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小傳
童兵，浙江紹興人，著名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家、教育家，複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先後畢業于複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師從著名新聞教育家甘惜分教授，1988年成為中國自己培養的第一位新聞學博士，1990年晉升為教授，1992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3年起擔任博士生導師。著有《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史稿》《馬克思主義新聞經典教程》《理論新聞傳播學導論》《新聞理論》《比較新聞傳播學》《主體與喉舌——共和國新聞傳播軌迹審視》等學術專著，在40餘年的研究及教學生涯中共發表學術論文700餘篇，出版及主編各類著作、教材、辭書等共50餘部。
2021年12月17日下午，一場名為“童兵教授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經驗”的分享會在複旦大學新聞學院舉行，包括胡百精、胡正榮、孫有中、丁柏铨、尹韻公、黃瑚、程曼麗、陳昌鳳等在内的新聞學界知名學者，以線上線下互動的方式參與了分享會。圍繞着童兵教授積40餘年心力建構的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理論體系及教學體系，與會者動情地表達了這兩大體系對自己研究及教學的影響。分享會上，已是杖朝之年但精神矍铄的童兵表示，下一個百年馬克思主義的一切偉大實踐與創新都将以中國為大學營展開，“我們作為時代的親曆者與見證者，何其有幸既能躬身入局，又能抽身思考，理應在實踐總結與理論抽象上作出更大的貢獻，要有勇氣提出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以下簡稱‘馬新觀’）”。
從1963年入學複旦大學新聞學院始，童兵的求學生涯與新中國新聞教育的坎坷曆程幾乎同頻，1978年成為中國人民大學複校後首個新聞學研究所學生班的學生，1988年成為中國自己培養的第一位新聞學博士；從1980年發表第一篇學術長文《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人民報刊的思想初探》始，童兵40餘年的研究旨趣始終是建構“馬新觀”理論體系，陸續出版了《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史稿》《馬克思主義新聞經典教程》等著作，近年來更是在中國特色“馬新觀”的探索上不斷精進；從1981年留校任教始，從中國人民大學到複旦大學，他将“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課程打造成國家級精品課程，矢志讓當代大學生能真懂真信馬克思主義。他身上那股真誠的上天入地、敢破敢立，一心求索“馬新觀”的精神感染了無數後輩學人；他使人相信求索真理“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他童心如海、信仰如磐的治學生涯簡單卻幸福。
向上攀登，初見那個光輝的頂點
“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隻有不畏勞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達光輝的頂點。”——馬克思
1963年的童兵，滿腔熱情、滿懷理想，從上海中學考入複旦大學新聞系，期待如前輩同鄉魯迅所言：“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然而，頻繁的政治運動沒能讓童兵的學習生活正常進行，畢業時等待他的也不是 “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的記者生涯，而是去科爾沁草原接受“從靈魂深處改造知識分子”的勞動鍛煉。1968—1978年，童兵養馬、種菜、做鐵道養護。1970年被《錦鐵消息報》意外發現其寫作能力而調任成記者。這十年，就是大時代落在他這一代人身上的“一粒灰”。如今回憶這十年，天性樂觀的童兵還能繪聲繪色地描述晨起鑿冰飲馬、值班夜防獨狼的往事，《錦鐵消息報》八年的記者經曆，仍是他至今非常珍視的一段實踐經曆。童兵回憶說：“那時生活條件苦，但一聽說童記者今天要來，老勞工會把家裡最珍貴的雞蛋、鹹肉拿出來招待你，你一個年輕人憑什麼得到這些？還不是因為你手裡的那支筆，在他們看來是有力量的。”
