緯與金緯排列比例1:1的形式織造，明代則是1:1、2:1的情況都有。顯微鏡下可見，圓金線緯紗外觀呈現良好的覆寫性，金線構成圖紋時有相當好的金線顯花效果。因年代久遠、金線顯花處已呈現嚴重的磨損及脫落，但仍然可見金箔的殘留（圖二六、圖二七）。

明代冠服禮制經過一個反複修訂、不斷完善的過程，最終形成了一套完整、嚴密的禮儀紋飾體系，帝王用龍，皇後用鳳，文官用禽，武官用獸，公侯驸伯用麒麟、白澤等，這些紋飾在紡織面料上的應用不僅僅是工藝技術和美學的組合應用，更多的是身份、地位、權力、尊榮的符号與象征，是封建等級秩序合法化的表現。明代吉服以綴各種胸背補子、織雲肩通袖膝襕的袍衫或雲肩通袖襖裙等形制多見，色彩以突出吉祥喜慶的視覺效果為主，紋飾較禮服更豐富、華麗。因其未納入明代冠服典制，且多用于吉慶節日，朝廷對命婦吉服的紋飾未做嚴格限制，禮服中的鸾、鳳、翟紋，賜服中的蟒、麒麟等高等級紋飾也經常被借用在吉服之上，以顯身份的尊貴。吳氏墓夾襖其雲肩、袖襕上的鳳紋形象突出且尺寸較大，用織金工藝織造，布局在服飾最明顯的位置，具有強調身份、彰顯等級的作用，蘊涵着極強的政治、禮儀意義。

四、十字型平面結構影響下夾襖衣身裁剪方式與紋飾布局特色

西方服飾造型手法強調對人體的彰顯與塑形，将服裝按照複雜的人體結構需求分解成若幹個不規則的布片，通過布片的組合來塑造理想的服裝造型。中國則與西方截然不同，幾千年來，中國傳統服飾造型手法一直堅持着“完整性”的思考原則，服裝的衣片多用方形整幅料進行折疊、拼縫，除了衣襟、領口需要剪裁之外，隻在側縫進行裁剪縫合，衣片平鋪時袖與身呈現“十字型”的形态，是以被稱為“十字型平面結構”。這種制衣特征從商周時期一直延續至清末民初，是中華民族傳統服飾結構的基本形态，強調的是服裝自然地适應人體、順應人體的着裝觀念。

1.面料織成對衣身裁剪方式的影響

織金鳳紋雲肩通袖襕夾襖沿用傳統十字平面結構造型，衣身的裁剪方式受面料幅寬、織造工藝、紋飾布局等因素的影響，使用左、右衣身分裁的方式：62厘米幅寬的織成面料，用2幅料于肩部對折後做左、右衣身及袖，在後中縫處縫合形成後衣身。前身在前中部位左前身接外襟片、右前身接内襟片縫合，形成左、右衣片的交掩之勢。袖長不足的部分單接1個整幅料做袖（圖二八）。這種左、右衣身分裁的方式共使用4個幅寬的衣料，衣身與袖的接縫在肘部的位置，確定在衣身的兩個面料幅寬内将肩部四合如意雲肩紋樣較完整的展現出來，避免縫合線破壞雲肩整體效果。孔府舊藏明中期暗綠地織金紗通肩柿蒂形翔鳳短衫（圖二九）、大紅色四獸朝麒麟紋妝花紗女袍等也同樣使用此類衣身分裁的裁剪方式。

與此相對的是吳氏墓出土四合如意暗花雲紋雲布女衫，其形制與夾襖基本相同，面料幅寬約54厘米，衣料裁剪方式卻用整裁式，即：衣身裁片為左、右衣身共用1幅料，于肩部對折後作為前後衣身，後身為整片，于後中線處捏假縫線；前片于前中處縱向剪開做左右身，分别與單裁的外襟片、内襟片縫合，形成交掩之勢。袖用整幅料裁剪，長度不足的部分袖口單裁。通過對衣身面料裁片、排料推拟可見，衣身整裁使身與袖的接縫在靠近腋窩的位置，裁剪過程中能充分利用面料幅寬，腋下部位不會有太多碎布頭剩餘（圖三〇、圖三一）。

通過對明代墓葬出土服飾資訊梳理發現，衣身裁剪方式與面料幅寬、織造方式和紋飾布局密切相關：對于肩袖部位有雲肩、團窠等織成紋樣的情況，多使用左右衣身分裁的方式，能夠最大程度的保證織成紋樣的完整性；而對于普通匹料或素色衣料，因無需考慮紋樣部位的問題，使用衣身整裁的方式，在面料幅寬内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布料，少裁剪，少浪費，簡化縫制工藝，這些都是古人巧思、巧裁、巧工的展現。

2.雲肩、袖襕紋樣的布局規制

夾襖雲肩、袖襕紋樣位置的分布狀态和布局規律有明顯的章法可循，其在中國傳統服飾十字型平面結構服裝造型的規制下，以十字型坐标為準繩，進行橫、縱向穩定、規範的布局營運：四合雲肩紋樣以十字結構的交點——領口為中心，橫向覆寫于兩肩、縱向覆寫于胸背，雲肩内的雙鳳喜相逢紋樣也按前、後、左、右四個方位分布，形成穩定的十字形骨架；袖襕紋樣則布局于十字結構的橫線——肩線之上，以前後中心線為軸，呈左右對稱分布，與雲肩共同組成穩定、規範的布局形态（圖三二）。這種布局方式使得夾襖的紋樣集中展示于人身體的領、肩、袖外側等最顯眼的位置，最大程度的發揮紋樣的裝飾性。同時紋樣元素在四合如意雲頭及橫襕的造型限制内進行有限的變化，遵循對稱美的法則，也展現了明代紋飾布局的章制性。

