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蘭與奧本海默
《奧本海默》海報
【晨讀觀世】
諾蘭的最新大作《奧本海默》是一部野心勃勃的傳記片，在三小時裡試圖演繹“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的生涯故事。全片的高點是1945年7月全世界第一顆核彈在新墨西哥州沙漠裡試射成功給曼哈頓計劃所有參與者帶來的震撼。諾蘭精準地調用了畫面和聲音語言，帶給了觀衆清晰的印象：原子彈不隻是一種新型武器，它是人類與宇宙關系的一場劇變，它可能會成為吞噬地球的科學怪獸，也可能會成為確定世界和平的全新工具。
諾蘭的電影編劇依從的《奧本海默傳: 美國“原子彈之父”的勝利與悲劇》（原作書名是《美國普羅米修斯：奧本海默的勝利和悲劇》）25年磨一劍而成，用普羅米修斯盜火的經驗來比喻奧本海默的人生經曆，無比貼切。作為美國研制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的負責人，奧本海默從一開始就抱有着科學家的天真，認為“把能控制世界的最強大的力量交給人類，并依據它的潛力和價值而善用之，這也應該是件好事”。但盜火者的悲劇在于，一旦超人的力量被發現，就不可能再僅由發現者來掌控。大國博弈、軍備競賽、地球毀滅的危機⋯⋯紛至沓來，也注定了奧本海默悲劇的宿命，實體學家“超人的戰袍”（《生活》雜志語）尚未穿暖，麥卡錫主義的政治迫害莫須有罪名已經扣上頭來，讓他成為現代核科學家悲劇的象征。
麥卡錫主義加諸奧本海默的獵巫行動成為諾蘭在電影中用力過猛的第二主線，有點沖淡了原爆的沖擊力，也将複雜如奧本海默的生涯簡化成了雞蛋裡挑骨頭的獵巫者與樸素愛國的科學家之間的正邪鬥争。
或許，将七百多頁厚的《奧本海默傳》改編成電影原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想要還原這位經曆和性情如此複雜的人物，展示量子實體學領域和參與曼哈頓計劃（兩者緊密相連）衆多科學家的故事——奧本海默是他們的核心連接配接者——并诠釋原爆引發的反思，原本就不是一部電影可以容納下的。如果想要不做取舍，其實應該拍成三部曲：年輕的奧本海默，從歐洲将量子力學帶入美國的理論實體學家；因為曼哈頓計劃而聞名全美的奧本海默，原子彈之父，300年實體學之集大成者；将世界帶入核武世界，有可能因為軍備競賽而讓地球毀滅，為此而陷入深思和努力參與控核的奧本海默。
當然，電影與原著還是構成了巧妙的互文。如果說電影帶來的是諾蘭和一票著名演員對奧本海默經曆的濃縮演繹，原著則為我們更詳盡地展示了那個量子實體學耀眼到令人瞬時目盲的時代。
《奧本海默傳: 美國“原子彈之父”的勝利與悲劇》
（美）凱·伯德 / （美）馬丁·J.舍溫 /著 汪冰 /譯
中信出版集團 2023年8月
洛斯阿拉莫斯，創業小鎮
奧本海默選擇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這一片沙漠上的台地作為曼哈頓計劃的位址有自己的私心。新墨西哥沙漠深處渺無人煙的地理環境符合秘密武器研發的要求，也提供了隐秘的試驗場。但為什麼是洛斯阿拉莫斯，因為這裡是奧本海默年輕時夏天常去的度假地，他自己很喜歡騎着馬在這片荒原野營露宿。選擇這裡，正好把他對實體學的熱情與新墨西哥州沙漠高地的迷戀結合了起來。而這種選擇與當下流行的許多高科技創業故事非常契合：一個充滿熱情和想法的創始人聚集了一群超群的研究者開創出一段偉大的傳奇。
曼哈頓計劃聚攏了一個年輕的團隊，在平地而起的小鎮上，幾乎沒有人超過50歲，平均年齡隻有25歲。如果說奧本海默是01号員工，其他人也有各自的編号，确确實實的編号。因為保密的原因，每個人駕照上隻有編号，沒有姓名。
