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登舍爾德（左），赫定（中）和安特生（右）。圖源：omnia.ie, wikipedia.org & digitaltmuseum.se
導讀：
從冰封的極地、神秘的樓蘭古城，到民國時期的周口店和仰韶村，本文追溯了三位瑞典科學家的探險足迹，講述他們值得紀念的科學貢獻和曆史故事。
範明 | 撰文
黃俊如 | 編輯
繼15-17世紀的歐洲地理大發現之後，随着兩百多年前歐洲第一次工業革命，全世界範圍内興起了一波探險考察熱。這一時期的探險工作大部分是在真正的科學精神下進行的。探險歸來（或壯志未酬）的英雄們如同做出重大發現的科學家一樣受到社會尊重，其中也不乏瑞典人的身影。在博物館内外尋找他們的足迹，不失為一件有意思的事情。筆者非常喜歡斯德哥爾摩和烏普薩拉等地的幾個專題博物館，小巧精緻、藏品豐富，融曆史性、知識性、科學性、專業性于一體，故将近年的遊覽心得及發現的藏品彙總展示于此，主要講述三位著名瑞典科學家和探險家的故事。
諾登舍爾德的極地探險
19世紀後半葉常被稱為極地探險的英雄年代：在這個年代，未知和危險極大地激發着人們的幻想熱情。阿道夫·埃裡克·諾登舍爾德（Adolf Erik Nordenskiöld，1832–1901）是一位出生于芬蘭的瑞典地質學家、礦物學家和北極探險家，他最大的成就是率領探險隊于1878至1880年間乘坐維加（Vega）号探險船，首次成功地完成從大西洋出發，沿歐亞大陸北岸穿越至太平洋及蘇伊士運河的環繞亞洲航行，從西到東打通了東北航道。他發展了科學的極地探險方法，發表了大量地理和地質考察結果，在芬蘭和瑞典被視為民族英雄及最偉大的探險家之一。1930年，為了紀念其航行凱旋50周年，瑞典國家自然博物館（NRM）側畔矗立起一座維加紀念碑，三面分别镌刻着諾登舍爾德雕像，他的北極航行紀錄，以及維加探險隊成員名單。
瑞典國家自然博物館（NRM）旁的維加紀念碑
維加号是一艘具有70馬力蒸汽發動機的三桅帆船，1862年在德國不來梅港建造。船長路易斯·帕蘭德（Louis Palander）是一位瑞典海軍軍官，也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水手，曾到北極地區航行多次。維加号上的探險隊成員和水手共有21人，其中包括醫生、水文地理學家、氣象學家、植物學家和動物學家七人。1878年6月22日，維加号帆船與另外三艘船離開瑞典南部港口卡爾港（Karlshamn），沿挪威西海岸北上，然後沿西伯利亞北海岸向東，于8月19日到達歐亞大陸最北端的切柳斯金角（Tjeljuskin）。考察隊在俄羅斯遠東地區度過了長達十個月的冰封越冬期，和與世隔絕的原住民楚科奇人（tjuktjerna）建立了友好關系。諾登舍爾德等專家對當地進行了深入的地理學、地質學、植物學、動物學和民族學考察研究。
1879年7月，維加号繼續航行，進入太平洋。7月18日到達白令海峽，随後繼續向阿拉斯加和日本航行，經蘇伊士運河傳回瑞典。經過22189海裡航行後，他們于1880 年4月24日22時到達斯德哥爾摩，完成了環遊歐亞大陸的曆史性壯舉。這一天被命名為 “維加日”。當維加号完成打通東北航道的探險使命回到斯德哥爾摩時，每個船員——從諾登舍爾德到最年輕的水手，都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雖然維加号的探險結果顯示東北航道并不适合商業航運，但它對于北極地區的科考卻極富成效。1903年，維加号在格陵蘭西北部的海域失事，如今還靜靜地躺在海底。維加号上幸存的一艘汽艇後來被諾登舍爾德在斯德哥爾摩群島上使用了很多年，現收藏于斯德哥爾摩海事博物館（Sjöhistoriska museet）。
