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疑推理作家訪談錄丨時晨：開書店的推理小說家

南方周末

2024-05-05 18:00釋出于廣東南方周末官方賬号

2024年4月，時晨的推理書店謎芸館。受訪者供圖

“推理小說有兩種讓人貧窮的方式，一種是寫本格推理，另一種就是開推理書店。”這是時晨的一句玩笑，而這兩者他全占了。

2024年4月的一個工作日，我在時晨的謎芸館和他從下午兩點一直聊到将近五點，其間隻有一名顧客進來随便看了看，然後又默默離開，這段時間裡沒有賣掉一本書。據時晨說，這是推理書店平時經營的常态。

作為推理書店的經營者，時晨當然清楚地知道日系推理與國産推理、“社會派”推理與本格推理在市場地位上的嚴重不平衡現狀；但作為推理小說創作者，他又偏偏在堅持本格創作。

我曾經問過時晨，他是否擔心因為自己堅持本格推理小說創作，而導緻讀者市場受限。他坦陳自己确實有這種擔憂，是以他嘗試用各種形式元素來包裝自己的推理小說，但還是那句話，小說的核心一定要是本格的，因為“本格推理是一種精神”。

在國内推理小說創作界，關于日系推理、歐美推理與國産推理之間的偏好與批判，關于推理小說本土化的讨論，關于“本格派”與“社會派”的分歧從來都沒有停止過，這表面上看是一種個人趣味之争，民族義氣之争，或者市場利益之争，但其實這也是一場關于何為推理、何為文學、何為創新的論争。時晨以自己的創作提供了一種思考和回答。

時晨的回答并不是我所期待的全部答案。如何認識推理小說的根本問題，是将推理、謎團、詭計等遊戲性元素放大到極緻，還是将推理類型與更廣闊的人類社會曆史程序相結合，推理與文學之間的張力和邊界要如何把握等等，不同的寫作者與讀者都有各自的答案。但他有一句回答我還是非常喜歡——“推理的本質是一種想象力”。我想這也正是無數作者與讀者熱愛推理小說的根本原因。

創作的同時，時晨不遺餘力地為推理小說本土化大聲疾呼，比如他策劃的“QED推理對談視訊”“QED推理小說獎”，包括剛剛開始的“謎芸館夜談”推理播客，時晨俨然成為一名推理小說與推理文化的推廣者……我在這其中感受到一種悖謬的張力——市場的傾向與創作的堅持、不斷的推廣與圈内的循環。這種西西弗斯式的堅持，最後還是要追尋到他國中二年級的那一天，在南京東路上海書城初遇福爾摩斯與華生的那一刻，一種來自推理迷對于推理小說的最誠摯的熱愛，或許才是後來這一系列故事最初的起點。

推理小說書店老闆前傳

時晨。受訪者供圖

南方周末：從2021年4月10日到2022年3月12日的孤島書店，再到現在的謎芸館，你先後開過兩家專門經營懸疑推理小說的書店。前者的店名來自阿加莎·克裡斯蒂的《無人生還》（又名《孤島奇案》），後者的店名來自中國古代書齋的别稱——“芸館”。現在實體書店經營起來并不容易，更何況是一家專賣懸疑推理小說的書店，為什麼會想要開這樣一家書店，而且是锲而不舍地連續開店？

時晨：“锲而不舍”是因為開完孤島書店之後，确實還有一些遺憾，感覺還有些事沒做完，比如很多我期待的嘉賓沒有邀請，很多有意思的題目沒有來得及講，很多我想做的周邊産品沒有做。

而且孤島書店是我第一次開店，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比如當時是我和其他合夥人一起開的，大家有空的時間輪流過來看店，這導緻一些大家都沒空的時候，書店就隻能關門了，是以讓很多讀者——特别是遠道而來的讀者——撲了個空，這讓我感到非常愧疚。是以現在經營謎芸館，我就開始招兼職，自己也盡量多時間地留在店裡，基本上可以保證營業時間的正常化。

南方周末：你開的都是推理小說書店，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接觸并喜歡上推理小說的？

時晨：最開始接觸的是卡通片《名偵探柯南》，小時候電視上天天在放，但我當時看柯南其實并沒有沉浸其中。後來我國中二年級的時候，有一次在南京東路的上海書城買了《福爾摩斯探案集》中的一本，裡面有《血字的研究》。看到福爾摩斯對華生說出那句名言——“你來自阿富汗”時，我完全震驚了，後面緊跟着的是福爾摩斯的演繹推理。在那一刻，我感覺自己被深深吸引，第一次墜入推理小說的漩渦之中。