雖然軍方希望洛斯阿拉莫斯成為一個嚴格管理的軍營，但奧斯海默很清楚，要把理論實體學加數學推倒出來的撞裂原子産生巨大能量的構想變成現實，制成一顆可以在實戰中使用的武器，需要多元背景的科學家和工程師跨學科通力合作，需要對各種各樣跨學科問題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而這種通力合作需要營造一種自由探讨的氛圍。雖然軍方總是希望通過人為的資訊分割來防止大多數科學家了解科研的全貌，減少資訊洩露的風險，奧斯海默卻努力說服了軍方，允許所有戴“白色徽章”的科學家自由地讨論他們的想法和問題。因為他很清楚，如果每位科學家隻了解自己需要了解的資訊，而缺乏清晰的全局認知，缺乏互相之間的思想碰撞，曼哈頓計劃是很難在短期内取得突破的。
在電影中，基裡安·墨菲飾演的奧本海默與馬特·達蒙飾演的格洛夫斯将軍有不少出彩的對手戲。格洛夫斯是曼哈頓計劃的軍方負責人，工程師出身的他最欣賞奧本海默的地方就是他對跨學科協同的了解。兩者的關系也很像創業者與投資人的關系，美國政府最終在曼哈頓計劃中投入了20億美元（換算成現在的美元是一筆天文數字的巨額投資），參與項目的人數也從初期的幾十人一度擴張到幾千人，幾百名科學家和他們的家屬搬來，再加上兩千多名軍人。小鎮的生育率也是以特别高，“第一年出生了80個孩子，第二年則是以每月10個孩子的速度增加”，諾蘭把這句書中的資料編成了格洛夫斯将軍嘴裡的台詞。奧本海默的小女兒也在這裡出生。
高科技創業企業成功的核心要素的如何吸引、管理和激勵聰明的頭腦，奧本海默顯然是無師自通。他的存在給予了一群頂尖科學家以凝聚力和歸屬感，每次項目取得新突破時，他都在現場。有一位科學家評價說，沒有奧本海默，曼哈頓計劃或許也能獲得成功，但每個人承受的壓力肯定更大，也一定不會有那麼高漲的熱情和那麼快的速度。
除了在現場參與每一場重要的科研讨論，每每能夠在讨論結束的時候做出精當的總結，幫助科學家們找到突破的路徑，奧本海默還是小鎮的市長和警長。他建立了一個鎮議會，讓科學家們可以充分踐行自治和民主，讨論生活相關的各種議題。
這種自治當然不會局限在生活領域。随着原子彈的研發與二次大戰的程序賽跑——第一次沙漠裡的原爆成功在1949年7月，當時希特勒已經自殺，而德國已經投降——科學家們讨論的焦點開始轉向原子彈作為一種武器在戰争中使用的倫理問題，并進而開始思索一旦原子彈被使用，會對未來的戰争和全球政治帶來哪些深遠的影響。
這種關乎倫理和政治的讨論，一開始是從非正式的聚會，題目涉及“這個可怕的武器會給這個世界帶來什麼”，“我們是在做好事還是壞事”，“我們是否應該擔心它将被如何使用”。原爆成功，聚會發展成由40多名科學家參與的正式會議，題目也變成了“世界政治中的原子彈”。在美國決定8月初向日本使用原子彈之前，有155名參與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在請願書上簽名，敦促杜魯門總統在沒有公開聲明投降條件的情況下，不要對日本使用原子武器。
類似的讨論，在美國高科技企業中一直存在，比如今年關于AGI（通用人工智能）倫理的讨論，聚焦于需要在GPT的使用上添加什麼樣的安全圍欄；又比如在上一輪AI熱潮期間關于AI用于未來武器中的激烈讨論。
這一點凸顯了科學家作為一個群體的特質。奧本海默很清楚，科學家加入曼哈頓計劃是為了科學研究，不是為了掙錢，他給所有人開出的薪酬都比照他們在加入項目之前的薪水。但這種為了科學研究的使命感也讓他們有一種為自己建立的技術負責任的态度。奧本海默雖然沒有直接參與科學家們的請願，但當他清晰認識到原子彈在實戰中的巨大殺傷力之後，他也清楚地認識到，限制核武、防止軍備競賽、避免地球因為核武器而毀滅，是自己的責任，誰讓自己是那個盜火的普羅米修斯。
“德國人”戰勝德國人
奧本海默是在量子力學在歐洲完成疊代之後進入曆史舞台的。他1920年代在歐洲的求學經曆，恰恰證明當時的歐洲——更确切地說是德國——仍然是科學研究的中心，而他則是那個中心的朝聖者。他最大功績是把量子力學的最新研究帶回美國，在伯克利和加州理工開宗立派，為美國人有機會在核能領域與德國人一争高下埋下伏筆。
