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丁下令，要“舉”和“望”兩族，随王師一道去征伐“虎方”

武丁下令，要“舉”和“望”兩族，随王師一道去征伐“虎方”

大洋洲是江西省新幹縣的一座小鎮，位于贛江中遊的東岸，大洋洲鎮旁的程家村澇背空曠的平地上，曾有幾個高大的沙堆，長年挖沙護堤的村民，逐漸将此鏟為平地，它的神話傳說一直流行在民間。1989年9月20日，村民挖沙的鐵鏟無意中攪動了靜靜埋藏在這裡的三千餘年的遺物，出土文物達一千三百七十五件，其中，青銅器四百七十五件，玉器七百五十四件（顆），陶器和原始瓷器一百三十九件。這是一座商代大墓，距今約有三千二百年，這批文物數量大，品種多，器形奇，鑄造精，雕琢細，紋飾美。中國青銅文明再次閃耀出迷人的光輝，改寫了商代的曆史，國人為之震驚，世界為之轟動，這一發現曾被評為“七五期間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2001年。再獲“中國20世紀100項重大考古發現”殊榮。

因遺址地處江西省新幹縣大洋洲鄉程家村，是以，被習稱為“新幹大洋洲商代大墓遺址”。“商代”，在這裡隻是作為一個時間參考系和一個時代坐标。

如今，贛江就在它西面，相距不到一公裡，往北流去，進入鄱陽湖，再往北，就進入江漢流域了。

這條水路，一直通往中原，而商文化的影響，由北向南，大概沿這條水路南來。從新幹大洋洲大墓所出土的器物中，很容易看到中原商文化對江南的影響。

影響歸影響，但它并非商文化，其本身，還是屬于長江流域吳城文化的一部分。從大洋洲向西，越過贛江約二十公裡處，就到了樟樹吳城，這裡就是吳城文化遺址。

由此再往北去，進入九江地區，在長江邊上的瑞昌，有個叫銅嶺村的地方，有一處三千三百年前的銅礦冶煉遺址。這是迄今為止，所見最早的此類遺址。距長江約7公裡，離湖北大冶銅綠山礦冶遺址約40公裡，還有一百多處銅礦遺址，大緻在這一沿線上，在贛江中下遊和長江中遊以南分布，坐落在鄱陽湖和洞庭湖之間。

這江湖懷抱的平原，就是商代江南，就是吳城文化發祥地。

在殷商人眼裡，江南是什麼？是銅！青銅文化不能沒有銅，“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全靠銅。殷商人以銅為“金”，稱南下掠銅為“俘金”，貿易為“貢金”。

有人對商代青銅器做過鉛同位素測試，發現安陽商代彜器中，有一部分是用瑞昌銅嶺礦石冶鑄的，與吳城文化和新幹大洋洲遺存用的是同樣的礦石。這表明，殷商人有一條青銅之路，也就是他們的“貢金”“俘金”路線，進入了吳城文化地盤。

對于殷商人來說，銅很重要，因為商朝的核心，無論神權，還是王權，都要靠銅來支撐。有專家指出，中國上古三代時期，建都選址，多靠近銅錫礦産地。

可遷來遷去，終歸還是改變不了資源短缺的局面。到了武丁時，目光就越出了中原。他目光南下，看得很遠，發現銅礦都在長江一線，尤其長江南岸贛鄱平原，銅礦用不完。史載武丁南征，“奮伐荊楚”，由楚入贛，開辟了一條“俘金”路線。

從吳城文化遺址來看，它與商代武丁中興大約同時。無論樟樹吳城文化遺址，還是新幹大洋洲文化遺存，“虎”都是它們的标志物：獠牙，有兩尾，通體都是幾何紋，背上立一隻鳥，被稱為“伏鳥雙尾青銅虎”。

甲骨文中，作為國族名稱的“虎”，有“虎侯”和“虎方”，“虎侯”是商王近臣，封于庸，在王畿内；而“虎方”為方國，在商朝以外。

關于“虎方”，有一條與戰争有關的蔔辭，見于甲骨文，是武丁下令，要“舉”和“望”兩族随王師一道去征伐“虎方”，為此舉行儀式，蔔問先王。武丁雖善戰，但還是沒必勝的把握，要蔔問先王。看來“虎方”不弱，勝負難以預料。

從樟樹吳城遺址裡，能夠看到這次戰争的結局。在将近4米深的外城壕中，發掘面積還不到10平方米，就挖出了二十具殷商人的頭蓋骨和部分肢骨，據專家推測，城壕兩側，可能還有大量頭蓋骨。考古發掘，挖出頭蓋骨，通常有兩種情形，或是戰俘被割首，或為祭祀的獵頭儀式，就目前的發掘情況來看，這些頭蓋骨，屬于戰俘被割首。

由此可見，到了武丁時期，虎方以青銅立國，控制着長江中遊從江西瑞昌到湖北大冶一線的銅礦山，先後開發了銅嶺村和銅綠山銅礦。

武丁南下“俘金”，敗于“虎方”，就改以江北盤龍城為據點，開辟了一條從漢水東邊進入中原的南銅北運的“貢金”路線，以確定殷商王朝中興所需要的銅礦資源。“俘金”是掠銅，而“貢金”呢？當然就是做銅貿易了。

殷商人本來就善于經商，是以，國号為“商”。通常，他們都準備了兩手，一手戰争，一手貿易。能用戰争解決的，就用戰争解決；戰争一解決不了，就做貿易。交易使用的是青銅貨币，殷人用青銅貝，而“虎方”人用青銅手斧。青銅在商朝，或為禮器，或為兵器，卻少有生産工具，其用途，不過“祀與戎”。而江南吳城、新幹大洋洲遺存，則出土了許多青銅工具，有十八種一百四十三件，包括兩個工具群，其中，六種七十五件，為手工業工具群；十二種六十八件，屬于農業工具群。

看來，“虎方”的青銅文化就其全面性而言，不弱于殷商。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