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曆史的日常結構：黃仁宇和《萬曆十五年》

20世紀80年代，《萬曆十五年》是很多人的曆史啟蒙。平平淡淡的1587年，曆史學家黃仁宇卻從中窺探到曆史宿命，和中國曆史發展的軌迹。這對于當時習慣了階級史觀和農民史觀的讀者來說，無異于一聲春雷巨響。原來曆史還有如此詩意的筆觸，原來“大曆史觀”的宏大叙述有如此的魅力，原來怠惰的萬曆、執拗的海瑞和壯志未酬的戚繼光，和今天的我們依然似曾相識。

黃仁宇走上專業曆史研究的道路，和他曾經是曆史的見證者不無關系。經曆過緬甸的密林和東北的戰火，曆史對于他來講，是一股來自飽經世事的知識和感性的沖動。他想探究無數同齡人的命運跌宕起伏的原因，想要知悉為何有着千年文明的故國卻在西力東漸的潮流下如此虛弱不堪。他親身經曆的一切都指向遙遠的曆史，他卻希望能用曆史書寫迎接一個不再慘淡的未來。

在“數目字管理”、“道德取代技術”、“大曆史觀”，我們不僅看到了中國近代的苦難與奮鬥，還有一位曆史學者被壓抑的熱情和渴望了解的孤獨。也許，以今天的視角和學術史的意義來看，黃仁宇的判斷太過粗疏和武斷，充滿了不少以己度人和後見之明。但是黃仁宇依舊有不可取代的價值，他深沉的曆史感和對于官僚體制和結構的深刻洞察也許在今天仍未過時。也許當今天的我們再次翻開《萬曆十五年》重溫那些已經再熟悉不過的細節時，我們會想起曆史是由那些具體的人，日常運作的慣例和規則所驅動的。

以下内容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講給大家的中國史》，有删改。

作者｜楊照

《講給大家的中國曆史11》 作者：楊照 版本：見識城邦·中信出版社 2022年4月

黃仁宇先生所著的《萬曆十五年》是明史研究上非常奇特的一本書。這本書将兩種完全相反的内容巧妙甚至可以說不可思議地 結合在一起。在這本書中，我們會讀到很多細節，來自很底層很煩瑣的史料，像是《神宗實錄》。《實錄》裡保留了皇帝每天活動的記錄， 見了什麼人、說了什麼話，是為将來的人寫“正史”而保留的資料，極為龐雜，很難使用。即使是曆史學家在運用這種底層一手史料時，也通常心中已經有了特定要探索的題目，再去浏覽翻查， 才可快速排除不相幹的部分，找出自己認定重要的。而黃仁宇讀《實錄》，有很不一樣的眼光，挖掘出來寫進書裡的，常常是别人認為不重要的細節。然而提供了衆多細節的這樣一本書，其觀照的視野，卻又極其遼闊。基本上是要用一本書的篇幅說明明朝中葉從政治到社會到文人思想的總體結構，而且帶着高度問題意識，要讓讀者清楚感受到這樣的時代、這樣的政治、這樣的社會，哪裡不對勁，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這本書試圖改變我們看待明朝曆史的方式，更有野心要提供對 于明神宗之後的中國曆史，不一樣的觀點。黃仁宇自己是這樣說的：《萬曆十五年》一書雖隻叙述明末一個短時間的事迹，在設計上講卻屬于“大曆史”（macro-history）的範疇。“大曆史”與“小曆史”（micro-history）的不同，則是作者及讀者，不斤斤計較書中人物短時片面的賢愚得失。其重點在将這些事迹與我們今日的處境互相印證，也不隻抓住一言一事，借題發揮，而應竭力将當日社會輪廓，盡量勾畫，庶幾不緻因材料參差，造成偏激的印象。這是第一段。第二段他接着說：中國的革命，好像一個長隧道，需要 101 年才可通過。我們的生命最長也無逾 99 年。以短衡長，我們對曆史局部的反應，不足成為大曆史。讀者若想要高瞻遠矚，首先必将曆史背景推後三四百年。《萬曆十五年》旨意于是，因之我們才可以确切看到中國傳統的社會、政治、經濟、思想等等有它的結構與節奏，也有它們牢不可拔的特點。與新時代應有的條件一比，距離過大，一到必須改革創造之際，不可避免一個地覆天翻的局面。