本質上講，曼哈頓計劃是一場“德國人”與德國人的競争（甚至可以說猶太人與猶太人的競争），是像奧本海默這樣的第一代土生德國移民和一大批流亡美國的德裔或者講德語的猶太科學家，對陣德國本土的實體學家。
德國在20世紀30年代之前一直全球最重要的科學研究中心，猶太科學家在實體和數學領域扮演了重要角色。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後，學術系統内開始排斥猶太人，因為教授屬于公務員，一旦大規模解聘，這些人就必須自謀出路，出于自身安全和未來發展的考慮，大多數人選擇移民美國。二戰之後有研究人員統計，因為排猶導緻的人才損失，德國直到1980年代才逐漸恢複過來。
奧本海默的摯友實體學家拉比就曾經這麼評價自己的對手：“那群德國科學家都有誰，那些人我們其實都認識⋯⋯我們最終的結論是，他們可能與我們不相上下，或者領先一些。”值得八卦的是，領銜擔綱德國核武項目的是德國諾獎實體學家海森伯（在電影中由經常飾演德軍反派的馬提亞斯·施維赫夫客串），奧本海默曾經與他在海德堡大學相識，也一起追求過同一個女孩。這名女孩曾短暫旅居紐約，受到了奧本海默的殷勤款待，但最終還是選擇回德國嫁給海森伯。諾蘭的這部影片最大的槽點可能就是對奧本海默複雜男女關系的處理。
核武計劃是燒錢項目。與希特勒對實體學家始終無法信任相比，奧本海默獲得了美國政府的全力支援。影片中有一幕剛剛從丹麥被偷運出國的著名量子實體學家波爾來到了洛斯阿拉莫斯，分享了他最近一次與海森伯的對話。當知道海森伯的研究方向是反應堆時，奧本海默不禁額手稱慶，他知道海森伯的研究方向錯了，這意味着曼哈頓計劃的勝算更大。
1943年奧本海默就邀請著名的數學家馮·諾伊曼到拉斯馬拉莫斯（很可惜諾蘭的電影中沒有給馮·諾伊曼一次露臉的機會）。馮·諾伊曼是流亡美國匈牙利猶太科學家，成長在奧匈帝國，講德語。奧本海默向馮·諾伊曼請教原子彈的内爆設計是否可行。馮·諾伊曼經過計算認為至少從理論上說是可行的，增加了奧本海默的信心。
參加曼哈頓計劃的有一群來自布達佩斯的猶太科學家。這些操着口音的外鄉人在美國人看來，就好像是一群來自火星的異類，也被戲稱為火星人，仿佛他們是來自未來給地球人帶來智慧。這群匈牙利科學家自己卻并不認為有多了不起，談起各自的不同，他們最誇耀的還是馮·諾伊曼，認為他才是其中的翹楚。
與馮·諾伊曼這樣的數學天才，或者曼哈頓計劃中衆多諾獎實體學家相比，奧本海默是更年輕一代的學人，為什麼會被選擇成為負責人？
的确，當時很多人都會擔心一個沒有獲諾獎的相對年輕的科學家如何能夠吸引和駕馭一群諾獎得主一起工作。但奧本海默有自己的特長。他擅長将複雜的科學概念用簡單的，常人能夠了解的語言表述出來，是以他是那種特别有跨度的科學家，了解實體學全方位的發展。他的跨度讓他能夠将更多科學家聯絡起來，成為曼哈頓計劃的堅實後盾。
在實踐中，奧本海默也表現出驚人的管理者天賦，将項目管理條理分明，能夠抓住問題的核心，善于做人的工作，也能夠凝聚科學家的信心。同時他又有DAPRA創始人，著有《科學：無盡的前沿》的萬尼瓦爾·布什等人的支援，可以與華盛頓的核心政治圈建立比較穩固的聯系。換句話說，經曆了曼哈頓計劃，奧本海默展示出一種政治家的能力。原爆成功，他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登上《時代》封面，被譽為“原子彈之父”。他即興演講的才能更讓他矚目奪人。
如果諾蘭現象可以持續
諾蘭有一批忠實的粉絲。随着他電影題材的不斷切換，也會引發觀衆對全新領域研究的熱潮。《星際穿越》激發了大衆對光速旅行和蟲洞等宇宙科學與科幻題材的熱情；《信條》則更是颠覆了我們對傳統時間線的認知。
克裡斯托弗·諾蘭
《奧本海默》會延續這樣的諾蘭現象嗎？如果諾蘭現象持續，作為一部科學曆史題材複雜人物的傳記片或許可以開啟兩大領域的深入讨論：一是量子計算背後的量子力學發展史；二是從曆史、倫理和權力的視角深入探讨原子彈所引爆的科學與政治之間激烈的讨論。