1977年，國家恢複聯考招生，遠在關外的童兵一聽到這個消息，抑制不住地興奮：“終于可以擺脫‘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的生活了。”回歸校園是他向往另一種更為豐沛的精神生活的選擇。1978年，他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不久随新聞專業遷回中國人民大學就讀，師從著名新聞教育家甘惜分教授。1983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同意設立新聞學博士學位，并在第二年進行了考試，童兵再次成為甘老的博士開門弟子。1988年，童兵以《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史》為題，通過博士論文答辯，“我們幾個跟童老師親近的學生就等在答辯教室外面，一聽到答辯結束，大家都興奮地鼓起掌來，系主任何梓華走過來跟我說，你趕緊給新華社寫篇稿子去，這可是個大事情”。童兵在中國人民大學的第一屆學生、香港浸會大學傳理與影視學院院長黃煜說，至今還能記得當時自己激動地寫下消息的第一行字：中國第一個新聞學博士誕生了。
十年求學，童兵記憶最深的是蹭書、蹭課。“我36歲才有機會讀碩士，真是從心底裡珍惜，真是下狠勁學。”這狠勁，就是一年内将4000餘篇帶“馬”字的論文全部通讀，50卷馬恩全集全部通讀一遍，“馬恩全集是分批次出版的，39卷全部讀完之後，11卷是陸續到1985年才全部出齊”。于是，當時還是“窮書生”的童兵不得不去西單新華書店、中央編譯局蹭新書，從中國人民大學到西單新華書店的公共汽車票需2毛錢。為了省錢，他每天步行前往各大書店，“餓了，就将食堂帶來的饅頭熱一下，也不敢帶茶杯進去，我看的都是新書，還要做摘抄，人家是賣書的，肯定也嫌，但看着是個好學的窮學生也就沒趕我出來”。不過，蹭書也蹭出了一段溫馨回憶。當年的中央編譯局是新資料最全、最多的地方，“記得馬恩室的主任叫張奇方，我去的次數多了，慢慢就熟悉起來，後來張主任還會喊‘大學生，帶杯子了嗎？’主動給我加水，還關照資料室的從業人員說，這個學生需要什麼資料，隻要有都盡量提供給他”。
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學習後，童兵發現，研究馬恩的出版思想，繞不開國際共運史和世界史，更需要有政治經濟學、哲學、社會學等的廣闊視野。于是，童兵開始到北京大學蹭課，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兩門課，其一是李佩芬老師的世界近代史課程，“我從第一堂蹭到最後一堂，李老師認為我這個蹭課生的學習勁頭超過了專業學生”。另一門則是關于出版自由研究的課程，使他能從更廣闊的曆史視野中去了解馬克思出版自由思想的淵源及發展。正是有了這樣的知識架構，在後來的學術研究中，童兵一直警惕就新聞論新聞，強調要将新聞學研究置于整個社會領域中，而他最為感念的也是導師甘惜分給自己搭建的廣博知識體系，“很多次，甘老對我的指導課都會特别邀請中國人民大學國際共運史的專家高放教授來參加，他是對馬克思主義有自己獨到見解的專家，再加上甘老親曆過延安時期的新聞工作，這為我後來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敢破敢立，真懂、真信、真用馬克思主義
“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恩格斯
2020年12月13日，複旦大學新聞學院主辦的“心有所信，方能行遠——全國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論壇”，是當年規模最大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專業研讨會，童兵以“真懂真信，上天入地，敢破敢立——試論馬新觀教育和研究的拓展深化”為題發表講話，這既代表了他對“馬新觀”研究的學術态度，也是他為自己确立的學術信仰。這信仰的起點要追溯至1980年5月，童兵跟随導師甘惜分參加在蘭州召開的新聞學學術讨論會，會上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争議的學術話題，譬如新聞是否是一門科學、新聞傳播有無規律可循、黨報的黨性與人民性等。結合自己在基層的實踐經曆，童兵熱切地想要為懸置在新聞學學科，也懸置在心頭的曆史之問尋找答案，他決定去馬恩經典原著中解開疑惑。