這是《萬曆十五年》（台灣食貨出版社）中文版自序最前面兩段。這本書最早是用英文寫成，在美國出版的，後來有學生和助理參與，黃仁宇自己主導将書的内容翻譯成中文，另外為中文版寫 了一篇英文版沒有的序文。在英文版中他提到了“大曆史”（ macro-history）的概念， 但在中文版裡，他強調的是“革命好像一條長隧道”。中文版的說法有着黃仁宇自身特殊的經曆，是帶着強烈感情寫出來的。英文版的讀者無法體會，這本書的題材是明朝的曆史，但黃仁宇的寫作動機卻絕對不是單純為了要了解明朝。甚至可以說，正因為有這樣的超越了解明朝以外的動機，這本書才會寫得如此傑出、如此精彩。

《萬曆十五年》當然是精彩的明朝史研究，但是任何一位隻是在意要将明朝曆史弄清楚的曆史研究者，絕對寫不出這樣的書來。黃仁宇說革命像是一條長度 101年的隧道，而我們人壽再長，不會超過 99 年。談明史為什麼會扯到革命呢？因為這裡顯現的，不 是曆史、曆史學知識的背景，而是黃仁宇人生的背景。他在書中探索、呈現的，不是單純客觀的知識，而是一個存在問題的解答。

中國為何無法成功地回應西方沖擊？

《萬曆十五年》中文版的作者簡介告訴我們：黃仁宇，1918 年生于湖南，天津南開大學肄業。他大學沒有念完。依照正常的學程，應該 22 歲從大學畢業，算一下，他 22 歲那年是 1940 年，那是抗戰時期。是以他離開了南開大學，進了成都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因為進入了抗戰後期，太平洋戰争爆發了，中國和美國并肩作戰，他得以有機會到美國。他得到的正式學位，一個是“美國陸軍參謀大學畢業”，另一個則是“美國密歇根大學曆史學博士”。

他可不是正常進大學得到學士學位，再進修碩士，然後進博士班，最後取得博士學位。在這中間有“曆任國軍排長、連長、參謀等各級軍官”，然後是“随國民政府駐日代表團團長朱世明将軍解職退伍”。退伍之後，他才得以在美國攻讀研究所學生，才最終得到密歇根大學的曆史學博士學位。他成長于中國最動蕩的時期。1918 年是“五四運動”的前一年，中國共産黨成立的前三年。用殷海光（1919 年出生）的話 形容，他們這一代是“後五四人物”，沒有趕上“五四”的光輝風華，卻深受“五四”所創造的新文化最強烈的影響、模塑。“後五四人物”的青春時光沒有辦法用在文化創造上，而是經曆了戰争的磨難，而且黃仁宇還是在第一線上以軍人身份見證了戰争，大學沒有畢業就應召從軍，再進了軍官學校。以軍人身份去美國受訓，他得以和“五四”的文化知識背景接軌，接觸到西方的知識與生活。

戰争與軍事生涯拖遲了黃仁宇的學術文化追求。他到 1968 年才在美國找到教職，再算一下，那年他已經 50 歲了。他在美國密歇根大學攻讀博士，他的老師是當時任教于密歇根大學的餘英時，而餘英時出生于 1931 年，比黃仁宇小 13 歲！黃仁宇是不折不扣的老博士生。

《萬曆十五年》作者：黃仁宇 版本：中華書局 2022年4月

可以這樣說，黃仁宇的前半生，被時代和國家耽誤了。他的經曆用傳統說法來說是“折節讀書”，放下軍旅的成就，中年以後重新安靜下來做學問。是以不隻有一種正常讀書人不會有的知識饑渴，而且他特殊的生命經曆必定會影響他如何看待曆史，如何研究曆史。

他念茲在茲的是：為什麼中國如此悲慘？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時代，眼前看來都是不成功的改革、一連串革命的挫折？他出生時，辛亥革命已經成功7年了，然而他卻從來沒有享受過革命成功帶來的好處。

革命為什麼無法完成？在書序中，黃仁宇就是要告訴我們，這是他心中的根本大問題，他之是以研究曆史，是為了認真追求這個大問題的答案。很多人困惑于這個問題，不過一般的答案都局限于個人有限的生命時間尺度，找出了袁世凱很可惡、軍閥惡搞割據、蔣介石不抗日、汪精衛賣國等原因。

但黃仁宇察覺到革命的來龍去脈，和我們個人的生命不是同樣的時間尺度，用個人的時間尺度，傾向從現實裡去找答案，可是如果要用不同的尺度，那就必須往曆史中去探找。向後推，很容易就看到鴉片戰争，看到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影響。