我們那一代讀者，很多都是從福爾摩斯開始正式接觸到偵探小說或者叫推理小說的。

南方周末：2008年，你以“妖刀小寶”為筆名，在《推理志》雜志上開始發表短篇小說，為什麼會想到走上推理小說創作這條路？

時晨：2006年《推理》雜志創刊，後面陸續出現了《推理世界》《最推理》《推理志》等一系列推理類文學雜志，我是在《推理志》上看到了一篇王稼駿的短篇推理小說，覺得自己也有信心寫出和他們一樣水準的小說，于是就趁着大學上課的時間寫了一篇去投稿。這篇稿子後來被《推理志》刊登了，還寄給了我一張600元的彙款單，這對于當時還在上學的我來說是一筆“巨款”，也是我生平的第一筆稿費。

南方周末：大概從2006年的《推理》雜志開始，中國大陸推理小說的發展進入“雜志時代”，各種推理雜志，層出不窮，百花齊放。當時你們怎麼獲得這些推理雜志？

時晨：我從小生活在上海，當時大街小巷都遍布書報亭，我家樓下就有好幾個，學校門口也有，裡面都有推理雜志在賣。當時也沒有那麼多别的娛樂活動，引進國外的推理小說也不像今天這麼多，作為一名推理迷，我們就會去買推理雜志來看。這些雜志除了刊載小說之外，還有很多關于西方偵探小說史、日本推理小說史，以及一些國外推理小說出版資訊與作品評論類的文章，讓我們了解到國外推理小說發展的曆史和現狀。

南方周末：天蠍小豬、傷痕、老埃等作者當時都是在推理類雜志上寫評論文章，或者介紹國外的推理知識。

時晨：對的，我當時通過他們的介紹，知道了《三口棺材》（約翰·迪克森·卡爾）、《死亡飛出大禮帽》（克萊頓·勞森）、《地獄之緣》（黑克·塔伯特）、《九九神咒》（安東尼·布徹）等很多作品，但國内當時都沒有翻譯引進這些作品，是以我很想看這些小說，卻沒有閱讀的機會。

南方周末：是以後來吳非、傷痕等人在吉林出版集團參與策劃的“古典推理文庫”和新星出版社的“午夜文庫”系列可以說解決了你的推理小說“閱讀饑渴症”？

時晨：還真是閱讀饑渴，當時“古典推理文庫”是每出一本，我就跟着買一本。很多作品都是之前在雜志上看過介紹和推薦，這次終于有書可以看了，肯定是緊跟着就去買，追着讀。

南方周末：相當于推理雜志為後來推理文庫系列的出版培養了一批忠實的讀者，你就是其中之一。

時晨：是的，此外，推理雜志還給我們這些當年的新人作者以發表的管道，有各種推理雜志可以投稿，還有稿費可以賺。不像現在開始寫推理小說的年輕作者，隻能自費做學校推理社刊，分發給朋友和同好，這裡面的印數和影響力都遠遠不能比。

推理的本質是想象力，不是數學題

南方周末：這一時期你閱讀的國外推理小說作家中，最喜歡的是哪一個？

時晨：肯定是埃勒裡·奎因。我當時讀了很多推理小說，比如讀了阿加莎·克裡斯蒂的作品，當然覺得很棒，但好像還是缺了點什麼。我心目中的推理小說，“推理”應該是一個動詞，就是福爾摩斯說完“華生，你來自阿富汗”之後，緊跟着要說的那段東西，這是推理小說真正吸引我的地方。直到我讀了奎因之後，感覺終于找到了。它就是從最微小的細節開始，一段段推理，一點點排除，直至最後鎖定兇手和犯罪手法，沒有任何其他可能性，這對當時的我來說沖擊實在太大了。當然，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優點，就像飯城勇三所說的，“克裡斯蒂是意外的兇手，而奎因是意外的推理”。

南方周末：後來你自己寫作推理小說，也被讀者稱為“邏輯流”，也是受到奎因的影響？

時晨：是的，我在創作上想要效仿奎因“邏輯流”式的寫法。這種創作方法很難，國内也沒有那麼流行這種寫法。但這種寫法對我來說，還是很有吸引力，整個創作過程是充滿快感的。甚至在我早期的作品中，還曾經模仿過“國名系列”的命名方式，寫作過一些短篇，比如《德國古堡之謎》《俄羅斯學院之謎》，也算是一種緻敬吧。