19世紀後半葉是瑞典工業快速發展、社會急劇變化的時代。處于這一新舊時代轉型期的瑞典-挪威君合國國王奧斯卡二世（Oscar II）是一位天賦異禀、知識淵博的君主。他喜歡航海、音樂和寫作，對新技術非常感興趣。奧斯卡二世十分熱衷于極地探險，資助了瑞典和挪威最早的探索活動，包括諾登舍爾德的維加号遠航和格陵蘭考察，還有瑞典探險家所羅門·奧古斯特·安德烈（Salomon Andrée）的北極熱氣球探險，以及挪威探險家弗裡喬夫·南森（Fridtjof Nansen）的前進号北極之旅。維加号探險船凱旋時，奧斯卡二世親自在王宮碼頭迎接，不僅向諾登舍爾德、帕蘭德及所有船員分别頒發了金質或銀質維加獎章，還将諾登斯基爾德晉升為男爵，并授予帕蘭德貴族稱号，以表彰他們的非凡功績。
在啟動維加号探險之旅前，諾登舍爾德已積累了豐富的極地探險和科研考察經驗。自1858至1883年間，他參加了十次此類活動，足迹遍布挪威斯瓦爾巴（Svalbard）群島、西伯利亞葉尼塞河（Jenisej）等地，并親自上司了其中的八次探險，最北到達北緯81度42分。1870年，諾登舍爾德率領探險隊前往格陵蘭西海岸時，在那裡發現了15塊含鎳鐵礦石，最大的重達22噸，現今展示于瑞典國家自然博物館旁。另外兩個重6.5噸和4噸的鐵礦石分别存放在哥本哈根大學和赫爾辛基大學。諾登舍爾德還收集了約五千冊曆史地圖集，包括豐富的早期制圖史、印刷版托勒密地圖集、海洋地圖集和古版地圖集，均被赫爾辛基大學圖書館收藏，于1997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記憶遺産名錄。1861年，諾登舍爾德當選為瑞典文學院院士，1893年又被選為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
左上：位于斯德哥爾摩老天文館的維加号紀念碑；右上：北極地區原住民的物品。左下：在格陵蘭發現的鐵礦石；右下：斯德哥爾摩艦船島上的維加号探險隊紀念碑。
在19和20世紀，諾登舍爾德家族中還出現了多位考古學家和科學探險家。諾登舍爾德的長子古斯塔夫（Gustaf Nordenskiöld）曾與友人一起，參加了1890年斯瓦爾巴群島的考察旅行。1891年，古斯塔夫來到美國科羅拉多州梅薩維德（Mesa Verde）國家公園，成為對古印第安人遺址進行科學考察的第一人。他的探險讓後人了解到了阿納薩齊人（Anasazi）的文化，其研究資料現存芬蘭國家博物館。諾登舍爾德的外甥奧托（Otto Nordenskjöld）是一位地質學家和極地科學家，甥舅二人的姓氏隻相差一個字母。奧托于1901至1904年間帶領瑞典探險隊搭乘南極号探險船遠征，收集了珍貴的南極地理和海洋生物樣本，南極大陸多處地點以其名字命名。他後來又前往格陵蘭島、秘魯和巴塔哥尼亞（Patagonia）研究旅行。
走向西域的赫定
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是瑞典著名地理學家、探險家、攝影家和旅行作家。少年時代，他親眼目睹諾登舍爾德從北極探險航行中凱旋的輝煌場景，成為探險家的志向由此被激發。1886年春天，赫定做縱貫波斯的旅行，為廣袤的亞洲腹地深深吸引。随後，他師從德國地理學家和中國學專家、“絲綢之路”名稱的首創者費迪南·馮·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攻讀博士學位。在1890-1909年間前往中亞的四次探險考察中，赫定踏足中國西部新疆和西藏的大片空白地區，發現喜馬拉雅山脈是雅魯藏布江、印度河及象泉河的發源地。他還發現了新疆羅布泊及塔裡木盆地沙漠中的樓蘭古城烽火台遺迹，是以證明了長城曾經延伸到新疆，而神秘的樓蘭古城的重制天日更是20世紀最偉大的考古成就之一。
受老師李希霍芬影響，赫定是最早認同“絲綢之路”說法的學者之一，他也被譽為 “西域探險之父”。赫定是最早在探險過程中聘用當地科學家和研究助手的歐洲科學探險家，也是發掘中亞古代佛教廢墟的第一人。在他去世後出版的中亞地圖集是其畢生工作的結晶。1905年，瑞典-挪威君合國解體，社會急據動蕩，大量居民移民北美，瑞典急需時代英雄以重塑民族自信心，赫定就适時成為這樣一個象征。他是20世紀上半葉最具國際聲譽的瑞典人，曾與諾貝爾齊名。1902年，他被奧斯卡二世授予最後一位無冕貴族頭衘。赫定終生不婚，無子女，身後安葬在斯德哥爾摩市中心的Adolf Fredrik教堂墓園的家族墓地。