黃仁宇在美國也和費正清上過課，很熟悉當時最流行的 “西方沖擊，中國反應”觀點。1840 年之後，中國曆史最主要的現象是西方勢力帶來了一波波前所未有的挑戰，刺激中國不得不摸索做出各種反應，革命是其中一種反應。于是革命的失敗也和之前的其他反應，例如自強運動、變法維新一樣，都是這套傳統無法應對西方挑戰的結果。

不過顯然黃仁宇的疑問無法停止于這樣的解答上。他認真再往前追溯：那為什麼在西方沖擊來到中國時，中國無法成功地響應，因而釀造了黃仁宇他們這一代人必須親身忍受的種種痛苦？其中一項具體的痛苦，是和日本人打仗。

黃仁宇是一個曾經冷靜地和日本人打過仗的中國人。他那一代有過戰争經驗的中國人，其中一種終生仇恨日本，激動得不想再和日本有任何關系；另外一種則雖然也終生仇恨日本，卻念茲在茲思考日本，在他們腦中不斷盤桓一個疑問：為什麼同樣遭受西方來的狂風暴雨般沖擊，日本的回應遠比中國好得多，成功得多，以至于最後甚至以中國作為他們成功響應西方強大升起後的踏腳石？

顯然黃仁宇屬于後面這種人。比較中國和日本，他更明确要問：為什麼中國颠颠踬踬走了很久走不出來的這條革命長隧道，日本卻走出來了？《萬曆十五年》中文版序中他說：

我們小時候讀書，總以為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在短時間把一 切弄得頭頭是道。殊不知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其社會已在 步商業化。況且明治維新進步過猛，其内部不健全的地方仍然要 經過炮火的洗禮，于世界第二次大戰後，忍痛改造。

這麼簡單的一段話，表達了黃仁宇的态度。經過和日本曆史的比對，他認識到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必須更進一步往上追溯，去看西方沖擊來到之前的中國社會，看是什麼樣的因素，使得中國無法有效地應對西方的沖擊，而在西方沖擊中一蹶不振。

他不斷認真地往前找，最終找到的答案是：如果我們能夠好好地看清楚并解釋 1587 年，16 世紀末的中國，就不會意外後來中國會如此難以适應新挑戰，會遲遲無法推動新改革。

集中在一個特定尺度上的“大曆史”

黃仁宇提出“大曆史”的觀念，和“小曆史”對照，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重點在于“作者及讀者不斤斤計較書中人物短時片面的 賢愚得失”。這話有兩方面的意思。

一方面是告訴我們，《萬曆十五年》書中講到明神宗、申時行、 戚繼光、李贽、張居正，不是為了要從當時的情況去讨論他們誰是好人、誰是壞人，誰這裡做對了、誰那裡做錯了。而是從一個更長遠的“大曆史”角度去看，他們代表了什麼。另一方面，他也要擺脫從現實、狹窄的角度來看現代史，來解釋中國革命的成敗 得失。

這篇序文寫成于 1985 年，離黃仁宇去世隻有十幾年時間。在那十幾年中，他反複不斷以各種方式，運用各種史料來讨論“大曆史”。他從西方近代曆史變化角度寫了《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 從中國通史角度寫了《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

黃仁宇提出的“大曆史”觀念，和法國“年鑒學派”的主張看 起來有相似之處，但根本上不一樣。“年鑒學派”建構的曆史比較 接近完全曆史：曆史有各種不同的變化速度，要用不同的時間尺度來衡量、來看待，依照時間尺度來觀察、記錄各種不同節奏快慢的變化。将這些不同節奏快慢的變化放在一起，才能夠将曆史的許 多環節解釋清楚。

法國年鑒學派曆史學家布羅代爾

例如說地理，看起來完全不動的因素，卻必然影響甚至決定一個國家的軍事發展政策與條件優劣。“年鑒學派”也強調不能忽視變化較慢的部分，但相較之下，黃仁宇更重視一種人際互動模式所 構成的社會結構，對于比這個變化更慢的地理、農業、城鄉動線等等，他就沒有那麼在意。也就是他的“大曆史”集中在一個特定的尺度上，和“年鑒學派”整合各種尺度的野心仍然差別明顯。

黃仁宇是抱持着現代中國“革命史觀”問題意識去研究明朝曆史的。他不是要看明朝本身發生的事，而是要探讨明朝所形成的 社會結構。了解他的這份根本、深厚用心，我們更能體會到黃仁宇了不起的曆史寫作技巧。

一般的曆史研究者、講述者，當要說明中國社會結構時，一 定會動用一套結構性的語言。“皇權”“相權”“儒生”“官僚體 制”“商人階層”……用這種抽象、集體性的語彙來描述、解釋社 會結構。談結構，就像蓋房子一樣，将房子先分出地基、梁、柱、 牆、屋頂等等，才能讨論這些部分的彼此關系如何形成。