埃勒裡奎因是兩位美國作家合用的筆名，他們是曼佛雷德·李（左）和佛德列克·丹納（右）。資料圖

南方周末：你剛剛提到奎因“邏輯流”的寫法在中國不是很流行，但在日本似乎特别多奎因的繼承者，比如法月綸太郎、有栖川有栖、青崎有吾等，他們也經常被媒體稱為“日本的埃勒裡·奎因”“平成時期的奎因”等等。

時晨：關于這個問題，我曾經在和绫辻行人（日本推理小說作家）吃飯時問過他，到底誰才是真正的“日本的奎因”，然後他毫不猶豫地回答——有栖川有栖。我很同意他的觀點，有栖川有栖确實是早期最具有“奎因精神”的日本推理小說家，後來的青崎有吾則将“邏輯流”發展到更極緻的狀态。

南方周末：我也同意你的說法，法月綸太郎更多是在偵探的設定上和奎因比較接近，比如小說裡的偵探和作家是同一個名字，而且都是父子搭檔等等。相比之下，有栖川有栖則是從本質上繼承了“前期奎因”的傳統。不過從埃勒裡·奎因，到有栖川有栖，再到青崎有吾，你所勾勒的這一條推理小說發展譜系，包括你自己的寫作在内，都非常癡迷于“推理”的過程，在你看來，推理到底意味着什麼？是在追求一種如數學一般的嚴謹嗎？

時晨：不是，推理對于我而言，其實是一種想象力。它表面上如同數學一般嚴謹，但實際生活太複雜了，充滿了蝴蝶效應和不可知的變數，你不可能真的通過推理來窮盡一切可能性，是以我本質上是不信任推理的——如果現實中破案都完全依靠邏輯推理，那麼肯定會有很多的冤假錯案。小說則不一樣，奎因的小說常常會根據案發現場一處不合理的小細節展開推理，比如為什麼兇手殺完人後要拿走死者的帽子，他就從這裡切入然後展開邏輯推理，直至推理出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結果，這種感覺實在是太棒了，充滿了不可思議又邏輯嚴密的張力，這是一種出色的想象力，這才是奎因真正厲害的地方。

是以推理小說中的偵探本質上并不一定要是數學家，反而更接近文科生的特質，他們需要有出色的話語表達能力。

南方周末：我們經常能見到諸如這樣的說法——推理小說不是文學。你剛才說推理的本質其實是一種想象力，而想象力恰恰也是文學的本質屬性。是以在你看來，推理和文學二者應該是高度統一的？

時晨：是的，我一直覺得推理小說不僅是文學，還是一種很進階的文學，它是一種思想實驗。

謎芸館内的推理小說元素裝飾。受訪者供圖

回到中國偵探小說發展的起點

南方周末：閱讀你的推理小說，特别是“陳爝系列”，能明顯感受到日本“新本格”——特别是绫辻行人的“館系列”——的影響，“陳爝系列”中的第一本就叫《黑曜館事件》。

時晨：《黑曜館事件》确實标志着我新的創作階段的開始，那時我閱讀了大量日本“新本格”推理小說，開始嘗試在自己的小說中使用大型詭計，然後加上之前“奎因式”的、嚴格的“邏輯流”來鎖定兇手，構成了我“陳爝系列”的基本風格。

南方周末：2015年出版的《黑曜館事件》是不是國内最早的本土“暴風雪山莊”小說（編者注：推理小說的一種經典模式，一群人來到一個無法随意出入的山莊或孤島，此後不斷有人被殺死）？這本書的出現當時給了國内推理小說寫作者們一個啟發：原來中國作家也可以這麼寫小說。

時晨：“最早”不敢說，但肯定是比較早的本土“暴風雪山莊”，包括現在比較年輕的一批原創推理作者，當年都看過《黑曜館事件》。

到了後來的《傀儡村事件》中，我在推理小說裡有意加入了很多中國元素，比如利用民間傳說中的“鬼打牆”構成“暴風雪山莊”，或者是将傳統詩詞和“童謠殺人”相結合。

南方周末：你近些年一直在強調推理小說創作的本土化，“陳爝系列”的前後變化，可以說是這種本土化努力的結果之一。後來的“民國系列”，是不是想繼續深入推理小說的本土化寫作？