他給自己定下“讀書三原則”：通讀馬恩全集，精讀重要篇章，同時還要“打掃戰場”，即要擴充到與經典作家相關的著作，譬如空想社會主義學者、國際共運專家等。正是這種讀書方法，給了他“三不怕”的底氣——“不怕争論、不怕诘難、不怕商榷”，也為他一輩子真懂、真信、真用馬克思主義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很快，“讀書三原則”為他帶來了第一個學術收獲期。在反複研讀馬克思撰寫的《摩澤爾記者的辯護》《〈萊比錫總彙報〉在普魯士邦境内的查禁》等政論原文，詳細梳理了馬恩在《萊茵報》和《新萊茵報》時期的新聞實踐後，童兵深刻洞察到馬克思主義早期新聞思想的核心概念——人民報刊，明确提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自由觀和以無産階級為主體的人民觀，是自由報刊和人民報刊思想實作統一的基礎，并發表了第一篇學術長文《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人民報刊的思想初探》。在那個特殊的曆史時期，能用理論研究克服長期以來形成的教條主義、形式主義，擺脫“語錄新聞學”的影響，其膽識與影響非同一般。正是循着這種上天入地、敢破敢立的研究路徑，童兵探求到了理論寶庫的入口，将自己的研究從青年馬克思擴充到馬克思主義的完整體系。1988年，童兵在博士論文《馬克思恩格斯新聞思想研究》中明确提出，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的主體是馬克思、恩格斯在《新萊茵報》時期形成的，以表述無産階級報刊和黨的報刊規律為主體的新聞思想，這一論斷奠定了此後不斷發展的“馬新觀”的基礎。如今，這本1989年收入“中國人民大學博士文庫”出版的學術專著《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史稿》，依舊是包括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在内的各大新聞院系學生的必讀書目之一，獲得不少後輩學人如此評價：（一本）關于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的最好的書，一本可以記入新聞史的書；建議要千方百計地找來看（哪怕是全本影印也是值得的）；掌握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的精髓不可不看此書。
作為一個理論求索者，童兵的畢生追求是建構起科學而開放的“馬新觀”理論體系。2002年8月，在近38.8°C的酷暑中，童兵寫下了《馬克思主義新聞經典教程》書稿的最後幾行字，在随後的二十多年中，這本草綠色封面的經典教材成為中國新聞學子、新聞從業人員最為熟悉的理論讀本，2009年得以再版；2021年，建黨百年之際，童兵又發表了萬字長文《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組成和來源》，明确提出四個組成與來源，即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國五千年形成和積累的傳統文化成果繼承光大、合理借鑒國外新聞觀研究成果、新聞科學研究對新聞實踐經驗的理論抽象，文章随後被人大影印報刊資料及《新華文摘》全文轉載。正是這種持之以恒、與時俱進的研究态度，使童兵在“馬新觀”的研究道路上不斷精進，成果累累。随着國内“馬新觀”教育的深入開展，由他及學術團隊編著出版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讀本》（2016年）、《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百問百答》（2019年）等著作，幾乎成為各大姊妹校、新聞機關的指定教材，一時凡跟新聞學相關的機關與人員，幾乎皆知童教授之名。對此，童兵笑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也不是一直這麼“熱鬧”，在他漫長的治學生涯中，熱鬧與否對他并沒什麼影響，研究即生活，學術即信仰，熱鬧自有熱鬧的理由，但退回書齋，他還是那個初心不改求始終的耿介書生。
回顧40餘年的研究經曆，童兵認為，新聞學研究既需要建構理論的學識，更需要突破禁區的膽識。早在1985年，他在《公開發表〈哥達綱領批判〉的曆史經驗》一文中，就論及輿論監督、黨與黨報的關系等問題。在當年的學術氛圍中，這篇有見地、有膽識的文章給童兵帶來了巨大的壓力，甚至有人說此文是“借死人罵活人”，但是本着絕不說假話的人生原則，本着通讀經典的自信，他堅持了自己的觀點。
一路小跑，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