黃仁宇的思考方式卻是：所謂結構，就是潛藏在表面變化之下，卻比表面變化更根本更重要，甚至決定、左右了表面變化的各 種因素、各種力量。那麼換相反方向看，真正有決定性作用的結構，就應該和表面的變化有着清楚的聯結。也就是如果結構是基本，而且真的那麼基本的話，那麼摘取表面的現象，即便是微小的現象，都應該能夠聯系到底下的結構因素。如果表面現象聯系不到底層結構，那豈不就表示那結構不夠根本，不是真正根本嗎？

于是他有了一個大膽的想法：在曆史上挑出一年，整理這一年 中發生的各種現象，然後用這些現象回推去認識、去展現那段曆史 的結構性決定因素。這是高度原創的論理形式，而黃仁宇還用同 樣具備高度原創性的叙事文字來表現論理上的創意。

1587 年 —無關緊要、沒有大事發生的一年？

《萬曆十五年》先以英文寫成，在美國由耶魯大學出版，書名是 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由大學出版社印行，表明 了這本書的學術性質，出版之後，前八年這本書都沒有印平裝本。這在學術書領域中很常見，因為針對的是圖書館或專業讀者，想讀、要買的人不會為了售價而改變心意，出版社當然不需要以平裝低價來擴充銷量，維持精裝高價可以有較高的收入。

一本關于中國的書，而且既非通論性質，也非關系時事現實議題，是講絕大部分美國人都沒聽過的明朝，可想而知就算出較為低 價的平裝版，也不會吸引多少讀者。

然而黃仁宇這本書創下了耶魯大學出版部精裝本學術書的暢銷紀錄，賣出了十幾萬本，成績比很多平裝本圖書都要好。這是一個奇特的現象，值得注意、需要解釋。為什麼那麼暢銷？而明明暢銷了，為什麼出版社卻不出平裝本？

因為出版社準确判斷出會買這本書的人，不僅僅是因為對中國曆史有研究、有興趣，他們基本上因為口碑推薦而來，主要是對于書名中顯示的曆史研究法、曆史寫法感到新鮮好奇。也就是說這是一群有相當人文知識專業訓練的讀者，他們很清楚自己要從這本 書中讀到什麼、得到什麼，也就有很強烈的動機願意多付一點錢買精裝本。

書名中最誘人的是“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這在中文版中不見了。無關緊要的一年，沒有大事發生的一年。一本曆史書，選擇隻講一年的曆史，已經不尋常了，更奇怪的是，竟然還刻意選了一個不重要的年份。

這明顯違背了曆史學的常識，甚至違背了更普遍的記錄原則。小時候老師教你開始寫日記，一定告誡你：不要寫洗臉刷牙、吃飯睡覺。那是日常，那是平常，日記要寫今天和别天不一樣、特别發生了的事，或特别的感想。

曆史記錄也就是從這樣的原則擴大而來，有事則長、無事則短，記錄之先一定要判斷重要不重要。但黃仁宇寫的曆史書卻是擺明選了不重要的一年來寫。這是很巧妙、很有效的政策，立刻吸引了這類書籍讀者的注意，而且也理所當然為讀這本書的人提供了對其他人介紹以及和别人讨論本書的重點。

這本書的内容并不是真的隻限于 1587 這一年，但如此定書名 表現出很不一樣的曆史态度與曆史學方法。選無關緊要的一年，意味着不被表面的“大事件”所眩惑，我們得以看到一個時代、一 個社會的結構組成。

“大事件”之是以是眩惑，因為其中牽涉到許多偶然因素，描述“大事件”要花很多工夫、篇幅在這些偶然因素上，更因為偶然的介入，很難對“大事件”給出完整的解釋。從叙述到解釋，一 定會有“恰好”“不巧”“沒想到”“偏偏是”這一類的字詞标示了解釋之困窮。

沒有大事，才能從表面的正常、平靜中，看出一個時代的政治、社會、經濟運作規則。這樣的時刻，不會真的什麼事都沒發生，于是還可以換一個角度看到，一些從“小曆史”角度不被重視的事，如果換了“大曆史”眼光之後，其實影響甚大。如此又将 “No Significance”—無關緊要，變成了吊詭、不确定的形容， 是從什麼樣的曆史研究與了解角度判斷為無關緊要的呢？

