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租350，北漂廠弟、月嫂、外賣員聚在城中村寫詩，十年了
一條
2024-05-09 16:50釋出于安徽生活領域創作者
2017年，一篇橫空出世的《我是範雨素》
讓大衆開始關注皮村文學小組。
月嫂、家政工、建築工、電焊工等底層北漂
聚在北京城中村閱讀、寫作。
今年，皮村文學小組已經成立十年。
小組成員來自天南海北、各行各業。
有人等雇主的孩子入睡後，
擠出時間寫作畫畫；
有人在流水線十幾年，看不到明天，
寫詩後才得到救贖；
還有人蝸居350塊月租的房子，
身患癌症，卻寫出20萬字長篇。
作家袁淩在皮村文學小組做了7年導師。
去年他搬到皮村生活，
決定為這些追夢者寫一本書。
3月，一條攝制組在皮村
見到了袁淩和幾位活躍于文學小組的工友。
“這個烏托邦也許明年就會結束，
但至少眼下還能把這個夢做下去。”
編輯：馬詩韻
責編：陳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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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村大門
坐落在五環外的皮村，是不少底層北漂在北京的家。這裡住着大量月嫂、家政工、建築工、泥瓦工。據公告牌顯示，目前皮村人口近2萬，90%都是外來人口。
“我在北京的坐标不是國貿，而是皮村，哪怕在外人看來它是髒亂差的。”小海曾是一名流水線勞工，業餘寫了幾百首詩。2016年他加入皮村文學小組，那時範雨素尚未出名，文學小組默默無聞，但小海覺得“沒有遇到過這麼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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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村環境
皮村文學小組2014年成立，起初隻是工友之家下面的興趣小組之一。2017年，一篇橫空出世的《我是範雨素》，讓大衆開始關注這個城中村裡的“文學群體”。十年過去，當皮村其他看起來更有實際意義的小組漸漸不再活躍，文學小組卻一直留存下來，幾乎每周末都雷打不動地開文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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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村文學小組活動，正在分享的是頂棚匠徐克铎和育兒嫂夢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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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成員的作品陸續發表在《北京文學》《花城》等文學雜志上。2022年，皮村文學小組作品集《勞動者的星辰》出版
“雲上寫詩，泥裡生活”，作家袁淩如此形容皮村文學小組。在小組成員中，有人擠出勞動間隙的時間寫詩畫畫，有人身患癌症卻堅持閱讀，350塊的出租屋裡裝滿幾大箱書，小說草稿寫了20萬字。
袁淩在皮村文學小組做了7年導師，課堂之外也經常和工友們交流。“我跟他們本身是一類人。農村出來的，北漂，勞動階層——我哥哥嫂子都在貨運部扛大包，我自己也沒房沒車，沒有穩定的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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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袁淩和小海在溫榆河邊
右：袁淩新書《我的皮村兄妹》
在北京感到孤獨的時候，袁淩常常想到皮村來，在小海工作的公益商店坐坐，或者跟其他工友一起出去幹活。今年春節過後，小組成員夢雨送了袁淩一雙自己繡的鞋墊。她是一名家政工，喜歡寫詩、畫畫、跳舞，常常把自己的稿子發給袁淩看。
“他們非常把你當自己人，”袁淩說。2022年，他開始以工友們為群像寫作新書《我的皮村兄妹》，“文學本身就是一個烏托邦，隻是往往都是一個人在造這個烏托邦，而皮村有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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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嫂史魚琴有寫日記的習慣
第一次去工友的家裡做客，袁淩對房子的條件有些震驚。“進去以後根本轉不開身，就是一個床抵在那裡，沒有衛生間，沒有廚房，黑洞洞的。這種逼仄的生活境況，不走近他們是不了解的。”