通過對夾襖複原樣衣進行試穿可見，以十字形結構為基準進行規整布局的雲肩與袖襕紋樣根據人物的着裝姿态重新組合：當模特保持揣袖閨姿的狀态下，衣身正面的四合雲肩紋樣滿鋪前胸，兩袖通袖襕于前身正中相接，共同組成穩定的正三角形布局；衣身背面的四合雲肩紋樣形成上重下輕的倒三角形布局。衣身正、側、背面的紋樣圍繞人的面部為中心進行裝飾，完美的襯托出着裝者的華貴氣質（圖三三）。這樣的分布規律與先秦文獻中所記載的規、矩、繩、權、衡的制衣思想有不可分割的聯系，是遵從上古禮制而形成的紋章制式。

孔府舊藏暗綠地織金紗通肩柿蒂形翔鳳短衫，其肩袖也裝飾有雲肩袖襕紋樣：雲肩的四個雲頭内織四組團翟紋，空白處填充折枝花、四合如意雲，雲肩邊緣也是用一粗一細兩條邊圍合；袖襕織金鳳穿花紋飾，每側有鳳四隻，袖襕上下兩側各有三條邊襕線，服飾面料織纏枝蓮暗花紋樣。其服飾形制、雲肩、袖襕的紋飾裝飾均與吳氏墓夾襖十分相似（圖二九）。可見作為命婦吉服中的章服紋樣，其具體的織成制式應有一定的規範，具有明代特有的成熟、程式化的固定模式。

3.紋樣設計與織造的務實性思想

為追求均衡、美觀的着裝效果，傳統服飾的紋樣裝飾一般講究左右衣身互相對稱。但織金鳳紋雲肩通袖襕夾襖面料上的八寶暗花地紋卻存在左、右身袖紋飾方向完全相反的情況：如圖三四、圖三五所示，衣右身、右袖、内襟上的地紋方向向上，而衣左身、左袖、外襟上的地紋方向卻向下（八寶紋樣中的雙魚紋為例）。在雲肩、袖襕織成紋樣設計無誤的情況下，為什麼會出現左右身面料暗花地紋方向設計完全相反的情況？并且此種情況并非個例，相似的服飾樣本還可見弘治八年（1495年）北京豐台英國公張輔夫婦墓出土駝色暗花緞織金團鳳方補女上衣，其左、右衣身地紋的方向也呈相反之勢（圖三六）。以吳氏當時的身份地位來看，此類吉服面料的紋飾設計及織造多由官府親自監督、執行，出現織造失誤的可能性極小，是以這樣的設計應是有意為之。分析其存在的原因，或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

從圖像視覺上來看：首先，八寶團鳳地紋中的“團鳳”紋因其兩鳳喜相逢旋轉式設計，紋飾無明顯的方向性。圍繞在團鳳周邊的八寶紋樣單個元素尺寸較小，又以散點狀填補在團鳳紋周邊空白處，機關紋樣正反向錯排布局，使面料在遠觀時地紋方向性并不明顯；其次，八寶團鳳紋樣作為面料地紋，本身就是一個輔助性的暗花紋樣，與雲肩、袖襕織金紋樣相較，其裝飾效果并不引人注意，紋飾細節很容易被忽略。

從織造技術角度來看：通過實物觀察發現，雲肩紋樣整體布局為四合向心式設計，右半身的雲肩紋樣向左旋轉180度，便可形成左半身雲肩紋樣，且左、右半身紋樣拼合處的細節可以實作完整對接，這樣的設計使得雲肩紋樣在意匠圖繪制時僅需準備一半即可。通過對目前夾襖實物的衣料進行排料模拟，發現面料在織造時，八寶暗花地紋的花本僅挑制1套即可應用于整匹織成料的織造（圖三七）。這種處理方式在紋樣意匠圖繪制、挑花、織機裝花本以及織造過程中都可以節約大量的人力和時間，是一種務實的、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法。

通過對已知墓葬出土及傳世服飾實物資訊梳理（表一），使用雲肩通袖襕織成料裁制的服飾，其面料有素地或暗花地兩種。暗花地紋以纏枝花、勾連雲紋類紋樣為主，也有散點狀的折枝花、雜寶、團窠紋樣，這些紋樣多以正反向錯排的方式設計，使紋樣整體布局并無明顯的方向性，更友善制衣時的裁剪與使用，展現了明人在制衣過程中在紋樣設計布局、面料織造、面料裁剪之間的巧思與妙用。

五、小結

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章服之美，謂之華。明代經濟的繁榮、科技的進步使明代的服飾織造、制作工藝水準集曆代之大成，并對後世服飾藝術發展産生深遠的影響。吳氏墓是明代中期宗室命婦墓葬，其下葬時間正是明代服飾風格從樸素到奢華的過渡時期，吳氏作為明代宗親藩王夫人，其品級雖不是命婦中最高的等級，但墓中出土面料的織造工藝已代表了明中期絲織技術的較高水準，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對于考察明代輿服制度、紡織品織造、服飾文化的演變和社會喪葬習俗等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其在多重視角下所呈現出的獨特性和複雜性為我們深入了解明代命婦服飾制度及服飾藝術，搶救、傳承與發揚傳統服飾文化提供了寶貴的物質文化的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