時晨：從《枉死城事件》之後，我試圖去改變自己依賴于大型詭計和邏輯推理的基本寫法，想要嘗試走出一條新的創作道路。當時整體上感覺比較迷茫，正好你和華斯比都在搞民國推理小說研究，我們經常一塊聊到這方面的話題。我發現一個當代中國推理小說讀者可能完全不了解程小青和孫了紅，卻對日本戰前推理作家作品如數家珍，這對我觸動很大，那時我就想回到中國偵探小說發展的起點，去寫一部關于這段曆史的小說，于是就有了《偵探往事》和《俠盜的遺産》。

時晨書店醒目位置擺着他的小說《俠盜的遺産》。受訪者供圖

南方周末：你回到民國偵探小說的創作場域之中，通過自己的創作重新複活了霍桑、魯平、李飛這些中國早期的偵探形象。但正如你剛才所說，你的推理小說寫作并沒有受到這一批作家的影響，相反是在你自己的創作逐漸走向成熟之後，反過來再激活對于他們那個時代的想象。這更多是一種緬懷和緻敬？

時晨：我試圖向他們尋求答案，我的寫作确實沒有受過他們太多的影響。但是我現在在本土化努力遭遇困境的時候反過來看他們當年的小說，試圖去想象自己和他們站在一起。他們那時也同樣存在如何将偵探小說本土化的問題，我想知道借助他們的思考和創作，能不能找到走出困境的方法。當然這還是我比較一廂情願的想法。

南方周末：作為推理書店的老闆，你對中國推理小說讀者群體和閱讀市場有着更直接的觀察。流行的說法是，現在日系推理的銷路，好于歐美推理，再好于國産推理，确實如此嗎？

時晨：日系推理在國内的閱讀和銷量完全是碾壓級的；歐美推理要分阿加莎·克裡斯蒂和其他作家兩類，阿加莎的銷量遠不是其他歐美推理小說作家能相比的；最後才是國産推理，它的影響力和日系推理、阿加莎的作品相比目前完全處于弱勢。

南方周末：那對于一名普通的國内推理小說讀者來說，他的閱讀需求就是想要看到好看的推理小說，然而有那麼多的外國推理經典，每年又有大量日系和歐美推理新作被翻譯引進，他為什麼非要看國産推理呢？

時晨：不同國家的人，大家的文化經曆、文化感受和文化需求其實是不同的，對于一個中國讀者來說，可能就更容易感受到《紅樓夢》的魅力，或者更容易對餘華的《活着》感同身受。推理小說也是如此，它裡面也包含了某種獨屬于中國人的特質，比如某些詭計設定、推理方式，隻有在中國的社會環境和文化土壤上才可能實作，我是想尋找到這樣的東西。比如看恐怖文學，我看克蘇魯經常毫無感覺，甚至看到章魚會想到海鮮大餐，但看到中式恐怖、陰兵借道之類的，會格外有感覺。

南方周末：那你覺得劉慈欣《三體》在全球的成功，是因為它的本土性，還是世界性？是它抓住了某種獨屬于中國的故事和思維，還是它講了一個具有普适性質的故事？

時晨：我覺得《三體》的成功可能更多是因為世界性，但金庸的成功就在于其本土性，他們可能代表了中國類型小說兩種不同的發展方向。我自己現在首先關注的還是我們本土的讀者，比如《俠盜的遺産》中的犯罪動機，就是一個了解中國近代屈辱曆史的讀者才能真正了解的東西。

本格推理是一種精神

謎芸館櫥窗裡的擺件。受訪者供圖

南方周末：推理界另一個被反複讨論的問題就是“本格派”與“社會派”之争。中國的“社會派”推理小說及影視劇創作，也可以看作一種本土化方向上的努力？似乎它本質上就是将推理小說這種普遍的類型模式和具體的時代故事相結合，比如東北下崗、青少年犯罪、留守兒童問題、校園霸淩等等。

時晨：中國現在的“社會派”推理确實是本土化，而且做得非常好，但是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同質化，大量本土作品去模仿少數幾部外國作品。像松本清張、宮部美雪、橫山秀夫這樣優秀的“社會派”作家，我也很喜歡看，但我反對同質化的“社會派”推理小說創作。