要真正讀懂《奧本海默傳》，看懂電影《奧本海默》，還真得對20世紀初全球科學的發展以及具體到量子力學這一單個領域的發展下一番功夫。
20世紀初，實體學在短短兩代人就從宏觀和微觀兩個領域徹底颠覆了牛頓力學建構的世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徹底改變了我們對宇宙的認知。比他更年輕的一代北歐和德國學人則建構了量子力學，重塑了我們對微觀世界的了解。實體學家費曼說，“以常識來看，量子力學對自然的描述簡直荒謬。但是它與實驗結果完全吻合。是以我希望你能接受大自然的本來面目，她就是荒謬的。”
愛因斯坦一直沒能充分了解量子力學。他堅持認為，“我無論如何都确信，上帝不會擲骰子。”新一代學人波爾卻回應說，“不要告訴上帝怎麼做。”實體學發展的詭異之處恰恰在這裡：後來者永遠會颠覆前人，即使這位前人在幾年前還是一位“叛逆先鋒”。
諾蘭的電影中有太多影星客串實體學大師，不少人隻有一兩個鏡頭。要清楚他們到底扮演誰，還真得下苦功。
要全面了解原爆開啟的核時代的一系列問題，需要對奧本海默和他所處的時代做深入的挖掘。看完諾蘭的《奧本海默》，相信大多數人都會對原爆的威力，以及其對人類的潛在威脅充滿敬畏。拉比的評價毫不留情，認為曼哈頓計劃“使一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成為300年來實體學的頂峰。”
美軍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之後，奧本海默開始了對原子能更深遠的思考。他一方面為平民的大量傷亡而内疚，另一方面也為自己沒有能夠阻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使用而後悔。他更擔心世界陷入全新的軍備競賽，因為蘇聯看到原子彈的威力之後會不惜一切代價完成，而蘇聯也絕對不缺乏優秀的實體學家。
電影中重制了奧本海默觐見美國總統杜魯門的一幕。當他結結巴巴講出“我擔心自己的雙手沾滿鮮血”時，杜魯門大倒胃口地從胸前的口袋裡抽出手帕，寓意是幫你擦手，我手上的血比你多，輪不到你操心。
了解奧本海默的複雜，就要了解他作為科學家和潛在政治家的雙重角色。換句話說，奧本海默有野心的一面，曼哈頓計劃能夠調動如此衆多人力和資源來完成偉大的項目讓他嘗到了權力的滋味。顯然，他希望利用自己上《時代》封面，成為全美名人的效應，推動大衆對原子能的認知科普，推動全球範圍内對原子能發展的監管，避免核武器的軍備競賽。但他忽略了政治肮髒的一面，表面上名人的光環讓他可以與權勢人物交杯換盞，但幕後他要面對的卻是政客背後捅刀子，利用明規則和潛規則等各種方式下絆子，甚至深陷陰謀論的泥潭，對此他顯然毫無經驗也不知道如何準備。
另一位著名實體學家弗裡曼·戴森這麼評價奧本海默的野心：“參與制造滅絕種族的武器是浮士德式的交易⋯⋯後來他還像浮士德一樣，想與魔鬼讨價還價，結果自取滅亡。”
奧本海默人生最後的歲月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度過。院長的角色與曼哈頓計劃時的叱咤風雲不能比，與他野心中的平台也一定有很大的差距，但這并不妨礙他去營造一個把科學世界與人文世界結合起來的“學術旅店”，供短暫駐足的思想者休息、恢複和養精蓄銳，以便他們休憩之後繼續上路。
在這裡，他還可以跟愛因斯坦一起漫步。1950年，愛因斯坦在71歲生日的晚上對奧本海默說：“一旦人們受命做某件明智之事，之後的人生對他而言就異乎尋常。”《時代》評價愛因斯坦是一座裡程碑，而不是燈塔。作為傳主的奧本海默和作為影片的《奧本海默》何嘗不是一座裡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