“哲學家們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
——馬克思
“馬新觀”形成于實踐、發展于實踐，又必然要回到實踐中去。作為一個理論研究者，童兵對新聞實踐總有一種“忍不住的關懷”。
新聞改革很大程度上依賴新聞理念的更新和傳播體制的轉換，而這兩者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新聞學研究的深化。童兵的理論研究講求“一路小跑”，為當代中國激蕩起伏的新聞改革鼓與呼，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寸積寸累地推進中國新聞改革。是以，他所追求的并非新聞學“應當怎樣”的高蹈理論，而是“暫且如此”的現實可能。
翻開童兵發表于不同時期的學術論文并将其串聯起來，就能清晰地勾勒出中國新聞改革的曆史脈絡：1989年發表《關于新聞立法指導思想的對話》一文，在敏感的輿論氛圍中提出新聞立法的基本指導思想；2003年發表《非典時期新聞傳媒的角色審視》一文，及時總結了傳媒在公共事件中的“缺位”“到位”與“錯位”，對公民知情權、傳媒功能等重大問題進行了探讨；2010年發表《突發性群體事件和新聞傳媒的社會使命》一文，指出完善新聞釋出制度，健全突發公共事件新聞報道機制是一種完善傳媒社會使命的有效政策……從對黨報輿論監督的正本清源，資訊論、傳播學概念的引進，到媒介化社會中傳媒的使命及責任，幾乎新聞學所有前沿課題、新聞改革的當下實踐都能在他的學術研究中找到回應與反思。對此，既是其弟子，又是多年同僚的複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馬淩曾有過一個形象的比喻：“世上的文章大概有兩種，一種如彩虹，遙遙挂在天際；另一種如春雨，緊緊擁抱土地。一種的哲理性能夠超越時代，一種的實踐性已經融入了時代。”在她看來，童兵的文章多數屬于後者，這些文字幹淨樸實、問題意識深厚的學術文章，彰顯出一位理論研究者忍不住的現實觀懷，一種來自知識分子良知的執拗低音。
在中國新聞學百年的學科發展中，“新聞無學論”時不時會出現。作為中國新聞傳播學新一代領軍學者，如何破除這種“無學論”，夯實新聞學的學科基礎，始終是童兵一直思考的課題。1998年，童兵在《從界定每一個新聞學術語做起》一文中強調，要改變“新聞無學”，就需要從界定每一個新聞術語開始，一磚一瓦地從事這些基礎性工作，并警告說如果新聞學研究從其他學科随意搬用術語、範疇、原理、原則， 這種“捷徑”是另一種“新聞無學”。2001年，他又在《科學和人文的新聞觀》中倡導新聞學應該是科學和人文的交融，兩者互為表裡、不可偏廢。近年來他持續在中國特色的新聞話語建構上思考、精進，連續發表了《中國新聞話語的來源和批判地吸納西方新聞話語》《新中國新聞學建設70年：從“新聞無學”到“顯學”初現》等有影響力的學術論文，明确提出中國新聞話語的來源，詳細梳理中國新聞學建設70年來的理論發展，以回應新時代如何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學這一命題。
引入比較新聞學，拓展新聞學學科研究領域，是童兵對“新聞無學論”的另一個次元的反擊。比較新聞學是20世紀初發轫于西方的一門新興學科，随着東西方學術交流的不斷加強，童兵有意識地進入比較新聞學的研究領域。1999年，他主編的《中西新聞比較論綱》出版，詳細地對中西新聞的曆史、傳媒組織架構及社會調控等作了比較，成為中國比較新聞學的開拓著作之一。在随後的研究中，童兵深感比較新聞學在整個新聞學科領域仍顯薄弱、稚嫩，部分著作僅限于中美之間比較，且研究對象局限于具體案例的微觀層面，是以，無論從研究方法、理論建構，還是研究視野上都有進一步拓展的可能性與必要性。經過幾年的積澱，2002年童兵出版了《比較新聞傳播學》專著，詳細闡述了中西新聞傳播史，并就新聞傳播觀念、體制、控制、法制、實務及教育等諸方面異同，進行了科學梳理與邏輯歸納，對比較新聞傳播學作為新聞學科建設的組成部分進行了充分、理性的研讨與辨析，被學界譽為迄今為止大陸出版的最權威、最系統的比較新聞學專論。2020年，這本研究著作的英譯本由全球知名的國際性出版機構之一英國麥克米倫出版社出版。