赫定的貴族盾徽、墓志銘和墓碑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可貴的和平間隙，年逾花甲的赫定，于1926年冬季，以外方團長的身份，率領了一個彙集中國、瑞典、丹麥、德國學者的中外西北科學考察團，第五次來到中國。考察團的首位中方團長由時任北京大學教務長的徐炳昶擔任，中方團員均為當時國内地質學、考古學領域的著名學者，如袁複禮、黃文弼、丁道衡等人。這是近代規模最大的一次中外聯合科學考查活動，在許多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考察團前往内蒙古、甘肅、新疆、甯夏等地，進行了為期八年的綜合考察，涉及天文、地理、文物、古迹、風土、民情等領域，寫出了長達55卷的《中瑞考察報告》。根據兩國協定，科學家們将考察所得文物帶回瑞典研究，事後歸還。這是中國首次争取文物的歸屬，瑞典也成為第一個歸還中國文物的國家。
在這次西北考察活動中，考察團的瑞典成員福爾克·伯格曼（Folke Bergman）首先在居延長城烽燧遺址發掘出漢代木簡一萬餘枚。其中出土數量較多的有：破城子4422枚、地灣2383枚、大灣1334枚。中國學者根據漢簡文字，确定破城子是漢代張掖郡居延都尉所屬的“甲渠侯官”所在地，進而确立了其為重點發掘地區的地位。居延漢簡則是繼敦煌漢簡之後發現的最重要的漢代邊塞屯戍文書，它儲存了西漢中期到東漢初年的重要文獻資料，對研究漢朝的文書檔案和政治制度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這些漢簡以木制為主，有松杉、白楊、水柳、紅柳等。居延漢簡與北京故宮内閣大庫檔案、河南安陽甲骨檔案、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經卷檔案一起，并稱20世紀中國檔案界轟動世界的“四大發現“。抗戰期間，這批漢簡輾轉各地，現存台北“中研院”史語所。
史語所的藏品：出土漢簡中儲存最完整的77支簡冊，以及诏書、桃符和殘簡
結束了西北科考行程後，赫定在回國途經西伯利亞時這樣寫道："閉上眼睛，我仍能看到大地舞台上那一幕幕令人神往的場景 —— 我看到一隊飽經風霜的蒙古人，披着沉重的皮大衣，戴着皮帽子，他們騎着精神的小馬和暗褐色的高大的駱駝，牲口額前随風漂動着白纓，我看到四面八方的沙丘起伏延伸，像一片凝固的波浪指向了遠方的地平線，金紅色的餘晖覆寫了整個原野，夜色漸漸降臨，一切都沉入寂靜之中時，在遠方仍隐隐傳來駝鈴聲……"作為最早關注中亞地區的歐洲學者之一，赫定與後來者的不同之處在于，他的考察研究兼顧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赫定開創了這樣一個先例：每次探險結束之後，他要寫出兩種類型的作品，一種是科學考察報告、一種是通俗的探險遊記。
在五次漫長的中亞之旅中，赫定重拾散落在大漠黃沙中的珍寶，讓曾經被忘卻的古老文明重新展現于世。在考察途中，他還要從事繪圖、采集岩石和植物樣品的工作，進行天文觀測、氣象調查和海拔測量，以及了解當地的曆史、地理、物産、商業、道路等情況。赫定用攝影和速寫記錄沿途的地貌、廟宇、人種、民俗等，留下了數量可觀的考察報告、探險實錄、劄記，以及5000多幅記錄性繪畫、1000多張照片等極為重要的圖像資料。1952年，赫定在87歲高齡逝世，他在遺囑中将其著作版權及大量私人遺産捐贈給瑞典皇家科學院，并開放他的所有材料供後人研究，這些材料大部分收藏在斯德哥爾摩民族學博物館（Etnografiska museet），這個博物館也是赫定基金會的總部。
民族學博物館的藏品：赫定塑像、他的探險用品和收集的佛教用品，以及關于赫定的著作