袁淩曾在另一個城中村待過幾年，去年他在皮村租下一間月租650塊的臨街房屋，沒有空調暖氣，公用廁所在樓道裡，很髒。“我想要更真切地去感受文學小組工友們的生活條件，怎麼租房子，怎麼過冬天和夏天，怎麼吃飯洗澡，怎麼上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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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焊工馬建東在皮村的住處
艱苦的生活條件，工友們大多選擇接受。“這邊房租特别便宜，吃飯消費都實惠，經濟上負擔得起。”馬建東是皮村戲劇小組成員，常去文學小組聽課。他租的地方院子裡沒有洗澡的地兒。冬天他會花個10來塊錢上澡堂，夏天就拿桶在院子裡曬一中午，把水曬熱進屋洗。碰上戲劇小組去外地演出，他就很高興，可以在飯店裡舒舒服服洗個澡。
月嫂史魚琴住在尹各莊村，與皮村一河之隔，每月租金350塊。房間狹小昏暗，與鄰居們共享一個院子。除了房租便宜，史魚琴更多考量的是，住在這裡友善去文學小組聽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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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魚琴手機上的長篇草稿已近20萬字
2017年，她因《我是範雨素》知道了皮村文學小組，每逢周末空閑就會來上課。那時候她住得遠，有時候下課晚了，隻好在皮村住旅店，一晚80塊錢。對此她的丈夫很不滿意，他常年卧病在床，家裡隻靠史魚琴掙錢。去皮村聽課兩個月，她沒賺什麼錢，隻拿回來幾本書。
“不管我怎麼樣掙錢，我一直保持閱讀的習慣。”不大的出租屋裡堆着幾大箱書，都是這些年史魚琴陸續看完的。她愛看100年以上的書，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也看過不少，還喜歡讀太宰治和芥川龍之介的書。有兩本書無論她搬到哪兒都會帶着，一本是《紅樓夢》，另一本是《百年孤獨》。“喜歡文學挺好的，它讓你沒那麼痛苦。我最痛苦的時候天天看書，看一看就覺得沒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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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魚琴的出租屋裡堆滿幾大箱書
作為月嫂，一旦上戶後史魚琴就不能看手機，更不用談寫作。休息的時候她在手機上寫，隻會用一根手指一個一個字敲，寫得很慢。袁淩發現，許多皮村文學小組的成員不太會用電腦，“有些人手機都不太會用，寫着寫着儲存不下來，不見了。”
2020年，史魚琴查出乳腺癌，“醫生說癌細胞有轉移，有可能隻活幾個月。”治療期間，她才有空多聽皮村文學小組的課，有意識地寫作。她去年開始寫的長篇，草稿已近20萬字。“第一稿寫完我覺得不好，就把它毀了，這是第二稿。”
“生活沉重地打擊他們，他們也還沒有放棄。”袁淩說。
而史魚琴覺得，如果不寫下來，100年後、200年後還有人知道他們的生活嗎？“在客戶家裡，我們是不可能說話的，也沒人喜歡聽，但人活着都有表達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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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夢雨作為皮村文學小組的代表之一參展廣州inD藝術書展
育兒嫂夢雨最近有一件心事。她的兒媳懷孕了，預産期在九月，到時候她要回老家照顧，這一去大概再也不能回北京了，“那個時候年齡大了就不會有人要我了。我現在的雇主還是袁淩老師介紹的，是他的學生。”
比起無法再回北京掙錢，更讓夢雨郁悶的是，到時候再也不能去皮村文學小組了。“要是沒有文學小組，我一個人在北京打工就覺得很失落，很孤獨，是文學小組拯救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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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雨畫筆下的皮村文學小組，張慧瑜老師正在給工友們上課
2017年，夢雨開始在皮村文學小組聽課。那時候她住海澱，聽完課回到雇主家已經12點。有好幾次，她都是搭張慧瑜的車回去。張慧瑜是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老師，也是最早來皮村文學小組上課的導師。有時候下課晚了，他就開車把住得遠的工友送回去。
如今皮村文學小組共有四五十位導師與志願者，包括高校教師、編輯、作家等等。每周末晚上，導師選取一本書或一篇文章與工友們讨論，也給工友們布置課後的練筆作業。“外面的老師來上課，勞工們來學習。大家彼此分享，慢慢地形成了這麼一個氛圍。”袁淩說。