南方周末：本土化的努力是為了讓推理小說創作整體上更加多元化，為推理小說創作提供更豐富的土壤、資源和可能性。從這一點來看，目前國内偏于同質化、單一化的“社會派”推理創作似乎是違背這一方向的？說得再稍微嚴苛一點，一部東野圭吾的《白夜行》，加上一部南韓電影《殺人回憶》，基本就能概括很多中國當下“社會派”推理的創作模式。

時晨：我批評國内“社會派”推理小說的另一個地方在于，它們往往更多訴諸社會情緒，那些道德上不能被忍受的犯罪行為被寫得最多。“本格”推理小說是崇尚理性的，偵探通過邏輯推理來探尋真相，真相永遠在那，它不關乎太多的情緒。

南方周末：我之前和陸秋槎聊天的時候，他認為現在國内的“社會派”推理小說其實取代的并不是傳統的“本格”推理小說，而是武俠小說，它承擔了某種當代人對于正義的想象和情緒的宣洩，而這些東西以前是依靠武俠小說所負載和完成的。

時晨：我覺得現在網上很多情緒大于理性的行為，其實是一種理性精神缺乏，而情緒判斷泛濫的表現。

南方周末：這裡面還涉及商業機制的問題，因為“社會派”推理确實更容易進行影視改編，有巨大的市場需求和商業利益，這會進一步刺激這種同質化的不良創作傾向。比如一部作品改編影視成功了，更多其他的模仿之作就會蜂擁出現。

時晨：我覺得創作本身還是一件要讓自己感到快樂的事情，否則就變成為了出書、賣版權、賺錢而進行的創作苦役，這也是很煎熬的過程。當然，說一個類型文學作者寫作完全不考慮錢也是假話，隻是目前國内作者單靠寫本格推理，在經濟上确實還是難以為繼。

南方周末：感覺有一種來自日系推理和本土“社會派”的雙面夾擊。

時晨：是以我很佩服绫辻行人，他剛剛出道的時候日本推理小說界也是“社會派”當道，所謂“清張魔咒”籠罩在他們頭上，但绫辻行人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寫出《十角館事件》（日文名：十角館の殺人，1987年），為“新本格”找到了一種新的創作模式，殺出了一條“血路”。但他當年開創的這種大型詭計、建築詭計的模式到今天也發展了三十多年，我們能不能再找到一種新的創作模式，繼續保持本格推理小說的創作活力？是以我也在嘗試用各種手法來結合并改造本格推理小說。比如有讀者回報說我的《傀儡村事件》和《枉死城事件》有點像《鬼吹燈》，我确實是想借用一點冒險小說的叙事節奏來包裝推理小說，甚至我也可以借用“社會派”的形式，但它的核心一定要是本格推理的。

南方周末：為什麼核心一定要是本格推理的，或者你心目中的本格推理到底是什麼？

時晨：我認為本格推理是一種精神。

南方周末：什麼精神？

時晨：我覺得是一種對于意外的兇手、驚人的詭計、嚴密的邏輯的不懈追求。這其實是一種遊戲，就像約翰·迪克森·卡爾所說的，“偵探小說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遊戲”。

南方周末：卡爾的這篇名文是針對雷蒙德·錢德勒所寫的，錢德勒有一篇文章《簡單的謀殺藝術》，把阿加莎·克裡斯蒂等歐美古典偵探小說作家全都批評了一遍，言辭非常激烈，卡爾就寫了這個文章回應他，說偵探小說本來就是一種遊戲，還是一種最偉大的遊戲。在你這裡，所謂國産推理與日系推理之争、中國推理小說創作的本土化，或者所謂“本格派”與“社會派”之争，都可以歸結為一個守舊與創新的問題？

時晨：是的，我覺得作為一個寫作者，一定要寫自己内心真正熱愛的東西，讓寫作變成一件快樂的事，不要為了一時的利益去跟風。天下霸唱在天涯寫《鬼吹燈》的時候，沒想到自己最後竟然能引領一代盜墓小說的創作風潮。劉慈欣寫《三體》的時候，毫不吝啬地将所有好點子傾注其中，感覺都快把這本書當作自己的最後一本書來寫了。你真正熱愛的創作，真正優秀的作品就是有可能逆風翻盤，絕地反擊。隻要你覺得它足夠優秀，值得你為之付出和堅持，就要勇敢地走下去，說不定你可以引領下一個時代，而不是僅僅作為一個跟風者。這也是我要對自己說的話。

劇集《鬼吹燈之龍嶺迷窟》（2020）劇照。資料圖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戰玉冰

責編 劉悠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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