不看人物的短時片面，看更根本的結構

1588 年 1 月，但以農曆計算還在前一年的十二月，一代名将戚繼光去世了。依照黃仁宇的評斷，戚繼光最重要的曆史地位，建立在為明朝打造了一種特殊的軍事組織，之前沒有出現過，之後也無法再造。

電影《蕩寇風雲》中的戚繼光

也無法再造。黃仁宇在書中解釋得很清楚，那是因為戚繼光的軍隊，不是中 國傳統社會結構所能承擔的。戚繼光去世時，沒有人能看見，那 是一個時代的結束，而且是中國唯一的一次軍事改革實驗到此落幕 了。也是要到後來，有了寬廣的曆史眼光，才會看出來曆史的巧 合竟然銜接得那麼緊密。同一時期在歐洲發生的最重要的事，是 英國海軍擊敗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将世界曆史帶進了新的海權時 代，而中國剛剛錯失了可能參與的關鍵條件。

又例如在 1587 年當時看起來的一件小事，一件 No Significance （無關緊要）的事，在東北邊境的建州衛有一個部落的領袖逞其武勇，攻打周圍的鄰人，消息傳到朝廷，大臣分成兩派争議到底該剿 還是該撫。一度要剿的主張占了上風，但派去的軍隊卻被打敗了， 于是轉而變成要撫的主張被采納了，實質上就是恃其距離遙遠，不理不管算了。

那個武勇的部落領袖，叫努爾哈赤，他的名字在 1587 年第一 次出現在明朝的記錄中。

努爾哈赤的行為，以及明朝朝臣讨論與決策到執行并轉向的過程，有哪些是偶然的？又有哪些反映了結構性、近乎必然的現象或問題？回頭看曆史，從後見之明，我們常常扼腕，當時怎麼會如此輕忽，怎麼會就這樣放過了可以節制、壓抑後金崛起的大好機會呢？

千金難買早知道，而我們卻總愛用“早知道”來看待及評論曆 史，這就是黃仁宇所說的“斤斤計較書中人物短時片面的賢愚得失”的态度。

黃仁宇在書中試圖讓我們看到，這不是少數幾個人的錯誤判斷，而是：首先，當時明朝的軍事組織與軍事運作，沒有條件可以出關打努爾哈赤。其次，要建立足夠的軍事力量出關壓制努爾哈赤，明朝需要完成如同戚繼光所從事的改革，但戚繼光的遭遇卻已經證明了這樣的改革無法徹底，也不可能複制。派戚繼光去打努 爾哈赤也不可能勝利。

那不是戚繼光的能力問題，不是這些大臣的判斷是否正确，而是由更根本也更龐大難以改變的結構所決定的。

什麼是結構？例如說國家财政是結構的重要一環，黃仁宇撰寫《萬曆十五年》之前，他所出版的著作，從他的博士論文擴充改寫的，就是探讨 16 世紀中國的财政狀況。書中清楚列出了那套制度的錯雜夾纏問題。

《邊鎮糧饷》作者：賴建誠 版本：啟真館·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0年8月

現代國家的财政基礎，都是總入總出的原則。國家的各種收入，每個人每個公司所繳的各種稅，都進入國庫，然後由國庫去支付所需的各種公共花費。如此才能有預算與結算，預算和結算都必定是分成“收入”總項和“支出”總項的，也才能算出收支是否平衡，盈餘多少或短绌多少。

明朝的财政不是這樣總體安排的。軍費歸地方政府負擔，而由中央朝廷負責規劃。如果在薊州有兩萬士兵，朝廷指令河北、 山東負責張羅他們的所需。但如果這時河北、山東遇到幹旱，他們需要救濟，他們也向朝廷要錢。意思是各個不同項目分别處理， 沒有統收統支，也就無法在各項目間合理、有效地調節。不斷有 新的項目産生，每一個項目都産生新的行政程式，到後來必定是無論中央或地方都算不清自己的财務狀況，等于是大家都隻能見樹而沒有人能夠見林，不隻是沒有人能掌握國家的總體财政狀況，就連地方機關的賬也都是一團混亂。

原本河北、山東用兵籌了軍費，如果戰事轉到山西，山西苦哈哈籌不出軍費，這時卻無法将河北、山東省下來的軍費撥給山西使用，于是就隻能眼睜睜看着因為山西軍費短缺，而使得轉往山西的 戰鬥由勝而敗，然後再來追究山西戰敗的人事責任。當時的政治體系用這種方式追究責任，後世讀曆史的人很容易跟着如此“斤斤 計較書中人物短時片面的賢愚得失”，這就是黃仁宇試圖要避免的 一種态度。