“那些老師都是無償來講課，我覺得很榮幸。上學的時候沒有好好學，現在學點東西很充實。”夢雨是文學小組的積極分子，坐地鐵公交常常寫東西入迷了而坐過站。“我剛開始覺得做保姆好像低人一等，文學讓我的心一下子平靜下來了。”
夢雨是她給自己起的筆名。她從小喜歡下雨，“别的孩子都是打着傘，我喜歡在雨裡跑。”她還喜歡做夢，夢裡那些稀奇古怪的畫面，都被她用畫筆記錄下來。“夢雨好像是另一個身份，一個真實的我。反倒是我的真名，我不太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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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雨的畫
留給夢雨寫作的時間并不多，隻有雇主的孩子睡着了，或是工作全做完了才有點空閑。有時候晚上睡不着，她就爬起來畫畫。“我們這個工作很特殊，雇主有事的時候，本來說好休息的一天也休息不了。”袁淩記得，有次夢雨在一位雇主家裡工作到休克。
正是和皮村文學小組的交往讓袁淩意識到，“社會發展得再高端，底層依然是靠人的勞力。”但他相信，不論社會地位如何，人人都應該有機會、有權利發展自己。“一個沒有上過大學的人，未必就比上過大學的人少一些想法和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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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海彈唱原創歌曲《我叫胡小海》
2015年冬天，小海在鄭州富士康的流水線上打工。一天淩晨4點，他和勞工們一起下班，烏泱烏泱幾千人湧出工廠大門，他有感而發寫下詩句，“璀璨的星河下，冷幽的月色中，人群蒙面奔走，如一場深冬的雪。”
“那個時候打工12年了，很迷茫很痛苦。”小海說，那幾年他換了四五十份工作，“沒有一份能夠讓我看到明天的。”
讀詩、寫詩，是小海化解苦悶的方式。當他獨自一人的時候，就用詩歌和自己對話。2008年，小海背了三四百首唐詩，也寫了三四百首詩，“那時候很年輕，豪情萬丈。工廠中的房間的生活、困頓的情緒與古典詩詞産生了神奇的化學反應，太牛了，可以跟李白、蘇轼的情感共振。”
小海的詩作不少都有關流水線生活，其中一首名為《把流水線寫成詩》，“去感受工廠中的房間窗外四季的風，讓自己機械身體内，那骨髓深處工業的血和唐朝月亮一起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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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海工作的二手公益商店，牆上貼滿詩歌和畫，袁淩起名為“詩歌商店”
如今，小海已經離開流水線許多年，在皮村附近的二手衣物公益商店工作。工資不高，但他很滿足，“如果我沒有到這邊的話，現在還在工廠繼續憤怒，可能就已經瘋掉了，是以我非常不願意離開這裡。”
但文學帶給他的影響并非全都是正面的，小海半開玩笑地說，有點後悔自己當時光搞文學去了，耽誤了戀愛，導緻現在還是單身，“每年回家壓力都很大，這麼大年齡也沒人給介紹對象了。”
袁淩認為，文學很難在現實層面給勞動者帶去很大的改變。“對多數工友們來說，生活還是生活，還是要艱辛地勞動。範雨素成名後，也還要做鐘點工來維持日常生活。如果把文學夢做得太認真的話，可能還對他們的生活有影響。”袁淩記得，皮村以前來過一個研究莊子的人，後來把老婆孩子都研究走了；還有一個文學青年寫了1000多萬字，老是發不出來。
“另一方面，文學确實給他們打開一個新天地。在他們過于卑微的人生、重複性的勞動當中，能夠有一個帶來一些價值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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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村文學小組為小海和夢雨印刷的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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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建東的家雖然昏暗狹小，但他在牆上挂了一隻彩色風車
盡管如此，皮村文學小組仍然前途未蔔。“明年文學小組的教室可能要拆了，租約到期了。”袁淩說，“這個烏托邦至少已經持續10年了。如果它能夠在人們心中種下一個種子，那麼沒有這兒，還會有别的基層文學，有胡安焉、王計兵和陳年喜，勞動者文學趨勢是不可扭轉的。” 這正是他寫下《我的皮村兄妹》這本書的起因。
“希望皮村文學小組能夠一直存在，至少眼下還能把這個夢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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