赫定寫下了《絲綢之路》《新疆沙漠遊記》《亞洲腹地探險八年》等著作，他的探險著作與探險活動本身一樣重要，其回憶錄《我的探險生涯》被國人稱為科學家版的《西遊記》。1905年，赫定當選為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1913年，又被選為瑞典文學院院士，并兩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1938年，赫定與其他三人共同提名的美國作家賽珍珠（Pearl S. Buck）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賽珍珠因她對中國生活史詩般的描述以及傳記方面的傑作，成為文學諾獎第四位女性得主和第二位美國得主。赫定還于1939年提名胡适，并于1940年與賽珍珠共同提名林語堂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胡适和林語堂也是20世紀上半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僅有的兩個中國人。
熱愛中國的古納
約翰·古納·安德松（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中文名“安特生”，是瑞典著名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考古學家。20世紀初，他曾随同奧托·諾登舍爾德兩次參加南極考察，二人均為烏普薩拉大學地質學博士。考察歸來後，他們合著了《南極》一書。繼赫定發現樓蘭古城遺址後，歐洲各國許多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冒險家，以及後來的田野考古學家，像淘金者一樣紛紛湧進遠東，特别是中國大陸。由于當時的瑞典被認為是“西方幾個沒有帝國野心的國家之一”，1914年，應北洋政府邀請，安特生來華擔任農商部礦政司顧問，協助尋找新礦産，并參與新成立的中央地質調查所的教學及地質陳列館的籌建工作。他的第一個貢獻是發現了龍煙鐵礦，并為此獲得了大總統黎元洪頒發的三等嘉禾獎章。
黎元洪為安特生頒發的三等嘉禾獎章證書
安特生與留英地質學家丁文江一起組織地質調查，訓練了中國第一批地質學者。在此期間，他完成了《中國的鐵礦和鐵礦工業》和《華北馬蘭台地》兩部調查報告。作為地質學家的安特生，借北洋政府委派之便，沿黃河流域進行地質考察，收集到很多古生物特别是脊椎動物的化石。1922到1923年間，安特生與地質調查所的譚錫疇一起在山東蒙陰發掘出了中國較早的恐龍化石。經他的助手、烏普薩拉大學年輕的古生物學家奧托·師丹斯基（Otto Zdansky）鑒别，這是一種從未發現過的蜥腳類長頸恐龍，也是該地區出土的唯一一種恐龍化石。這種恐龍後以師丹斯基的名字命名為“師氏盤足龍”（）。世界上唯一的一具完整的師氏盤足龍骨架現存烏普薩拉大學進化博物館（Evolutionsmuseet）。
20世紀初，各國古生物學家都在尋找人類起源地，其中一個觀點是 “中亞起源說”。1921年，安特生在周口店龍骨山發現了産自别處的石英。他敏銳地意識到那裡可能有史前人類活動的遺存，是以安排師丹斯基前往周口店，在著名美國古生物學家瓦爾特·谷蘭階（Walter W. Granger）指導下從事發掘工作，1923年師丹斯基發表了關于周口店發掘的初步報告。1926年，在瑞典王儲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 Adolf，即後來的國王古斯塔夫十六世·阿道夫）訪華之際，安特生宣布了兩顆人類牙齒化石的發現，引起巨大轟動。1929年12月2日，中國考古學者裴文中發掘出了第一塊完整的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即後來被命名為 “北京直立人” () 的遠古人類化石。
烏普薩拉大學進化博物館的藏品：師氏盤足龍骨架化石、複原後的北京猿人頭蓋骨以及牙齒，這是中國古代脊椎動物化石在境外最豐富的收藏。