40餘年治學之路，童兵在“小步快跑”的過程中不斷兼收并蓄，持續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傳播政治經濟學、批判研究學派等對話，将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的中國化研究與時代發展、全球學術相勾連。對此，複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曹晉深有感觸。多年來，她的學術研究聚焦于傳播政治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研究多有交叉，“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危機理論的闡釋、對于人類解放的想象與信念，以及資本主義面臨全球金融危機及數字化平台帶來的沖擊與調整，我們均有過學術對話，童老師非常認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抱負和批判思考，英國Graham Murdock教授和加拿大Vincent Mosco教授每次來複旦大學，童老師都積極與他們交流”。作為在傳播政治學研究領域卓有成就的學術晚輩，曹晉也十分感念童兵對自己及團隊的鼓勵，“他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關注，鼓舞着我們這些學術後輩在向馬克思主義‘光輝的頂點’前進征程中不敢有絲毫懈怠”。
課比天大，有信仰一輩子都幸福
“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那麼，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了人類而獻身。”
複旦大學新聞學院素有“馬新觀”教學與研究傳統。1920年，老系主任陳望道翻譯了《共産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成為複旦後輩學人的理論指引。自20世紀50年代起，“兩典一筆”就成為新聞學院的教學特征，其中的一“典”就是指馬恩經典論著。2001年，童兵回歸母校後，領銜組建了一支素質高、能力強、結構合理的“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課程團隊。一度，當同類課程在國内大學生課程設定中近乎絕迹時，他帶領的團隊卻将這門課程打造成最受歡迎的全校平台課。最高峰時，團隊需同時開設6個班才能滿足選課需求，最多的一個班選課人數達400多人。2009年，這門課程被評為複旦大學精品課程、上海市精品課程；2010年被評為國家精品課程；2014年被評為國家精品資源共享課。
40餘年的從教生涯，童兵給後輩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課比天大，毫無架子。對此，夫人林涵教授深有感觸，“他對學生呀，比對自己的兩個女兒還好，給大學生上早8點鐘的課，他肯定7點半就出現在教室裡，他喜歡跟學生聊天”。2012—2019年，他還擔任複旦大學志德書院院長，全身心地撲在書院的各項工作上，不但安排書院的教授午餐會，讓大學生能與老教授們面對面溝通交流，還親自出面為學院延聘學界與業界的各類導師，為學院的發展及學生就業争取各種資源。劉勝男是童兵招收的一個“90後”博士生，她最受觸動的是導師的節儉和善良，“老師常拎一個黑色書包，是開會紀念品，已經用了很多年，有時也勸他換個新包，他不以為意地說，包沒破沒爛，用着挺好”。後來，劉勝男又意外發現自己的導師在新聞學院有個“鐵哥們”——保安姜師傅，他是個愛院如家的門衛，每次見面兩人都高聲打着招呼，各自臉上笑眯眯的，感覺兩人關系特别好。正如複旦大學新聞學院執行院長兼黨委書記張濤甫教授所言，童老師雖在學術上是後輩學人景仰的大教授，但他真誠、平等待人的風格卻能讓所有與之交往的人毫無壓力，即便是一面之緣也能讓人感受到他對人、對生活的“熱氣騰騰”。
多年來，童兵一直保持着手寫文章的習慣，但他自嘲沒學會電腦寫作，是因為有一個超級能幹的免費學術秘書——夫人林涵教授。多年來，童兵發表的幾乎所有文章、著作都是經夫人之手錄入、校對。相攜五十餘載，童兵坦言自己學術上的成就一大半要歸功于幸福的婚姻。退休後，童兵和夫人有了更多的閑暇時光，兩人攜手共遊全球，同去南極、共登5013米的西藏米拉山口、探訪神秘的印加文明，老兩口晚年的生活簡單、幸福、美好。
回首人生路，童兵曾說，自己雖“未有一天敢虛度”，但也有些許遺憾。在中國人民大學求學時，甘惜分提出為他開一份中國傳統文化的書目，但那時感覺沒時間，現在回過頭來看，這是種遺憾。尤其是在他最新的研究中，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中國特色“馬新觀”及新聞話語的組成及來源，需要得到充分的展開。但年到八十猶有夢，童兵有信心把這個遺憾補上，他真誠地說，“我有學術苦悶期，但從沒有學術孤獨期；我内心很少痛苦，每一天都過得很充實，馬克思主義既是我的信仰，也是我的學術追求”。
（作者機關：東華大學人文學院）
編輯：齊澤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