1918年秋，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縣的仰韶村發現一批古生物化石。得到中國政府許可之後，1921年10-12月，安特生和中國地質學家袁複禮等人在河南仰韶進行系統的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制工具等史前文物，進而揭開了中國田野考古工作的序幕。這是中國最早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打破了當時流行于西方考古學界“中國無石器時代”的理論，開創了中國史前文化研究的全新領域。袁複禮後來還加入了赫定發起的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并擔任中方團長三年。1923年，安特生出版了《中國遠古之文化》的著作，首先提出 “仰韶文化”的概念，并是以被稱為 “仰韶文化之父”。後來，安特生又與中國學者一起，陸續發現了甘肅齊家文化、青海馬廠文化等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
根據中瑞兩國協定，安特生将其在仰韶發掘的約三萬件未經修複的陶器和陶片帶回瑞典進行研究，并在1936年前将其中的一半分七次送還中國，但由于戰亂等原因，其中的大部分不知所終。為了存放這批仰韶文化陶器，1926年安特生回到瑞典後，在斯德哥爾摩建立了東方博物館（Östasiatiska museet）。這批文物現仍有400多件收藏于此，同時還有部分龍山、馬家窯、半山等遺址的出土文物，件件都是國寶，也在此被珍藏。安特生在華工作時間長達12年，在瑞典，人們稱他為 “中國的古納”（Kina Gunnar）。他終其一生視兩件事為個人最輝煌的成就：一是南極考察，一是在中國的工作。尤其是在民國初年紛繁複雜的局勢下，安特生與丁文江等人一起，打開了中國地質學、古生物學和考古學研究的新局面。
東方博物館收藏的新石器時代中國陶器
古斯塔夫·阿道夫王儲是一位知名業餘考古學家，具有極高的藝術鑒賞力，特别鐘愛中國文物。他和其祖父奧斯卡二世一樣，傾注全力支援和贊助瑞典考古學家的考察發掘工作，對于開展瑞典與東亞、特别是中國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起了巨大作用。1919年，安特生為他在中國的“自然史考察和采集計劃”緻信古斯塔夫·阿道夫，尋求經費支援，并在其幫助下成立了“中國基金會”。該基金會為安特生、師丹斯基等人在中國的考古工作提供了長達十年的資金支援。1926至1927年間，王儲開始了他的環球之旅，在安特生陪同下通路了中國。斯德哥爾摩東方博物館現在已成為歐洲數一數二的東亞曆史博物館，古斯塔夫十六世·阿道夫私人收藏的約1600件中國文物也全部捐給了東方博物館。
東方博物館的“中華帝國”（Kejsartidens Kina）展廳
無論是諾登舍爾德、赫定, 還是安特生，在他們探險考察的旅途上，始終伴随着饑餓、寒冷、風浪、孤獨、恐懼，甚至死亡的威脅。而支撐他們的動力，則是對探索與遠征的向往，對未知世界的強烈好奇心，以及一種近乎癡迷的熱情。作為維京海盜的後裔，或許他們天生骨子裡就流淌着冒險家的血液。這些探險家們在身後留下了豐厚的學術遺産，并且青史留名。如同赫定寫下的：“無邊的思緒載着我在夜空中翺翔。繁星如鑽石一樣閃着微光，它照耀着我們，也照耀着我們居住的這顆行星。它不屈不撓地向着不知名的目的地漫遊，向着那片神秘永恒的宇宙深處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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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25日于斯德哥爾摩
來源：賽先生
編輯：Artist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